在現代都市中，有這樣一個群體：他們從農村來到都市，被稱為『農民工』，做著城裡人不願意乾的苦、髒、累活兒。

　　農民進城，是城市化進程中的一個重要現象。在黑龍江省，各地幾乎都有大批農民進城務工，從賣菜的、造樓的到搞裝潢的。據統計，哈市有農民工40萬之眾，王崗一個鎮，就有3萬人在外地打工。

　　這些進城的農民，『一只腳』已經跨進了城市的門檻。今天的農民，明天也許就是市民。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他們還沒有真正地成為城裡人，沒有完全融入城市的生活。從身份上說，他們還是城市的『邊緣人』。

　　城市對這個階層的態度，改革開發20年來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開始是驅趕，遣送回鄉。後來，把他們稱之為『盲流』、『游民』、『黑戶口』，不受歡迎。現在，他們被稱為『准市民』、『城市邊緣人』。對這樣一種稱謂，黑龍江大學張政文教授指出，這不僅是其意義上的中性，而且比較准確地反映了這個階層在城市中的地位。這種地位的形成有其深層次的社會和歷史背景。比如，由於身份的原因，他們無法享受與城市市民同等的權利，在子女讀書等方面遇到困難。有的城裡人對民工缺少應有的尊重，對其另眼相看，有的地方甚至將違法犯罪等社會陰暗面直接與外來民工掛鉤。這些都從心理上挫傷了民工階層。

　　在一個正在裝修的住宅裡，記者與來自哈市郊區的木工小張聊天。他告訴記者，每天工作時間都在10小時左右，因為住在正裝修的房子裡，吃完飯接著乾，每天晚上一躺下，渾身就像散了架。『我已經乾了8年了，好歹乾完一家能有個近萬元的收入，比在家裡種地強。』他指了指身上的灰土說，『還好，你沒有條件反射，嫌我髒。這是對我的尊重。』

　　記者在南崗區一個攤位前采訪了一位賣燒餅的民工。他告訴記者，他主要是想到城裡賺點錢，回家蓋房子。『在城裡打工，心裡總沒底，孩子上學的事也挺犯愁。』記者在采訪中發現，許多民工在城市與農村之間來回跑。農閑進城，農忙回鄉，在城市與鄉村間游走，他們既青睞城市的生活，又無力解決妻兒進城帶來的問題。

　　社會交往的局限，使農民工無法與城裡人融為一體。記者采訪了許多農民工，他們一個共同的苦惱幾乎都是無法與城裡人交往，只能在狹小的老鄉圈子裡活動。來哈市已有6年多的小老板李先生說，他在城裡雖然已經立足了，但在這個城市裡，這麼多年來，還缺少知心朋友。

　　觀察農民工的生存狀態，他們的境遇反映了現行戶籍制度滯後於城市化的步伐。戶籍制度是計劃經濟體制下的重要管理措施，但到了市場經濟環境下某種程度上阻礙了農民工階層在城市發揮作用。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戶籍制度不斷進行改革，事實證明，每一次改革，都大大釋放了農民工在城市能量的發揮。比如，今年以來，哈市出臺了城市戶籍改革措施，鼓勵有合法職業和穩定收入的農民進城。這一門檻降低後，不少農民進入城市，買房置業。不過，現在對打工人員還沒有相關政策。

　　與哈市相比，有些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戶口准入政策，更加靈活、寬松。2000年，青島市明確提出加快農業人口就地轉化政策；2001年4月，廣西宣布將逐步取消『農轉非』計劃指標限制，今後將逐步用身份證制度代替戶籍管理制度；同年7月，寧波取消了農村人口進城鎮落戶指標的限制，實行按居住地登記戶口；12月，天津規定工作滿3年的大學本科以上人員，其配偶、子女戶口可全部進津，並辦理『農轉非』；石家莊更徹底，2001年8月1日，該市公布『直系親屬投靠、外來投資、管理技術人員、買房、大中專畢業生分配』等7條全面放開戶籍的准入政策。今年6月15日，地處中國改革開放前沿的上海又傳來消息：對常住上海的引進人纔、外來務工人員及其直系親屬實行居住證制度，持有居住證的外來人員享受的待遇與上海市居民相差無幾。這項被稱為『新戶口』政策的出臺，無疑為中國大城市的戶籍制度改革，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哈工大楊承博士談到戶籍制度變革時說：『國際通行的人口管理辦法是身份證管理制度。中國市場經濟發展到今天，打破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戶籍制度，對於推動中國城市化進程、促進勞動力資源合理流動、縮小城鄉收入差距、轉變中國人社會生存上的文化觀念，以及實現公民生存狀態的公平、平等，都具有十分深遠的意義。』

　　農民要真正變為市民，呼喚戶籍制度更徹底的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