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網４月２１日電培養和輸送俄語翻譯人纔，向來是黑龍江省的一大優勢，特別是一些傑出的俄羅斯文學翻譯家，大部分是黑龍江人或是在黑龍江生活過、工作過的。提起那一串長長的名字，我們如數家珍。黑龍江大學的前身———哈爾濱外國語專門學校，被人們形象地稱為『翻譯家的搖籃』。大量的俄蘇文學翻譯精品，讓黑龍江在全國一度領先。近日，記者走訪了老一輩翻譯家，了解到黑龍江文學翻譯工作的近況。
古稀之人擔綱主力，能橕多久？
黑龍江省翻譯工作者協會常務副會長、文學翻譯家郝建恆先生說，提起俄語翻譯人纔的培養，人們會不約而同地想起哈爾濱外國語專門學校（黑龍江大學前身），其歷史可追溯至1941年。當時是延安抗日軍政大學三分校俄文隊。1956年，其昇格為哈爾濱外國語學院，是全國俄語師資力量最雄厚、俄語畢業生最多的學校，據統計，在黑龍江大學組建之前的10年裡就培養了近7000名畢業生。還開設了研究生班，培養博士生，每年都派出一定數量的教師留學蘇聯。大批湧現的俄語人纔中，不少人成為我國一流的文學翻譯家。
建國初期，我國在對外關系上發生重大變化，俄蘇文學作品受到廣泛歡迎，在這種政治背景下，黑龍江出現了俄蘇文學作品翻譯的高潮，相繼翻譯的作品主要有：《靜靜的頓河》、《祖國頌》、《衝擊柏林》、《生命之歌》、《在一個靜靜的村莊裡》、《船長與大尉》、《奧庫洛夫鎮》、《森林之歌》、《古撒哥夫斯基》、《瓦杜丁將軍》、《在主要戰場上》、《瓦杜丁將軍的道路》、《茹爾賓一家》、《克裡姆·薩姆金的一生》、《母親》、《契訶夫小說集》等。
20世紀60年代初，中蘇關系惡化，加之『文革』的摧殘，原本蓬勃的文學翻譯事業基本上停頓下來。直到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黑龍江的翻譯文學再次繁榮，一個作品可以發行到幾萬冊甚至十幾萬冊。短短10年間，黑龍江的翻譯文學在全國佔有重要的一席，而俄蘇文學作品的翻譯更是獨領風騷。多家出版社相繼出版了大量的俄蘇文學精品，譯者絕大多數都是黑龍江人。如古典作品有《葉夫根尼·奧涅金》、《聰明誤》、《伊戈爾出征記》、《巴拉達號三桅戰艦》等；現代作品有《俄羅斯森林》、《啊，西伯利亞》、《布列斯特要塞》、《苦難的標志》、《苦難的歷程》、《故鄉》、《莽原》、《洪流》、《十二把椅子》、《阿紐塔》、《大地的精華》、《三個女性》、《悲傷的偵探》、《第五個是死者》等等，此外還出版了大量俄蘇文學家傳記叢書。
九十年代，隨著蘇聯的解體，動蕩的局勢給其文學界帶來了衝擊，加之歐美文學的走俏，俄蘇文學的翻譯逐漸走向低谷，到九十年代末期，市面上已經很少見到新譯的俄蘇文學作品了。與此同時，翻譯家隊伍年齡偏大、後繼乏人的問題也變得十分突出。
據郝建恆介紹，目前省譯協有會員近600人，平均年齡在50歲以上。尤其是文學翻譯年齡偏高，40歲以下的鳳毛麟角，五六十歲的僅有五六個人，多數人已近古稀之年。郝教授今年75歲，他的學生都已是花甲之人，他們是目前俄羅斯文學翻譯的主力，很難想象這樣一支青黃不接的隊伍還能橕多久。
靠『奉獻』和『熱愛』，能否留住人纔？
是什麼導致了俄羅斯文學翻譯隊伍出現斷層？記者隨後采訪了多位專家。
首先是大環境的問題。翻譯家徐昌漢說，隨著蘇聯的解體，俄羅斯的社會處在轉型期，經濟不景氣，人們對歐美發達國家的關注自然大大超過俄羅斯。於是，英語熱、俄語冷，歐美文學受歡迎、俄羅斯文學受冷落便成了大勢所趨。黑大博士生導師、翻譯家李錫胤說，現在的年輕人在選擇學科時都會考慮它的實用性，對將來的就業是否有幫助。而俄語畢竟不像英語那樣實用，尤其是文學翻譯，他的職業范圍太窄了，社會的需求量不大，人纔自然就會減少。
其次是人纔待遇的問題。黑大俄羅斯文學研究所主任金亞娜認為，一些規章制度制約了文學翻譯的發展，譬如大部分高校都規定，譯著不算科研成果，不能用來評職稱，而且文學譯著不能參加社科院、教育廳、文聯組織的評獎，而譯協自己組織的評獎又沒有分量。在談到這個問題時，郝建恆說，省社科院每兩年評選一次優秀科研成果獎，像文藝理論、文學史等屬於社科類的文學譯著可以參加評選，但是小說、詩歌這樣屬於文學創作類的文學譯著是不能參評的，這類譯著只能參評文聯組織的評選，而文聯又沒有為文學譯著設立獎項，於是，外國小說、詩歌等文學譯著的評獎就成了『真空』。金亞娜還說，由於嚴肅文學讀者群的減少，出版社能付給翻譯的稿酬相當低，有些人花大量心血翻譯出了作品，所得的報酬遠不如講課費高。
最重要的還是陣地的問題。李錫胤說，五六十年代的時候，像《人民日報》、《光明日報》、《解放日報》等一些有影響的報紙，都為譯著開闢過專欄，然後再有選擇地編輯出書。現在這樣的陣地幾乎沒有了。翻譯家王忠亮說，自己翻譯的好幾部作品都放在家裡，出版社不願意出，自己又捨不得丟，就壓在那兒。郝建恆說，快餐文化的興起仿佛一下子就讓嚴肅文學沒有了陣地，出版社寧可出所謂名人、明星的自傳、影集，也不願意出不再『吃香』的文學作品。但沒辦法，出版社也是為了生存。郝建恆用三個數字來說明今昔的差別，1980年，他譯的《故鄉》印了14萬冊，很快銷售一空；1982年他譯的《洪流》印了48000冊，賣的還可以；1998年，他譯的《莽原》只印了3000冊，到現在還沒賣完！
還有俄羅斯文學界也正處在彷徨期。王忠亮說，目前的俄羅斯文學現狀很亂，老一輩作家光芒不再，甚至高爾基、馬爾科夫這樣的文學大家都受到抨擊；而新一代作家比較靠近西方文學，寫人性、寫愛情，對於他們還不能過早地下結論，這也給研究和翻譯俄羅斯文學的人帶來了困惑。
哈師大外語學院名譽院長、翻譯家甘雨澤說，翻譯一部文學作品，需要譯者有很深的文學功底和外語功底，還要博學多纔，並且沈浸下來，反復閱讀吃透作品、甚至要不斷培養對作品中人物的感情，纔能傳神地譯出好作品。
具有這樣的綜合性纔能的人纔，要他甘於寂寞，面對待遇不高、不被重視、缺少陣地等問題安之若素，顯然是不可能的。難怪文學翻譯隊伍會青黃不接了。
『要不是因為熱愛，哪能堅持到現在。』采訪中，記者聽到最多的就是老翻譯家們說的這句話，然而，僅靠『奉獻』和『熱愛』，能留住乃至吸引更多的人纔嗎？
盤活僵局，我們還能走幾步棋？
難道就這樣『順其自然』，讓原本是『強項』的俄羅斯文學翻譯的隊伍自生自滅？采訪中，翻譯家們提出了許多有益的設想，值得深思。面對僵局，我們最少還可以走三步棋———
第一步，設立文學翻譯研究生專業。郝建恆建議，黑龍江在俄語教育方面有足夠的優勢，因此在高校設立文學翻譯研究生專業應該是當務之急，培養一定數量的人纔，可以不求『量』而求『質』，起碼保證文學翻譯隊伍不要斷檔。在這方面，金亞娜做了有益的嘗試，她為自己帶的3個博士生開設了『文學翻譯課』，已初見成效，這門課將作為博士生的學位基礎課固定下來。
第二步，結合市場，培養讀者群。這是翻譯家甘雨澤提出的，他在2000年主編翻譯的『俄羅斯反犯罪小說系列』一套6本，由北方文藝出版社出版，8000冊很快銷售一空；2001年他又主編了『俄羅斯黑手黨與政權小說系列』，首印5000冊，再版又印了4000冊，在全國引起很大反響；之後他又主編出版了『俄羅斯新貴小說系列』，首印8000冊，同樣取得不錯的銷量。甘雨澤認為，作為文學翻譯家，首先要了解市場，尤其是外文出版的情況，這樣纔能有針對性地翻譯出版能夠受到讀者歡迎的作品。這些年來歐美文學佔領市場，俄羅斯文學幾乎沒有出版過什麼新譯本，主要原因就是讀者不再喜歡那些過於『沈重』的名著。作為譯者，也應該適當地向讀者介紹一些通俗的文學作品，它雖然文學價值不高，但貼近生活、讀者面廣，故事性很強，同時也反映了社會中的一些真實情況，一些好的作品也很有深度。甘雨澤認為，用這類作品吸引讀者、爭取陣地，在讀者對俄羅斯文學作品有了一定的了解和興趣之後，再加以引導，不失為一步好棋。
第三步，為譯著評選設立獎項。文學翻譯家們一致呼吁，其它文藝作品都有獎可評：魯迅文學獎、曹禺戲劇文學獎、『五個一工程』獎、文華獎、飛天獎、金鷹獎……為什麼就文學作品翻譯無獎可評？譯者不能靠作品評職稱、算成果，誰還會用十年八年的時間，潛心翻譯一部巨著？所以，當務之急應該設立一個譯著參評的獎項。
我省培養的文學翻譯家及代表作
張錫儔《丹娘》、《日日夜夜》；李錫胤《聰明誤》、《伊戈爾出征記》；錢育纔《普羅柯菲·聶克托夫》、《解凍》（第2部）；佟軻《瓦杜丁將軍》；力岡《靜靜的頓河》、《上尉的女兒》、《安娜·卡列尼娜》、《復活》；郝建恆《故鄉》、《洪流》、《莽原》；陳殿興《和解》；王士燮《苦難的歷程》、《青年近衛軍》、《死魂靈》；孫維韜《愛的啟蒙》；徐昌漢《十二把椅子》、《莫斯科鬼影》、《一個人的遭遇》；刁紹華《村中三日》；姜長斌《俄羅斯森林》；高文風《迦爾洵短篇小說集》；俞啟驤《苦難的標志》；張會森《屠格涅夫全集》第七卷；王育倫《一日長於百年》；王忠亮《大獨裁者》；孫厚惠《阿紐塔》；宋嗣喜《青年女教師》；潘稼民《列寧在十月》、《罪與罰》；黃樹南《黑母雞》、《暴風雨的女兒》；甘雨澤《生活正應該這樣》、《流浪兒歷險記》；金亞娜《大地的精華》、《如履薄冰》、《魔鬼的峽谷》。
曾在黑龍江生活工作過的翻譯家及譯著
金人《靜靜的頓河》、《荒漠中的城》、《茹爾賓一家》、《契訶夫小說集》姜椿芳《列寧在十月》、《結婚》、《賭棍》、《貴族之家》王季愚《在人間》趙洵《貴族之家》、《夏夜集》李克異《泥沼》、《森林的寂寞》高莽《保爾·柯察金》、《永不掉隊》、《臭蟲》、《澡堂》、《西班牙人》、《團隊之子》丘琴《蘇聯詩選》、《普希金全集》、《馬雅可夫斯基選集》沈穎《前夜》、《十二封信》、《驛站長》、《教育之果》張鐵弦《左撇子》、《煙斗》徐立群《俄羅斯人》、《普通一兵》、《米丘林》、《烽火年代》王汶《草原的太陽》、《氣球上的五星期》孔柯嘉《破產者》、《幸福》劉遲《斯大林格勒戰役》、《絞刑架下的報告》陳涓《鄉村女教師》、《米丘林》孟廣鈞《攻克柏林》、《難忘的1919年》王澍《卓雅》、《偉大的轉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