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2月14日電一提到進城務工人員權益受到侵害,人們就會想到『工資拖欠』,實際上,進城打工難,已不僅僅難在工資問題上,子女受教育難、人格受歧視、精神文化生活匱乏和社會保障缺失等問題無不困擾著進城務工人員。最近,黑龍江省青少年研究所研究人員對100名在哈爾濱打工的青年進行了個案訪談,訪談後分析得出的結論也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最頭疼的事不是收入問題,而是孩子上學問題』
31歲的郭某來哈爾濱收破爛已經五年了,他兒子到入學年齡時,郭某先去找了幾家公辦學校,有的回答說『不收外地學生』,有的則是『可以收,但是必須一下子交齊5年的學費』。郭某承受不起,最後好不容易托人去了一所教學質量不大好的偏遠學校,誰知他租的平房又要動遷,一搬家還得給孩子重新找近一些的學校。郭某無奈地說:『真不知道孩子能不能再上學了。』
在100例被訪的個案中,有18人像郭某一樣正受到子女入學問題的困擾,21人對子女將來的入學問題表示擔懮。對許多進城務工者來說,讓子女入學受教育簡直成了一種奢求。
據了解,進城務工人員的子女上學一般分兩種情況,一是在家鄉繼續讀書;二是跟隨父母進城上學。前者因父母常年在外打工,放棄了對孩子學習生活的監護和督促,即使子女有親戚朋友照看,這些孩子輟學的比例也相當高。而進城務工人員居無定所,流動頻率高,加上城裡的學校大都擔心民工拖欠學費、農村學生底子差,往往以拒收或者通過入學考試、全部交齊幾年的學費等形式人為抬高入學門檻,使得很大一部分進城務工者的孩子失去繼續求學的機會。很多進城務工人員都向記者表示:『最頭疼的事不是自己的收入,而是孩子上學問題』。
『我多乾點兒活無所謂,但是受不了老板娘的嚴密監視』
許多進城務工人員感到自己的人格受到歧視。滕某來到城裡在一家照相館當化妝師,她對記者說:『我稍稍閑一會兒,老板娘就會讓我擦地擦玻璃。其實多乾點活兒無所謂,但是受不了老板娘的故意刁難。老板娘總是找茬,甚至我什麼時候洗一次頭、洗一次衣服她都要嚴密監視。』
長期存在的城鄉二元體制,使得市民和進城務工者的心理隔閡在短期內難以消除,在一些人眼裡,進城務工者似乎就是呆傻、土氣、粗俗的代名詞。有的城裡人認為,進城務工者搶了城市人的飯碗,並造成了治安混亂現象,所以許多進城務工者,人雖然生活在城市裡,卻很少能感受到城市的寬容與文明。
黑龍江省青少年研究所助理研究員高洪貴告訴記者,在100例個案訪談中,有59人表示有過與滕某類似被歧視的經歷。這種人格上的歧視具體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首先是來自市民的不理解和責難。那些居住在棚戶區,從事著髒、苦、累、險工作的務工者經常受到僱主的奚落、嘲諷和懷疑。記者近日了解到這樣一件事,有個居民小區春節後貼出通知:『春節已過,民工陸續進城,請各位居民注意防賊防盜。』從中明顯看出某些市民對進城務工人員的歧視和不信任。其次表現在稱謂上,一些人把打工者稱為『民工子』『盲流子』『戳大崗』等,本身就有輕蔑的味道。
『我覺得光乾活掙錢,時間一長,人都麻木了』
進城務工人員的精神文化生活是一個容易被忽視的問題。20歲的趙某在哈市做力工,平時遇到工地停工待料時,就覺得『日子難熬』了。趙某說:『工地上沒電視,城裡也沒有咱去的地方,以往還可以到附近的錄像廳看點武打片,現在根本找不到了,上網吧又花不起錢,而且咱也不懂咋玩。細想一下,覺得光乾活掙錢,時間一長人都麻木了,真沒勁呀!』
進城務工人員大多處於精力旺盛、好奇心強的時期,同樣希望用一些健康有益的活動放松心情,但實際情況卻如趙某感受到的那樣。進城務工人員由於文化程度和經濟條件限制,很難適應城裡的書店、圖書館、網吧等文化設施,同時也很少有人關注他們的生活感受。記者在與許多青年打工者接觸時了解到,他們除了人多的時候打打撲克、掰掰腕子,再就是睡大覺,長時間的空虛使他們不得不談論一些黃色笑話聊以自慰。
我國首條外來務工青年心理救援熱線在哈爾濱開通至今,已經有6000多個外來務工人員打進電話。救援熱線執行主席張大生告訴記者,這些電話中有一多半是詢問性的問題。『這是他們精神文化生活匱乏的一個重要表現。』張大生說,『但是僅僅通過一條熱線是不能徹底解決他們的心理問題的,整個社會必須給這些務工人員創造一個良好的精神成長環境。』
『外出打工可得有個好身板,千萬別得個病招個災兒』
趙某在打工時由於不慎,左手食指被電鋸削掉一截,工頭只是派人將他送到醫院進行簡單的包紮。趙某因第二天發燒要求繼續治療,工頭卻說:『不就是受點小傷嗎?如果想住院,你自己出錢,但你耽誤工得扣錢。農村孩子掉塊肉養幾天不就好了?別太嬌氣了!』後來趙某只好自己回家花了1000多元錢把手養好。
社會保障的缺失是困擾進城務工人員的經常性問題。22歲的力工小崔曾對記者說,外出打工可得有個好身板,千萬別得個病招個災兒,要不在城裡就沒法混了。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出於利益因素考慮,用工單位和老板大多不與進城務工者簽勞動合同,工作時間、勞動強度、報酬和工傷處理辦法全憑僱主或老板說了算,而一旦出現工傷事故,僱主或老板就會百般推卸責任。雖然這些老板隨意延長工作時間和增加勞動強度,但卻很少給務工者支付超時、超額勞動和節假日的加班費,更不願意為他們交納相應的社會保險費。在100例個案訪談中,一談到社會保障問題,被訪對象幾乎百分之百地表現出無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