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網哈爾濱8月18日電 7月30日中午，43歲的呂洪芹跪在礦車前卸煤的時候，得到兩個兒子分別被哈工大和浙江大學錄取的消息。淚水順著滿是煤塵的臉不停地流淌———15年的漫長期待，她的生活終於迎來了這一充滿希望的亮色。

    1989年，她28歲，這一年丈夫去世了，留給她的是痛苦的抉擇：再嫁，怕一雙幼子受氣；不嫁，柔弱的肩膀怎能承受生活的重擔。經過一番考慮，她選擇了後者，這種選擇最直接的後果就是每天她都要堅持沈重的勞作，而且整整持續了15年。現在，兩個孩子都考上了大學，這對任何一個家庭來說都是喜事，但對她卻意味著可能更加艱辛的生活。

    煤矸石山中有戶人家

    幾經周折，記者來到位於七臺河市新建礦南采區，隨著呂洪芹的大兒子梁寶龍穿過曲曲折折的街道，來到他們被煤矸石山包圍的家。這是一座被榆樹牆圍著的小院，三間小房用木杆兒支橕著，只有滿園子種得整整齊齊的蔬菜顯出一派生機。走進屋子，一切都陳舊得仿佛多年無人居住，除了一臺按鈕因損壞而用線捆住的黑白電視機，一個電話，一張用電木和鐵管支起的搖晃的書桌，幾乎家徒四壁。

    梁寶龍飛快地跑出去好久，抱回一個大西瓜，請記者吃。這叫人如何忍心下咽。

    『走吧，去看看你的母親。』

    『媽媽在那兒。』梁寶龍指著數十米外一座小礦井說。

    又穿過曲曲折折的巷道，記者來到那個叫新建礦回收井的呂洪芹工作的地方。煦風把腳下厚厚的煤塵揚向天空，梁寶龍指著正在煤車前翻煤的一個女人說：『她就是我媽。』記者眼前的女人全身被煤塵包裹，根本無法從外表上看出她的年齡。

    在翻煤的空隙，坐在找來的紙板上，呂洪芹母子平靜地講述著沈重的15年往事，講到最痛苦的時候，也沒流下一滴眼淚。據說，人在極度磨難之下，是不可能有眼淚的。

    梁寶龍：媽媽的勞累是我們的動力

    我6歲、弟弟（梁寶清）5歲那年，爸爸去世了。對父親的印象，僅僅記得他教我們認字。8歲上小學，路上看見一個大門，就問媽媽那是不是爸爸工作的地方，媽媽就哭，從此她再也沒送我上學。

    爸爸在時，家裡經常來人，爸爸去了，家中空空的。我和弟弟那時愛哭，但沒人理。媽媽在葫蘆頭溝那兒的陶瓷廠上班，勞動強度特別大，早早地上班，天黑纔能回家。她每天給我們做一天的飯，中午我和弟弟自己熱飯。

    小學一晃就過去了，到初中費用多了，媽媽千方百計地掙錢，掃大街、當力工、上礦山，從事著男人都懶得乾的活計。翻煤的這種活兒媽媽乾了七八年，沒有節假日，一天三班倒，不但累而且危險，翻一車僅掙一元錢。自從媽媽乾上這個活兒，就更累了，我和弟弟看不下去，媽媽卻說，家裡的事不用你們操心，好好學習就行了。

    到了中學，我和弟弟自己做飯，時間夠就吃熱的，不行就吃冷的，有時根本吃不上什麼。有時真想去打工，讓媽媽別受累，可從長遠打算，打工也掙不了幾個錢，不如好好學習將來有大作為，回報媽媽的大恩。我們娘仨兒物質上沒什麼，但精神上很快樂。雖然沒有父親，又很窮，但我和弟弟在心理上都很正常，因為得到了太多的母愛。

    看別人有父親，我們真的很羡慕。出去玩兒，我和弟弟是自己跑，而人家有父親領著，我們就想爸爸；和同學打架，別人的父親去了，很厲害，我們也想爸爸。如果有爸爸在，他會保護我們，媽媽也不會這麼累。如今，媽媽心理和外表都過早地衰老了，因為過度操勞，她得了一身病，兩只手伸不直，滿是裂紋。一看那雙手，我們心裡就揪心地疼。

    我和弟弟總有病，特別是我，小時候做過一次手術，大了又做了一次大手術，花了許多錢。因為有了母親，我們的生命纔能延續，纔能像正常人家的孩子一樣生活。

    2001年，我們兄弟二人同時考上了七煤集團重點高中，為了給媽媽省一點錢，住校時我們一頓飯就吃三個饅頭一盤青菜。媽媽知道後，告訴我們回家前先給她打個電話，我們回家經常能吃到大塊的肉。一次，我倆沒打電話便回到家，發現家裡什麼吃的也沒有，我和弟弟全明白了，我倆哭作一團。

    媽媽受的累是我們的一塊心病，更是動力。在家，我們要學習到夜裡十一二點；在學校，我們是優秀的學生。

    爸爸去世後，很多人給媽媽介紹對象。媽媽認為後爸往往對孩子不好，她不想讓我和弟弟受氣，便一一謝絕了。她常常鼓勵我倆說：『咱娘仨兒再難也沒到絕路，會好的。』

    終於，在今年的高考中，梁寶龍兄弟二人分別以629分和632分的優異成績被哈工大和浙江大學錄取。

    呂洪芹：每天卸煤10到20車

    太難了，可也過來了。我結婚早，丈夫人很老實。可28歲那年他就得病死了，扔下我和兩個兒子。我從小到大沒經歷過什麼事，丈夫一走，家裡的擎天柱倒了。我天天腦袋裡像糨子似的，亂亂的。

    他爸出殯後，我在家待不下去了，就頂別人的名到陶瓷廠上班，把孩子扔在家。孩子整天哭，哭過了可哪兒睡，大街上也睡，我很心疼，可我得掙錢養家，沒招兒呀！

    孩子總算上了初中，因為缺錢，我乾了數都數不過來的體力活兒。後來，我又發現大兒子好心跳，一查，心髒預激性綜合癥，得手術。人窮借錢難，好歹湊了近2萬元，做了手術。孩子好了，可天文數字的飢荒又拉下了。

    呂洪芹邊與記者聊天邊卸車，同事老關插話說：『洪芹現在的崗位是翻車班，就是卸煤車。她是班長，最能乾，一年四季不管下多大雨多大雪、多熱多冷她都乾。她家的情況在全礦區都特殊，親屬沒一個富的，她沒錢還落下一身病。一個女人供兩個學生，我們感覺既可憐又可敬。』

    『煤車自重350公斤，載重一噸，她每天要卸10到20車，每車一元錢，月工資最高纔400多元。一次，她手指被煤車擠壞了，她找塊破布一包照樣乾。沒辦法，為了孩子。』老關對呂洪芹家的情況比較了解。

    『這些年，我們娘仨兒吃的是糊弄飯，燒的是山上撿的煤，穿的是人家給的衣服。我現在身體多病，就希望把孩子們送到畢業，能養活自己，我也就大功告成了。丈夫死前說，再找一個吧，能把孩子帶大就行。可我和丈夫感情好，找人的事想不進去，現在三口人也過慣了。孩子們希望我找，可在這貧困區，掏錢供倆大學生上學誰不打怵？』呂洪芹向記者講述著。

    『沒法再求好心人了』

    面對大兒子考上哈工大、二兒子考上浙江大學，呂洪芹並沒有太大興奮，因為倆孩子僅學費就要4萬餘元，學雜費、吃住更不用說。對此，大兒子想到的是半工半讀或貸款，而母親想到的是賣房子，可房子僅值幾千元錢。現在，這個最大的困難擺在了母子三人面前。

    『沒有更好的辦法了，這些年周圍的人對我們太好了，我們已經欠人家的太多了。』呂洪芹說，『在七煤集團高中，班任老師、校團委、校長都幫助過我的孩子；同學的家長讓我兒子幫同學補課，住同學家，節省食宿費；市政府法制辦乾部劉銘英每個月都給我兩個兒子送200元錢；孩子考試考得好，我所在礦的礦長送給孩子1000元……這些幫助我們至今沒法報答，再沒法求別人了。孩子的大學到底能不能上呢？我不敢想……』

    鈴響了，呂洪芹隨著急速滑礦車向黑色的煤場下滑，重復著日復一日的勞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