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英勇的民族斗士與日本侵略者進行軍事廝殺的同時，生活在黑龍江大地上的作家也用他們手中的筆與侵略者展開了激烈搏斗。盡管這種斗爭有時鋒芒畢露，有時隱晦曲折，但卻始終沒有停歇過。在十四年的腥風血雨的日子裡，雖然有的作家慘死在日寇屠刀下，有的作家慘死於侵略者的鐵獄中，但就是沒有屈膝投降、認賊作父、喪失民族氣節的作家。

　　當1932年初日寇的鐵蹄踏上黑龍江的土地後，黑龍江的軍民進行了頑強的抵抗，在軍事上給侵略者以沈重打擊。為了把這股憤怒的民族反抗浪潮壓下去，侵略者動用了大批軍事力量，對抗日軍民進行武裝『討伐』，因此暫時沒有能力對思想文化領域進行控制。這種客觀形勢為淪陷初期的黑龍江作家提供了絕好的戰斗良機。在金劍嘯、羅烽等共產黨員作家的有意引導和帶動下，淪陷的哈爾濱出現了一支具有強烈民族意識和愛國傾向的作家隊伍，三郎(蕭軍)、悄吟(蕭紅)、白朗、達秋、李文光、金人、姜椿芳、侯小古等人，都是其中的重要成員。這些進步作家一方面組織劇團，排練進步戲劇，另一方面以《哈爾濱日報·新潮》、《大同報·夜哨》、《國際協報·文藝》和《黑龍江民報·蕪田》等報紙副刊為陣地，宣傳戰斗的文藝思想，發表帶有強烈反滿抗日色彩的作品。他們呼喚作家們要『堅定起我們的意識形態，肩承歷史人群給予我們的任務，把它賦予文藝的本身，要它也去完成它所應負的任務』(三郎)。正是出於這種文學理解和追求，他們在作品中熱情歌頌淪陷後黑龍江軍民頑強的反抗斗爭。金劍嘯的長詩《興安嶺的風雪》抒寫了一支抗聯部隊在極端嚴酷的環境裡的戰斗生活和精神風貌，戰士們宿營在『風雪之夜』，『斜倚著雪亮的刀劍』；當殺向敵人時，則為『死與死的相拼/刀與刀的相咬/肉與肉的殘殺/聲與聲的相混』。充分表現出震撼人心的殺敵報國的英雄氣概。李文光的小說《路》和悄吟的小說《兩個青蛙》，也從不同的方面描寫了民眾的抗日活動。這些作品無疑是當時黑龍江軍民抗戰生活的藝術反映，是他們留給後人的形象的歷史紀錄。

　　此時，他們寫得更多的則是鋒芒直指日偽統治下的黑暗現實的作品。他們用冷峻的筆觸揭露和痛擊侵略者在『日滿協和』、『共存共榮』的口號下建立起的所謂『王道樂土』，其政治性和戰斗性都十分鮮明。羅烽的小說《口供》用簡潔有力的筆勾畫出一幕人間的丑劇和悲劇，使人看到那些人面獸心的偽警察人員為了奸污一個小商人的妻子，是如何構陷無辜強行佔有良家婦女的；白朗的小說《只有一條路》通過一個少年的自述，揭示了黑暗的社會現實對人的壓迫，並暗示人們要想在這個世界上活下去，『只有一條路』，那就是走向反抗。三郎更不斷地用他剛健粗獷的聲音控訴著和反抗著。他在詩《全是虛假》中，怒斥日偽政府的輿論欺騙，說『一切全是虛假，一切全是廢話，我們的出路呀，還要我們自己來打』。在小說《瘋人》中，又借一個佯作瘋態而實則清醒的反抗者之口，痛斥日偽統治下的人間的種種罪惡。也在此時走上文壇的陳緹在他的小說《棉袍》中則張揚著『血和力』，強調以個人的復仇來反抗現實。這些都顯示了淪陷初期黑龍江文學創作的實績。特別是1933年秋，三郎和悄吟出版的小說集《跋涉》，不僅是日偽統治下的黑龍江文壇響起的一聲驚雷，也是『襲向全滿的一顆霹雷』(梁山丁語)，極大地影響了此後東北淪陷區進步文學的創作，堪稱抗戰期間黑龍江文學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淪陷期間黑龍江文學對整個東北文壇做出的重要貢獻。

　　但是，好景不長，這股創作潮流不久就遇到了挫折。1935年前後，隨著日本侵略者軍事鎮壓力度的加大和黑龍江軍民軍事反抗斗爭的受挫，日偽政府覺得可以騰出手來整治思想文化領域了，於是，他們便把注意力轉向對思想文化的控制上。他們逮捕和殺害進步作家，派遣特務監視作家們的行蹤；同時還發布行政命令，取締大部分報刊，少量的被保留下來的報刊也都納入了他們的監控范圍之內。在這種情況下，作家不僅失去了發表作品的園地，而且個人的生命安全也受到嚴重威脅，迫使一些作家不得不亡命出逃。舒群、三郎、悄吟、羅烽、白朗、李文光、達秋、金人、姜椿芳等人先後逃到關內，來到上海，其中的某些人在新的環境裡和新的創作活動中形成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轟動一時的『東北作家群』，這也可以說是黑龍江文學對整個現代中國文學史做出的重要貢獻。某些沒有逃離的作家如金劍嘯、侯小古等人則死在了敵人的屠刀下。雖然此時文學環境變得異常嚴酷，但留下來的和新近成長起來的作家仍然在繼續戰斗著。特別是1937年秋冬之季，在共產黨人關毓華和隨後到來的佟醒愚的組織下成立的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習小組，更是抗戰時期黑龍江作家一次百折不撓前赴後繼的壯舉，也是此時黑龍江文壇上的一件大事。在這個組織的影響下，一些此前出現和新近成長起來的作家如陳緹、關沫南、艾循、沙郁、小辛、王光逖等人都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影響，提高了政治覺悟，增強了戰斗意志。面對嚴酷的文學環境和斗爭形勢，他們不斷變換斗爭策略，巧妙地與日偽統治者周旋。他們利用各種可以利用的關系，先後在《大北新報》上開辦了《荒火》、《大北文學》和《大北風》等文學副刊，以此為陣地發表作品。因此，淪陷中期的黑龍江抗戰文學也如石縫中的野草一樣，雖遭重壓但仍然以頑強的毅力艱難地生長著。

　　此時這些作家的創作體裁多樣，題材廣泛，但總的思想趨向卻是一致的，那就是他們繼承了淪陷初期進步文學的傳統，把文學當作反抗現實的利器，追求文學的社會性和戰斗性。所不同的是，他們無法像淪陷初期的作家那樣用比較明朗的方式公開表達自己的思想，只能用隱晦的筆調和曲折的構思，乃至象征和暗示等手法來表達感情。他們或寫平素見聞，或寫舊時記憶，或寫異域生活，在身世嗟嘆和懷舊憶往中抒發感傷苦悶之情，間接地流露出對現實的不滿和亡國的悲痛，出現了一些思想與藝術都值得稱道的作品。關沫南的兩部長篇《沙地之秋》與《落霧時節》(都沒有最後寫完)，是此時黑龍江文學的重要收獲，前者通過描寫青年知識分子的反日文化活動，表現中華民族不可征服的民族精神，後者通過展現大家族的青年走向革命道路的人生選擇，昭示出遠未沈寂的地火仍在運行。作為此時黑龍江文壇上的重要作家的陳緹，則擅長描寫知識青年的苦悶情緒，以此折射社會對人的壓迫(如《冬子姑娘》和《一個憧憬著夢的女人》等)，但有時他則鋒芒外露，寫出了直斥日偽政府統治政策的作品(如《生之風景線》等)。支援的《白藤花》更是此時黑龍江文壇出現的難得的成熟優美之作，它通過敘述白俄貴族少女的苦悶情緒，抒發了一種亡國的哀思。此外，艾循、王和、牢罕、王光逖、朱繁、問流等人的散文、詩歌和雜文，都各有千秋，閃現著戰斗的思想火花。

　　但是，到了1941年上半年，日偽政府頒布了《藝文指導要綱》，進一步強化思想文化統治，黑龍江文壇上出現的這種良好的創作勢頭遭遇了重創。特別是日本特務機關在1941年底制造的『哈爾濱左翼文學事件』，更給黑龍江文學以毀滅性的打擊。在這起事件中，這批活躍的作家中的王光逖、關沫南、陳緹、艾循、問流等人都身陷囹圄(艾循、問流死於獄中)。黑龍江文學由此走向沈寂，一片肅殺之氣籠罩文壇，直到『8·15』光復後纔重新煥發了生機。雖然抗戰後期黑龍江文學遇到了挫折，但從總體上說，它為民族斗爭做出了積極貢獻，稱其為英雄文學是恰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