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網9月6日電 針對海南、天津、黑龍江等八個省市區執行國家助學貸款不力等問題，教育部學貸中心主任崔邦焱日前表示，從現在起，再給上述八個地方一個月的整改期，到十月上旬，對經檢查仍不落實、群眾反映強烈的地方和高校，教育部、財政部將在自己的職權范圍內采取懲罰性措施，下狠心進一步推動以國家助學貸款為重點的資助高校貧困生政策的貫徹落實。

　　這幾天，黑龍江省的貧困生正在陸續領取助學貸款。那麼，是什麼原因令黑龍江省資助高校貧困生政策難以落實？哪個環節出現了問題？在社會各界的強烈要求下，在教育部、財政部的政策高壓下，今年黑龍江省貧困生的貸款問題有望盡快得到解決，然而明年呢？用什麼來保證明年貧困生也能順利拿到助學貸款？

　　難易取決於態度

　　9月3日，第一批哈師大400名貧困生在盼望數月之後終於拿到了國家助學貸款。至此，運作達半年之久的國家助學貸款新政策在黑龍江省終於有了實質性的落實。

　　國家助學貸款以『不讓一個大學生因貧困而失學』為目標，充分體現了國家對經濟困難學生的政策優惠。然而，在實際推行過程中，卻遇到了許多現實的困難和障礙，黑龍江省終因動作緩慢而導致了教育部的點名批評。

　　各部門之間協調不好，運作不暢，是好事沒辦好的主因。承辦銀行是股份制企業，不是慈善機構，必然要考慮『利益的最大化』，有的省份給出的風險補償金高達20%，而黑龍江省只給出了10%，提出的風險補償條件又遲到了近3個月方到位，錯過最佳時機———趕上放假找不到貸款主體，銀行大感委屈：誰都不樂意乾的賠本買賣我們來承擔了，可還落了一身的不是；高校也有道理，要拿到國家助學貸款，必須以轉移主要賬戶為前提，我和原合作銀行合作了那麼久，有著良好的甚至可以說是深厚的感情與關系，怎可說斷就斷？交了新朋友，難忘老朋友；教育主管部門數次開會，點名督促每一家高校有關負責人配合銀行簽約，又在相關部門之間進行溝通協調，可謂用心良苦；涉及的政府職能部門認為一些具體項目需要大量時間運作，已在最大范圍內提供了方便……

　　如此一來，好事沒辦好，板子無論打在誰的身上，似乎都覺得很冤。但全省24所省屬高校3.5萬名貧困生在開學前沒有拿到一分錢的助學貸款，卻是不爭的事實。各部門固然有自己的難處，但再難，能難過那些被區區數千元學費逼得一籌莫展面臨失學的貧困生們？

　　關注貧困生，是全社會的責任，也是全社會的義務。如果各位領導以大局為重，將貧困生們的利益放在首位，真正為他們去著想，那麼，也許事情本不會弄得如此被動。

　　違約不是停貸的理由

　　學生違約率太高，導致貸款風險增大。這是國家助學貸款被銀行抵觸的一大理由，也是一大事實。

　　確實，國家助學貸款自2000年正式實施以來，無論出於何種原因，學生違約率居高不下，有的竟然遠遠超過30%，大大出乎人們的意料。一時間，關於大學生誠信的問題甚囂塵上。

　　部分學生沒有誠信無可否認。但是否就要因噎廢食，絕了廣大貧困生求學的後路？難道我們能夠因為銀行出了幾樁挪用公款案就從此不再出入銀行嗎？顯然不能。我們不能就此對貧困生關上銀行的大門，而是應該盡可能地完善各種誠信保障機制。

　　今天，至少22%的美國人，絕對數達到6000多萬人，仍在償還他們在上大學期間借的國家助學貸款。美國的助學貸款制度之所以比較成功，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承擔貸款風險的是政府，而非銀行。具體來看，美國最重要的助學貸款有兩種：一種叫做『帕金斯貸學金』。這種貸學金直接來自於政府。另一種叫做『斯坦福貸學金』，這是美國目前最盛行的國家助學貸款。它分兩種形式：一種形式是資金直接來自於政府，政府承擔風險；另一種形式是由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提供貸款，由州政府進行擔保，聯邦政府進行再擔保。如果學生違約沒有歸還貸款，或者由於死亡、疾病等原因無法還貸，州政府和聯邦政府將向銀行賠付95%的拖欠貸款。這就解除了銀行的後顧之懮。

　　學生則在畢業後每月還固定的數額，開始時比較少，然後逐漸增加；還可以根據個人的收入增減，采取靈活的浮動還款方式等。凡是拖欠貸款的人，銀行則會把拖欠者的賬戶轉給專門的追款機構。在美國的個人資信系統中，有兩個記錄———逃稅記錄和助學貸款違約記錄，會終身相伴，一輩子帶著這種污點，將很難翻身。

　　當然，我們不能完全將美國做法照搬，同時，誠信的打造也決非僅靠高校或銀行某幾家就能完成。但我們可以從更加專業更加切實的角度來看待國家助學貸款這個長遠的問題，而不是坐在那裡相互指責、推托和空談。

　　應反思教育保障體制

　　有人指出，國家助學貸款這項工作存在先天不足。在高等教育成本分擔制度取代學費全免的國家助學制度，從而出現了制度性產物的貧困大學生後，伴生的國家助學貸款這一政策，實際執行效果離政策設計目標相距甚遠，問題不止發生在八省身上，而具有全國普遍性。因此，說國家助學貸款政策的實踐總體上不成功，並不為過。一項政策，執行成這個樣子，就不能只看成是思想重視程度、措施跟進力度不夠的結果，而忽視了作為金融手段的助學貸款有天然弱點。可否這樣認為，要保障貧困大學生上學『一個都不能少』目標的實現，助學貸款只能當成輔助手段，既然貧困大學生是制度性產物，那麼政府確立直接、無償救濟他們的責任底線更重要。作為最高教育主管部門，不會不深知於此。然而，教育部卻在國家助學貸款如此不成功地實行6年後方纔拍桌子，不免給人做戲之感。其實，國家助學貸款遭遇尷尬，在於助學貸款制度選擇的錯位，即制度的安排和設計存在著缺陷和不足。具體來說，就是在社會信用體系尚未建立、健全的情況下，運用商業貸款的模式來運作政策性強的助學貸款，呈現出高成本、低效率、高風險的弊端，從而導致助學貸款的政策失靈。這是不可避免的。

　　與此同時，教育部拍桌子之後出臺強硬的制裁措施，以『教育經費』、『招生計劃』為手段的懲罰，表面上看遭罪的是各省的教育主管部門和高校，但當真落實下來，最終的承擔者、受害者卻還是大學生！憑啥減招？憑啥暫緩碩士點、博士點的審批？即使已經審批的碩、博點也要暫緩，不公布，不下達？原本幫助大學生的措施，最後又要以危及他們的利益為代價，豈不事與願違？

　　近年來，關於教育問題的指責堆砌如山，從教育不義務到亂收費，從應試教育到招生不公等等。而在既有體制下，教育部門在教育問題上是難以自拔的。教育部也該考慮考慮如何借國家助學貸款問題在公眾面前重塑形象，重塑什麼形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