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網9月11日電　劉宗秀，離休的深圳市委宣傳部正局級調研員，一個普通的離休乾部。近日，《南方都市報》對劉宗秀要以個人名義在深圳創辦劉宗秀『文革』博物館進行報道後，這位曾在黑龍江工作、生活了近40年的老乾部成了深圳的名人。9月5日，當劉宗秀為充實博物館文物回到家鄉哈爾濱時，記者采訪了這位73歲的老人。劉宗秀說：『盡管我是「文革」的受害者，但我絕不會以個人恩怨簡單地展示「文革」史料，也絕不會以個人好惡解讀「文革」史料……』

　　『文革』收藏　始於黑龍江

　　『我收藏「文革」史料起步於黑龍江。黑龍江擁有相當豐厚的「文革」史料，而且我每年不斷增量的藏品，許多來自哈爾濱的舊物市場。所以，這次我回到哈爾濱，第一個去的地方就是道外二十道街的舊物市場。』5日，在哈市建設街一處普通的住宅，精神矍鑠的劉宗秀這樣對記者說。

　　據劉宗秀介紹，1932年他出生於吉林，1947年到黑龍江工作，194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54年考入遼寧大學俄羅斯語言文學專業，畢業後重返黑龍江工作。歷任黑龍江省學聯秘書長，團省委大學部長、宣傳部長、常委等職；『文革』中被打為『三反分子』。1979年，復出後任黑龍江省衛生廳副廳長。1986年，離開哈爾濱南下深圳，任教育部深圳教育集團總經理。1993年，以深圳市委宣傳部正局級調研員身份離休。

　　在他哈爾濱的『根據地』，記者發現滿滿一屋子的史料，大多和毛澤東有關。『這只是一少部分，深圳那邊比較多，過一段時間，我將用火車把這些史料發過去。』劉宗秀說：『這就是我收藏「文革」史料的特色——都是和毛澤東有關。』

　　劉宗秀把自己的收藏分成三個階段：崇拜性收藏，經歷23年；疑惑性收藏，走了10年；一直到現在的研究性收藏。

　　劉宗秀早年的收藏始於對毛澤東的崇拜。1948年，當他加入中國共產黨時，他就開始收集各個解放區編選的毛選；1971年以後，劉宗秀被打成『三反分子』、『走資派』，當時國內還發生了許多令他震驚的事件，這時候，他的內心對有些問題產生了疑惑；1981年以後，劉宗秀有機會到很多國家，他發現『文革』學在國外比較受重視，國外的許多學者從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文化學等多種學科的角度剖析『文革』，從此，他對『文革』史料的收藏更具有了系統性和研究性。

　　到舊物市場『尋寶』

　　劉宗秀說，現在他手中的藏品，如果按重量算，僅在深圳的藏品，15年前整體搬動過一次，用三噸半的卡車，足足拉了兩車。如果按內容劃分，則有80多個專題系列——『文革』時的精神病患者、『文革』時的布告、『文革』時的酷刑、『文革』時的日記……

　　『我這些藏品的來源很多，有親屬、朋友贈送的，也有自己積累的，但絕大多數都是從舊物市場買來的。』劉宗秀拿起擺放在桌上的幾件物品向記者講述道：『這是「文革」時期的報紙，是我在道外舊物市場花1元到2元一張買來的；印有「文革」時期宣傳口號的搪瓷缸是花10元到20元一個買的；搪瓷盆比較便宜，纔4元到5元一個。』 這些年，劉宗秀花在買各種『文革』資料、物品上的錢連他自己也說不清有多少了。

　　劉宗秀至今仍然感念道外的舊物市場，因為他從中獲得了不少珍品：『現在每年的藏品增長量，哈爾濱仍是最大的增長源之一。從我離開哈爾濱之後，每年我都回哈爾濱一次，到道外的舊物市場去「尋寶」。』

　　因為工作的關系，那些年劉宗秀經常到北京、上海、天津等地出差。每有這樣的機會，無論怎麼忙，舊物市場是他必去的地方。『因為時間匆忙，有時來不及在一堆舊書中查找自己想要的東西，就得全買下來，回去再慢慢翻。』劉宗秀說。

　　『如果買回去發現一件也沒有用呢？』記者問。『在我身上還沒發生過這種情況。這需要知識的積累和豐富的經驗，還要有正確的判斷力。我從書的包裝、殘破程度以及它的狀況，就能知道它的價值如何。說白了，一打眼就能看出來。江青批示的原件，這絕對是珍品吧，那就是我逛舊物市場買一堆書帶來的收獲！』劉宗秀向記者講述這件事時仍掩飾不住得意和驕傲。

　　那一次劉宗秀到北京出差，期間他到了舊物市場，因為時間比較緊，轉了幾圈後，發現時間已經不多了，於是他回到看過的一個攤床，那裡擺著一堆書，經過討價還價，他花300元從攤主手裡全買了下來。回到家後，他開始仔細翻閱，令他興奮不已的是，在一本書中夾著一張江青批示的原件。上面還有吳德、張春橋的批示。

　　幾十年來，通過這種方式，劉宗秀挖掘出不少『珍品』。

　　史料窺見江青的飛揚跋扈

　　在劉宗秀的收藏中，他把『江青實錄』作為收藏的重點之一。他擁有江青在『文革』中的種種指示及相關檔案百餘件。

　　『江青在10年「文革」中的表現已經世人皆知，不管什麼事，她總是衝在最前面，在「文革」的這篇大文章中，應該說江青佔了很重要的筆墨。所以我把她視為收藏的另一個重點，而且通過研究這些史料，可以窺見當時江青的飛揚跋扈。』劉宗秀說。

　　劉宗秀最新的收藏成果是15件『江青對樣板劇團的批示』，這是他2004年的秋天在北京一個舊物市場淘得的『金子』。

　　據劉宗秀介紹，在一份『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央樂團負責人康新斌、李德倫、唐厚楷三人聯名信——《致總理、江青、春橋、文元同志報告》』中，他發現透過批示的圈閱方式，足可見江青的威風和張春橋、姚文元二人對她的恭敬，江青的圈閱方式是在自己的名字下面隨意畫出一個大圓圈，而張春橋、姚文元則都只是在自己的名字上面打一個很小的『√』。

　　在這份報告中，他沒有發現『總理』名下有任何圈閱，也許就根本沒送周恩來總理？反正這份報告竟然在沒有第一圈閱者同意的情況下就下發了，可見當時江青權勢的一斑和她的飛揚跋扈。

　　『文革』博物館將亮相深圳

　　談起要創辦『文革』博物館的初衷，劉宗秀說：『「文革」的歷史在中華民族的歷史長河中，盡管發生和結束的時間非常短暫，但它的地位非常重要和突出。直到現在，許多人對「文革」的認識還比較模糊，只是簡單地蓋棺定論，但卻沒有從另外一個角度去剖析。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264頁中，鄧小平曾說過，我們改革的內容為什麼那麼深刻呢？因為我們有「文革」的教訓。而在第三卷中，僅直接論及「文革」之處，就有50多處。我深深感到，對「文革」的反思一直是鄧小平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

　　劉宗秀認為，就他個人收藏的『文革』史料的綜合性來說，目前在全國沒幾個人能和他相提並論，其他人也有收集的，但只是單方面。『我只能說我的收集起步早，更具規模化，數量多，不能說最全。假如有一天某個人拿來一樣東西來找我說，劉宗秀，這件東西你沒有，這我絕對相信。』

　　在收集的過程中，讓劉宗秀感到遺憾的是，許多關於『文革』的東西都被扔掉了。『這絕對是個損失。倘若若乾年以後，我們想要知道「文革」的歷史，卻還要專門組織人員考察，那將是多麼令人悲哀的事啊！我劉宗秀要用自己規模化的收藏給後人留下「文革」史料。我要以個人的名義為整個民族做一件大事。以我個人的名義創辦「文革」博物館，不給子孫留下遺憾。』

　　劉宗秀說：『目前，這個博物館在深圳三家著名的企業和廣東省一些老乾部資助下正在籌備和設計階段，爭取在明年「文革」40周年能向市民正式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