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網9月18日電 1931年9月18日，這個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災難的日子已經載入史冊，日本帝國主義惡行也在國人的心中留下了烙印。『九·一八』紀念日到來之際，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步平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歷史問題的確是中日之間不能也不應回避的重要的問題。中日站在『歷史問題』的正反兩面，一面是日本軍國主義的罪惡，另一面是中華民族的恥辱。這意味著中日之間『以史為鑒、面向未來』的意義是雙重的：一方面是提醒日本，他們當初是如何偏離歷史的軌道而走上侵略之路的，以免其重蹈覆轍———特別是目前，日本一些政治勢力對侵略戰爭的歷史采取回避和否認責任的態度，正是中日歷史問題的最主要癥結所在；另一方面，歷史問題同樣值得我們認真地思考———中國經過14年的頑強抵抗，終於戰勝了日本侵略者，維護了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這場戰爭雖然給中國帶來了深重的災難，但它極大地激發了中國人民的愛國熱情。我們反思歷史，應有一個重要目的———不是延續仇恨，而是自我警示。
步平說，回顧中日關系的歷史是非常有必要的。中日兩國之間曾經有過源遠流長的友好往來。早在盛唐時期，善於向外學習的日本便把中國文化大量地移植了過去，包括中國的文字和儒家的思想。中國文化對日本社會歷史產生的深遠影響直到今天仍然存在。日本的文字、和服以及茶道無不脫胎於中國文化，古都奈良甚至就是長安的一個縮影。日本歷史上曾經相當落後，經過不斷地向中國學習，政治、經濟和文化獲得了飛躍性的發展。到了明清時期，就和中國處於伯仲之間了。明治維新以後，他們把眼睛轉向了更先進的歐洲，又產生了一個新的飛躍。經過這一次飛躍，把中國這個曾經的老師遠遠地甩在了後邊。
1840年的鴉片戰爭，西方列強用槍炮打開了中國的國門，又向亞洲其它國家包括日本開刀，把軍艦開到了日本的港口，要求開門。此時，同樣受西方列強欺凌的中日兩國雖然都在謀求國家的富強，改變被欺侮的局面，但是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日本在明治維新後強調『脫亞入歐』，特別是在取得了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的勝利後，認為已經成為亞洲的領袖。其實，從中國與亞洲的許多國家的立場上看，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已經成為列強的一員，決不是什麼亞洲的『領袖』。中國在近代也謀求自強，努力擺脫列強的政治壓迫與經濟掠奪。但是，中國的志士仁人的努力在帝國主義與國內封建勢力的聯合打擊下一次次地失敗了，而日本則是鎮壓中國革命的力量中最為凶惡的。1931年開始，中國的東三省先淪入日本之手，不久又因日本發動的全面的侵華戰爭而經歷了全民族的深重的災難。至二戰結束前，日本的鐵蹄踏破了亞洲大部分國家的國門，建立起了一個巨大面積的『大東亞共榮圈』，奴役包括中國在內的大部分亞洲國家的人民。
步平強調，回顧中國近現代史時，我們也應注意到這樣一個事實：由於日本確實比較早地擺脫了列強壓迫並最先發展起來，所以中國的許多革命先驅、仁人志士也曾經認為日本的經驗值得借鑒。包括孫中山、魯迅、郭沫若在內的許多知識分子曾經到日本留學，接受到進步思想的洗禮。他們受到日本抵抗西方列強的啟發，意識到一個崛起的民族只要具有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就會有能力戰勝列強，維護國土完整和民族的尊嚴。但是，『老師打學生』的殘酷的事實，也使他們認識到了日本對中國的野心和危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毛澤東和周恩來等領導了抗日戰爭的老一輩革命家從世界局勢考慮，為了與『一衣帶水』的日本建立世代友好的關系，結束冤冤相報永無休止的局面，正確地將日本軍國主義和日本人民之間作出區分，在要求日本表示從戰爭中吸取教訓，否定軍國主義的前提下，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與日本實現了邦交正常化。中國國家領導人通過不懈的努力發展兩國關系的立場和態度，為中日關系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正如胡錦濤同志在中國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紀念大會上指出的：『日本政府和領導人應本著對歷史、對人民、對未來高度民主負責的態度，從維護中日友好、維護亞洲地區穩定和發展的大局出發，以嚴肅認真的態度處理好歷史問題，把對那場戰爭表示的道歉和反省落實到行動上。』
目前，中日兩國的民間都出現了不少對兩國關系不利的情緒化表現。對中日關系現狀進行評論，本來是很正常的，有不同的聲音也不值得大驚小怪，關鍵是要看是一時的激憤之詞，還是長期的理性思考；是出於個人好惡，還是國家利益；是著眼短期和局部利益，還是長遠與全局利益。
歷史問題、資源問題、臺灣問題都對中日關系以極大的影響。不過，其中有些問題屬於國家之間『正常』的利益衝突，這種利益衝突的增多是國家之間交往增多，關系深入發展的結果，中日兩國關系日趨密切同樣會帶來利益的衝突，不應該將正常的利益衝突置於歷史陰影之下。國家交往的層面越深入，領域越寬廣，相互間的衝突、矛盾就會越多。當然，日本一些右翼勢力不承認侵略歷史：如編寫宣揚『皇國史觀』的歷史教科書；首相參拜靖國神社，政治家公開美化侵略歷史和否認侵略的歷史事實等，成為解決國家間的利益衝突的羈絆。
兩國恢復邦交時，由於多年阻隔缺乏了解，彼此容易對對方產生好感。但是，隨著兩國關系的深入發展，雙方交流的增多，彼此的缺陷和弱點不可避免地同他們的優點一起顯露出來，這自然也會影響到雙方的親近感。盡管現在表面看來中日間的關系因一系列矛盾、摩擦而陷入低谷，但一些經濟摩擦和利益衝突的增多，正是中日關系在多層面，多領域發展的結果，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中日關系日漸走出了雙方拘謹、單一的接觸格局，是兩國關系日趨密切、成熟的表征。同時，這些衝突也反映了雙方對彼此變化的不適應。今天，中日關系中原本被擱置的一些矛盾，隨著兩國關系的深入發展，而逐漸顯露出來。
在中日政治關系相對冷卻的狀態下，中日貿易卻一路攀昇，日本連續11年成為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中國也曾長期是日本政府對外援助的最大的受惠國。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中日雙方在經濟上的互補性和依賴性不斷上昇，雙方共同的利益側重點逐漸由共同的安全利益轉向共同的經濟利益，這實際上是中日關系實現質的飛躍的表現。
步平認為，經濟上的互補，地理上的一衣帶水，文化上的共同基礎，以及共同面對的經濟全球化的趨勢，兩國的共同利益應當遠超過彼此之間的分歧，中日之間的障礙不是不可以逾越的。
但是，中日關系的發展不會一帆風順。如果日本政府堅守目前的立場和策略，中日關系的實質性改善是難以成就的。日本的政治家需要超越常規的政治思維和傳統心態，同中國政府一起努力，以建立起嶄新的中日伙伴關系為目標。胡錦濤同志提出：進一步鞏固和發展中日友好合作，是兩國人民的共同期望。盡管當前中日關系面臨諸多困難，但中方發展中日友好合作關系的方針沒有改變，希望中日兩國堅持和平共處、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發展。
步平認為，對於中國而言，最核心、最根本的戰略利益乃是和平崛起，一心一意搞經濟建設。步平說，中日關系的發展可能要經過一段曲折得難以想象的道路，包括對國際形勢與對方的重新的認識與思考，對對方實力的正確判斷和心態的矯正的過程，也包括對自身利益和亞洲整體利益關系的深刻認知。作為雙方的民眾，需要建立自覺地尊重對方國格人格的意識，雙方政治家則應高屋建瓴，排除乾擾，破解難題。如果割斷歷史，中日友好就沒有了根基；如果無視眼前，中日友好就沒有了意義；如果不能放眼未來，就無法走出歷史認識的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