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網2月12日電　當同學們興高采烈地參加結業典禮時，寧夏銀川市13歲的小學畢業生秀秀(化名)卻永遠地離開了人間……

　　在她留給父母的短短100多字的遺書裡，『我是個差生』、『我死了可以幫您節約10萬元』等字眼，深深地刺痛著人們的心。

　　秀秀的父母回憶說，7月10日早上，秀秀稱要到學校領取成績單，可到了上午9時，她的同學們都陸續回家了，而秀秀卻依然未見。多處找不到秀秀，父親11時匆匆地騎著自行車趕回家中卻發現，女兒躺在沙發旁，渾身發紫，手腳冰涼，旁邊的茶幾上放著一瓶劇毒農藥和一封遺書，沙發旁的電話機也掛了下來。父親趕忙將她抱起送到了離家最近的醫院。中午12時，秀秀經搶救無效死亡。

　　遺書中秀秀的話令人震撼：『媽媽、爸爸，對不起！我沒有辦法，我只能這樣做，我不是一個好學生……您養了我13年，花了好多好多的錢！我死了可以幫您們節約10萬元……』

　　據秀秀的母親介紹，遺書中說到的10萬元，可能是孩子平時在大人們聊天的過程中無意間聽到的。盡管國家規定義務教育階段實行『一費制』，但是，在現實中許多家長往往要付出多幾十倍甚至上百倍的費用。在各地，公辦學校按照『一費制』的收費政策執行，而依托公辦學校舉辦的民辦學校和按民辦學校機制運行改革的實驗學校則高價收費。在銀川市民辦初中按每學期每生2000元，小學按每學期每生1200元標准收費，住宿費另算。這意味著，如果通過考試能夠上這些集中當地優質教育資源的民辦初中，三年下來，僅學費家長就要承擔12000元，這對於一個普通家庭來說可不是個小數目！如果一些家長進行擇校，就需再交幾千元到上萬元數目不等的擇校費，一個普通家庭更是難以承受！

　　銀川市一位教師說，在擇校熱的社會大背景下，擇校的壓力是導致秀秀自殺的主要原因。

　　

　　日前，中國社會調查所就孩子從小學昇初中的擇校問題，對北京、上海、廣州、武漢、西安、南京等地的600位家長進行了調查。在調查中，回答『孩子昇初中，您會為孩子選擇不是戶口所在地的學校嗎』這一問題時，46%家長選擇會；31%的家長選擇不會；23%的家長表示還沒考慮，到時候看具體情況再說。回答『什麼原因導致您為孩子擇校(可多選)』問題時，83%的家長想給孩子好的學習環境；33%家長認為本區學校教學質量不高，需要轉校；56%的家長表示隨大流。回答『一般采取什麼方式擇校』問題時，13%家長為孩子轉戶口；3%就近買房；84%選擇交擇校費。

　　要追溯擇校生和擇校費出現的前因後果，一個關鍵詞就是『重點學校』。我國的重點中小學制度始於上世紀50年代初，『文革』期間，重點學校制度被短暫否定，但『文革』結束後又全面恢復。

　　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一些靠國家長期資金投入發展而形成的各級重點中小學，迅速發現了自己雄厚的教育資源，開始招收高價的擇校生、贊助生、自費生，一時間亂收費現象十分嚴重。1995年，國家教委迅速發文治理中小學亂收費，判定『擇校生問題已經由高中階段波及到義務教育階段的初中和小學』，明確規定『九年制義務教育階段初中和小學必須堅持就近入學原則，不准招收「擇校生」，嚴禁把捐資助學同錄取學生掛鉤』。而就在國家教委發文要求的同時，一種新型的辦學模式應運而生，他們就是依托於公辦學校的公共教育資源，名義上獨立，實際上又沒分開的『公辦民助』或『民辦公助』的學校。在采訪中，記者了解到，這些學校其實就是依附於這些公辦校的名氣，利用國有教育資源進行招生，就連學校的財政、領導都是原來公辦學校的。從這點來看，它本質上就是公辦學校，只不過是打著『民辦公助』或是『公辦民助』的旗號收高價。目前，僅哈爾濱市，收取擇校費的學校就達到了60多所，有在校生萬餘人。收費標准：小學每生每年3000元到4000元，中學每生每年4000元到7000元。

　　『擇校』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

　　『擇校』加重家長負擔

　　目前，有許多『望子成龍』的學生家長，為了自己的子女能夠享受到優質教育，不惜花費血本。這樣一來，就使得教育成本加大，教育消費猛漲，加大了居民家庭教育支出，加重了家長的生活負擔。

　　近日，零點調查與指標數據共同發布了《2005年中國居民生活質量指數研究報告》結果顯示，教育花費已經成為城鄉居民致貧的主要原因。調查顯示，有30%的受教育子女，在小學、初中或高中有繳納擇校費的經歷。在曾經繳納過擇校費和贊助費的學生中，人均年支出7620元，最多者曾繳納3萬元以上。哈爾濱市日前的一項關於家庭開支的調查報告也顯示，目前，在家庭生活中，教育支出排在了第一位。

　　今年剛剛給孩子交了4000元擇校費，為孩子選擇了一所哈市重點小學的哈市市民周先生說，我們上學的時候，一年的學費也就幾十塊錢，那時侯，也沒有什麼名校重點校之分。可現在，孩子上小學就得每年交4000錢，五年下來，就得2萬多元，然後再上初中，如果孩子學習成績不好，那還得花每年4000到7000不等的錢擇校。算一算，孩子在九年義務教育期間，就要花上5萬多，這可真讓人吃不消啊。

　　『擇校』引發教育不公

　　由於『擇校』越來越熱，也隨之產生了教育資金和高素質教師不斷流向少數重點學校，從而造成了區域間、校際間辦學條件、教學質量的差距日益拉大的情況。

　　記者在2005年新生入學時，曾在哈市南崗區一所名校看到，寬敞明亮的教學環境，現代化的教學設備。全校70多個班級裡，平均每個班級裡都有60多名學生。每年一到哈市中小學開學招生時，這所學校的操場上都會擠滿前來為孩子報名的學生家長。

　　然而，記者也看到，一些薄弱學校的硬件設施、師資力量等方面與那些佔有優質資源的學校根本沒法兒比。在哈市顧鄉的一所小學，記者看到，學校的教室是一排低矮的平房，教室內的桌椅傷痕累累。看不到在一些條件好的學校常見的電視、投影儀、電腦等學生學習和教學用品。操場上的體育設施也都鏽跡斑斑。據該校校長說，學校的校捨多年沒有維修粉刷。現在學生交的學雜費連學校正常的支出都不夠，更別說改善辦學條件了。以前，學校僅有的幾名優秀教師，也都因為教學環境、工資待遇問題而相繼調走。沒有好的教學設施，沒有好的師資力量，教學質量也越來越差。看著同樣天真爛漫的孩子，與那些在名校上學的孩子相比，卻享受不到平等的教育。作為教育工作者，心裡十分難過。

　　『擇校費』流向何處

　　一直以來，公校辦民校所收取的『擇校費』最終流向哪裡？成為了大家關心的問題。據了解，僅哈爾濱市，每年收取的擇校費就達到上億元。可在采訪中，無論是教育主管部門還是學校，在談起這筆可觀的費用時，都十分含糊。

　　一些學校的說法是學校收取的高額『擇校費』全部上繳到上級財政部門，財政部門用這些錢來『反哺』一些普通的公辦學校，以及改造薄弱校的辦學條件。教育主管部門表示，收取的『擇校費』一部分學校留作自己的活動經費，用來改善學校自身的辦學條件、提高教師工資福利待遇、購買現代化教學設施等方面；另一部分，教育主管部門則用來均衡整體教育發展。可據記者了解，目前一些薄弱校的老師們仍在為不斷萎縮的生源發愁，一些沒錢擇校的孩子們仍在破舊的教室中凍得瑟瑟發抖。

　　此外，記者在采訪中還了解到，這些年來，這些超過國家規定收費標准收取的各種贊助費、擇校費等超過規定范圍的收入，也成了稅收的一項空白。

　　能否叫停『擇校費』

　　『擇校費』產生的一系列問題，引發了社會各界的討論，面對能否叫停『擇校費』，社會各界觀點不一。

　　政協委員、哈爾濱師范大學政法學院院長徐小風認為，教育要均衡發展，首先要解決擇校問題。目前，社會上收擇校費的這些『民辦公助』或是『公辦民助』的學校給正常的教育和社會各方面帶來了諸多消極影響。首先，它打亂了正常的教學秩序：收費生和非收費生之間在心理上不平衡，人為拉大了學校之間生源和辦學條件的差距。其次，它妨礙了素質教育的實施：素質教育的基本原則是要求學生全面發展，而『民辦公助』學校的『校中校』重在培養少數『拔尖生』。再次，它增加了家長的經濟負擔：不少家長不得不拿出積蓄或向親友借款解決學費問題。最後，它助長了腐敗之風：每到『民辦公助』學校招收新生時，校長、局長手中條子一大堆，涉及的學生多為有來頭的。這種與《義務教育法》相違背的嚴重問題，政府有關部門應該堅決整治和制止。

　　哈市某重點中學的一位校長則認為，重點中學創辦的是新型體制的學校，並不需要政府的一分錢投入。一方面滿足了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對優質教學的渴望，又通過辦學籌集到發展教育的資金。在目前優質教育資源緊缺的情況下，這種做法是能夠讓更多孩子享受到一種優質教育資源的途徑。

　　可哈市一所普通中學的校長表示，名校的品牌是經過數十年乃至上百年纔形成的，是國家政策傾斜、財政投入的產物，可以說是國家、政府和社會共同打造的，是一筆豐厚的無形資產。而這份資產的產權毫無疑問應當是屬於國有的。現在，用國有資產進行收費辦學，收費歸自己所有，實際上就是變相收費的一種。這種做法應盡早制止。

　　一位教育部門的負責人表示，『擇校』的根源在於優質教育資源不足和教育發展不均衡，而這些與教育經費嚴重不足有重要關系。教育投入不足，責任在政府。在一些地方，教育經費在數量上是充足的，但被拖欠、被截流、被擠佔、被挪用的現象還是存在的。有的地方大修廣場，搞形象工程，但對中小學的『危房改造』卻很少關注。在這種教育經費不足的情況下，我們只能是靠『自己收費』這種方式來擴大優質教育的范圍，滿足家長和學生們的願望，提高我們教育的整體質量。

　　一直以來，『擇校』倍受譴責與關注，但至今仍然是一個棘手難題。破解『擇校』的出路在哪裡？在政協黑龍江省委第九屆委員會第四次會議上，能否叫停『擇校費』也成為了委員們關注的焦點。

　　政協委員宋立權認為，對於擇校問題，其實政府也制定了相當多的政策，只不過在某些執行環節中並沒有貫徹下來。問題是，針對這些違規學校的政策還是過於寬大，如果不能在生源上加以控制，那就必須在財源上對這些學校進行處理。有關部門應該制定相關法規、制度，把『擇校』納入管理軌道，對公開收取的『擇校費』應硬性規定其出路，制定相應比例用於發展本校的教育事業和用來向『薄弱學校』輸血。

　　政協委員畢克新認為，改革開放以來，教育事業獲得空前發展。地位的提昇和品質的優化使得教育開始從專業話題成為大眾話題。正是如此，『擇校』作為一種普通的教育現象受到全社會的普遍關注。『擇校』問題基本上是一個教育系統內部的問題，『擇校費』產生是由於教育不均衡發展的結果，可目前，在城市和農村一下子解決教育均衡問題不現實，但是城市義務教育階段的均衡問題不難解決。單靠扶助弱校不行，例如，校長、教師在區內強校和弱校間進行流動，優質教育理念共享等方法都有助於均衡教育資源。同時，還要淡化、取消學校等級評定制度，徹底取消形形色色的重點學校，建立公辦學校的統一標准，實現真正的教育公平。

　　政協委員趙彥玲認為，家長『望子成龍』固然是擇校的內因，但是不斷擴大的校際差距確實是擇校的外因。如果公立學校均衡發展，或大體均衡，自然會使愈演愈烈的『擇校風』弛緩下來。若要中小學均衡發展，應該有中小學辦學的統一標准，使各學校在『硬件』、『軟件』上有相同的條件，這應該是也只能靠『政府職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