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網3月30日電　近日，央視十套《人與社會》節目播出了河南省一位農民艾滋病患者的悲慘遭遇，在節目中一位經常資助這個艾滋病患者家庭的保姆戚福華引起人們關注。由於戚福華在外打工的不定因素和本人的低調，《人與社會》節目對她沒有過多介紹。記者輾轉聯系上了這位黑龍江籍在北京打工的保姆戚福華和她的家人。

　　戚福華今年45歲，家住齊齊哈爾市龍沙區，由於家庭原因只身前往北京打工。戚福華性格爽朗，有一顆滾燙的愛心。

　　戚福華：我只能給她精神上的安慰

　　戚福華直言快語，她告訴記者過去她一直在齊市的一個商店裡工作，兩年前因為經歷了一次婚變，她想換一種生活，重新實現自己的價值，於是只身前往北京。由於年齡已大，又沒有什麼技術，所以只能當保姆維持生計。

　　2004年年末，戚福華剛到北京不久，在給一家做保姆時偶然在電視上看到了2004年感動中國十大人物評選，其中桂希恩教授的事跡深深地觸動了她。桂希恩教授為中國的艾滋病事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幫助了無數的艾滋病患者，這件事讓戚福華心裡久久不能平靜。她終於找了個機會請別人幫忙在網上查到了桂教授的聯系方式，一封滿含深情的信寄了出去。在信中戚福華告訴桂教授，她太想幫助這些艾滋病患者了，哪怕為桂教授分擔一點點也好。很快，桂教授給她打來了電話，介紹了和她年齡相仿的河南省光山縣一位因為輸血染上艾滋病的女患者何愛華。

　　從此，戚福華與何愛華的友情開始了。戚福華說，何愛華已經成了她生命中的一部分，她們把彼此當做可以依賴的親人。隔幾天戚福華的電話就會從北京打到河南，問長問短，少不少衣服、有沒有吃的、孩子們有沒有什麼困難、有沒有去做檢查……事無巨細。逢年過節，戚福華的郵包總會如期而至，包裹裡沒什麼值錢的東西，幾本給孩子們看的書、幾塊給老人的月餅、幾件新買的衣服、幾盒廉價的營養品……戚福華說，她自己的經濟條件有限，只希望能在精神上給何愛華支持。

　　戚福華說，艾滋病患者太需要人們關心了。無論是什麼原因得的病，他們都極力回避公眾。尤其是在農村，很少有人能夠理解這種病，艾滋病患者也受到了不應受到的歧視。戚福華說，她幫助何愛華，只想讓她知道，她沒有被社會遺棄，不是所有人都歧視她，還有很多人在關心她。

　　2005年9月，戚福華沒有找到合適的工作，她買了一張去河南光山縣的長途汽車票，想去見一見這位從未謀面的老朋友。可是到了車站，車次少，乘車人多，戚福華沒有擠上車。她又給何愛華打了電話，對方報了平安她纔安心地回去。戚福華說到現在她也沒有機會見上何愛華一面，每次買衣服都是按照自己的尺寸買給她的。她說自己經濟狀況有限，也只能做到這麼多了，只要何愛華能活一天她就要給她竭盡所能的幫助。她告訴記者，像何愛華這樣的艾滋病患者很多，僅僅是一個電話的安慰，讓他們知道這個社會不歧視他們，他們就有了生存下去的勇氣。

　　兒子：媽媽的日子特別不好過

　　小然是戚福華唯一的兒子，今年20歲，剛剛從部隊轉業，還沒有找到工作。說起媽媽，小然很是自豪，在他的眼裡媽媽是個了不起的女性，他說媽媽曾經是齊齊哈爾市齊梅愛心長跑協會的會員，他參軍前經常跟隨媽媽到孤寡老人家乾活，到江堤上種樹，探望生病的爺爺奶奶和小朋友。『媽媽是個豪放而感性的熱心人，看到電視裡播放一些社會不良現象她就非常生氣，看到有人得病，需要幫助，她就感動得流淚，記下人家的名字，只要她能幫助的她絕不猶豫。』小然告訴記者。

　　小然給記者講了一件讓自己終生難忘的事。1998年發洪水，各級政府組織捐款捐物，媽媽把家裡能穿的衣服翻了個遍，新的舊的收拾了一大堆准備拿去捐，媽媽同時帶去了多少錢，那時小然太小還不知道。臨走前，媽媽問小然：『你捐不捐點錢？』小然摸著兜裡自己攢下的100元錢很不捨得，他說：『那我就捐50元吧！』媽媽一聽很生氣：『你有100為什麼捐50？你不愁吃不愁喝，有人養活著還這麼摳？你知道嗎，那些受了災的人連家都沒有！』小然只得拿出了所有的錢。

　　小然說媽媽在北京的生活特別不好，剛到北京時一切還算順利，可是最近當僱主知道戚福華資助艾滋病人的事後，就找借口辭掉了她。後來又換了幾家，都是因為這個原因戚福華失掉了工作。其實，戚福華根本沒見過何愛華本人，更談不上被傳染，人們對艾滋病的認識太模糊了。小然說：『媽媽平均每月只能掙八九百元。北京的消費高，她要生活，還要資助別人。媽媽就是這種性格的人，自己再苦也不會放棄幫助別人。』

　　何愛華：沒有戚大姐和桂教授我活不到現在

　　何愛華家中有老人還有四個未成年的孩子，丈夫常年在外打工掙錢養活一家人，自從何愛華一次意外輸血得上了艾滋病後，這個本就貧寒的家更是負債累累。何愛華的家在河南省光山縣，這是一個偏遠而封閉的農村。據何愛華講，自從她得了這個病後，村裡人都不能理解，甚至連親戚也不再登門，都認為她是個不好的女人。她用過的東西沒人敢碰，她坐過的凳子都沒人敢坐。『那時，我真的不想再活下去了，被別人瞧不起，又給家人增加負擔。』

　　是桂教授的出現讓她有了活下去的信心。國家為她減免了所有治療用藥費，她的花銷除了生活費外，就只需支付檢查的費用，但是檢查費對於她來說也是一筆不小的開支。

　　後來，戚福華出現在了她的生活中。戚大姐總是給她打電話說些安慰的話，給孩子寄吃的喝的，給她寄補品。『現在，通過一些媒體的宣傳，家鄉人多少也認識了艾滋病，不像過去那樣歧視、躲避我了，日子比過去好過了。』尤其是戚大姐的幫助，總讓她感到溫暖，『社會上還有很多人在關心我、愛護我，我總想我要是死了，那太對不起他們對我的關心了。我是個農村人，別的也不會說，謝謝戚大姐，沒有桂教授的幫助和戚大姐的鼓勵我早就離開這個世界了。』

　　在采訪中，無論是戚福華本人還是她的兒子，都反復強調，戚福華做的只是一件小事，幫助一個人算不了什麼，自己的經濟條件有限，幫不上什麼大忙。但是對於艾滋病患者來說，哪怕僅僅是一個安慰的電話，他們也會覺得沒有被社會遺忘，也會燃起重新生活的勇氣，這個安慰的電話，任何人都能夠打得起。(文中何愛華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