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說明】1921年伍連德博士（坐者）在鼠疫試驗室工作。

【圖片說明】1926年9月，伍連德博士在東三省防疫事務總處及所屬濱江醫院的基礎上，創辦了哈爾濱醫學專門學校，伍連德為第一任校長。1938年改名為哈爾濱醫科大學。

【圖片說明】1921年鼠疫流行時，在哈爾濱指揮防疫的伍連德博士（右一未戴帽者）

【圖片說明】施肇基

【圖片說明】《國士無雙伍連德》 王哲著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7年3月第1版

【圖片說明】《愛國僑胞 防疫泰斗伍連德》哈爾濱市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 2006年12月

　　東北網7月17日電 今天出版的《哈爾濱日報》刊發杜宇新紀念中國衛生防疫事業奠基人伍連德的文章《不該遺忘的『國士』》。全文如下：

　　說來慚愧，我在哈爾濱這座城市生活了大半輩子，但對於伍連德這個名字，卻一無所知。若不是去年原省政協副主席、著名內科專家傅世英老前輩和我談起，自己真的可能一輩子就這樣孤陋寡聞。

　　出於對伍連德先生的景仰，這兩年，我留意搜集了有關他的一些史料，特別是前不久讀了王哲撰寫的《國士無雙伍連德》和市政協文史委編輯的《愛國僑胞、防疫泰斗伍連德》等書籍，伍連德在我心中的形象逐漸豐滿起來，並促使我產生一種將他介紹給大家的衝動。

　　故事可以從二十世紀初葉發生在哈爾濱的鼠疫說起。鼠疫是人類大敵。歷史上，歐亞大陸兩次鼠疫流行，曾奪走上億人的生命。十九世紀下半葉，從印度的孟買和滿洲裡中俄交界等地肇始，發生了人類歷史上的第三次鼠疫大流行。據記載，我國東北出現鼠疫第一病例的時間和地點分別為：1910年10月20日，滿洲裡；10月27日，哈爾濱；12月4日，齊齊哈爾；1911年2月1日，長春、奉天(沈陽)。鼠疫傳入後，迅速蔓延。東北地方大員給軍機處的報告中是這樣描繪的，『府廳州縣，地方蔓延所及者，六十六處，死亡人口達四萬二千以上。臘尾春初，疫情最為熾盛。哈爾濱一隅，及其附近之雙城、呼蘭、長春，每日輒疫斃百數人，岌岌不可終日。』當時的哈爾濱，已是一座國際性城市。居民當中，俄國人佔多數，還有一些日本和其他國家的僑民。在國家積貧積弱，王朝風雨飄搖，列強虎視眈眈的背景之下，這次鼠疫爆發，正為列強諸國提供了借題發揮，施壓朝廷，進一步蠶食我國主權的機會。鼠疫發生後，沙俄、日本均以保護僑民為由，要求獨攬防疫事務。在此國難當頭、萬分火急之際，時任陸軍軍醫學堂幫辦、年僅31歲的伍連德慨然受命，作為東三省防鼠疫總醫官出關赴任。

　　伍連德，字星聯，1879年3月10日生於英屬海峽殖民地檳榔嶼(今馬來西亞)的一個華僑之家。他的六個舅舅，曾相繼回國到大清水師服役。三舅林國裕管帶(即艦長)，在甲午海戰中和鄧世昌等一起成為壯烈殉國的先烈。這段家史，對伍連德的日後影響甚大。伍連德自幼體弱瘦小，但聰穎好學。1896年，他參加海峽殖民地女皇獎學金考試，以唯一獲獎人資格進入英國劍橋大學意曼紐學院。1899年，他又順利考入劍橋聖瑪麗醫學院。1902年4月，伍連德完成醫學考試，成為本屆劍橋大醫學生中第一個獲得醫學士學位的學生。1903年，他提前三年順利通過劍橋大學博士考試，又是同屆中第一個獲得醫學博士資格的學員。這前後，他還曾在英國利物浦熱帶病學院、德國哈勒大學衛生學院、法國巴斯德研究所進修與研究。畢業後，伍連德回到檳榔嶼家鄉，開業行醫，很快名聞一方。在行醫同時，他熱心公益，被推選為檳榔嶼反鴉片協會會長和總醫師。1907年，受直隸總督袁世凱的聘請，伍連德第一次回到祖國，出任北洋陸軍軍醫學堂幫辦(相當於副校長)。關於伍連德領命赴東北防疫，還有這樣一段插曲。本來，在此之前，朝廷按軍中資歷，選中了海軍總醫官、美國丹佛大學醫學博士謝天寶，可是謝開出了較高的條件，最終拒絕了這項使命。對於伍連德來說，他當然也明白，『東三省現在就如同一座活火山，領命前去防疫者就如同坐在火山口中，稍有不慎就會誤國誤民，遺臭萬年，更不要說株連九族了。』可是，伍連德沒有猶豫，他欣然受命，只平靜地說了句『為國效力是我的榮幸』。

　　『1910年12月24日那個苦寒的下午，一個年輕的中國醫生抵達北滿哈爾濱火車站』。由此，伍連德這位生於南洋的華僑醫生，在哈爾濱這塊土地上，以他的大德大仁和大智大勇，領導東三省人民開始了抗擊鼠疫的戰斗，也開啟了他波瀾壯闊的人生大幕。

　　在伍連德到來之前，鼠疫在哈爾濱已經流行了一個多月，主要集中在有2.4萬華人居住區傅家甸(即老道外區)。染病者發熱、咳嗽、吐血，不久即死亡。死亡人數由最初的每天一二人很快上昇至幾十人。當時的哈爾濱，醫療衛生狀況極為簡陋，整個城市僅有兩位華人西醫(在此後的防疫高潮，清政府動員起全國的專業醫療力量，也不過區區幾十人)。廣大民眾和官員，更是缺乏現代科學知識，對傳染病的防控幾乎一無所知。而隨同伍連德前來的，也只有陸軍醫學堂的一名教員和一個學生。

　　當務之急是確診和判斷疫情來源。科學的方法是解剖屍體，而當年這在中國是大逆不道的。1910年12月27日，伍連德果敢決斷，在傅家甸的一間貧民窟裡，進行了中國醫生的第一例人體解剖(直到三年後，1913年11月22日，民國政府纔頒布了解剖條例)。三天後，細菌培養結果證實，哈爾濱流行的是鼠疫。伍連德速報清政府，並提出了一系列防控建議。隨後，伍連德進一步證實，此次鼠疫是由旱獺傳染人類，並經滿洲裡至哈爾濱一線鐵路傳播而來。這是一種可稱之為肺鼠疫的新型鼠疫，與傳統的腺鼠疫不同，它的傳播渠道不經過家鼠這個中間環節，是從人到人，通過呼吸傳播的。這是科學史上第一次提出鼠疫的分類，也為日後的大規模防控提供了科學依據。

　　接下來便是對患者或疑似患者的隔離，以有效切斷鼠疫的傳播渠道。至1911年初，哈爾濱的鼠疫從局部流行變為全面爆發，情勢十分危急。當時的哈爾濱，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集散地和交易市場，成千上萬的中俄苦力在這裡打工，加之當地華人主要是山東、河北一帶的移民，一旦大規模的春節返鄉潮開始，後果不堪設想。在這危急時刻，幾乎是單槍匹馬的伍連德，『勇於任事，不辭勞怨』，以其敏銳清晰的判斷、雷厲風行的作風和令人信服的能力，開始了指揮東三省防疫的壯舉。他在後來的回憶錄中這樣寫道，『我扮演了一個龐大組織總司令的角色，給醫生、警察、軍隊，甚至地方官吏下命令。』對經歷過2003年SARS襲擊的我們這一代人來說，接下來的一系列舉措已不生疏。緊急派員南下駐守長春，趕在最佳時期控制鼠疫向內地擴散；組建哈爾濱防疫局，以及東北各地的防疫組織；建議清政府隔絕交通，在山海關設卡嚴防；強制要求醫護人員和民眾戴口罩，這一看似簡單的措施，日後證明卻挽救了無數人的生命；迅速組建疫病醫院，收治患者；將鼠疫流行中心傅家甸全面隔離，由經培訓人員逐日挨戶檢查，一旦發現患者和可疑病人，馬上入院治療，並徹底消毒。這期間，伍連德還做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即集中焚燒鼠疫死亡者的屍體。1911年1月28日，伍連德來到傅家甸墳場，發現幾千具疫屍在此草草陳放，這裡成了最大的鼠疫病源。一旦春融為患，大局不堪設想。當時天寒地凍，焚屍，是徹底消除隱患的唯一辦法。但這在當時，簡直是莫大褻瀆，罪無可恕。伍連德當即決定：上奏朝廷，請求焚屍。清政府在處理這次鼠疫危機過程中，表現出難得的開明和效率。三天後，傳下聖旨，准伍連德所奏。這一天，1911年1月30日，正好是大年三十，全市日死亡人數上昇為183人。經連夜准備，次日，也就是正月初一，哈爾濱傅家甸墳場開始集中焚屍。接下來的幾天，總計焚屍六千餘具。此後，在滿洲裡、長春等地也焚燒了數以千計的疫者屍體。這一舉措，有效防止了日後可能發生的更大范圍的鼠疫流行。

　　蒼天不負苦心人。從大年初一開始，哈爾濱的鼠疫日死亡人數首次下降，並再也沒有回昇過。1911年3月1日午夜，當日報告鼠疫死亡人數為零。坐落在哈爾濱傅家甸的防疫總部內一片沸騰。幾日後，鑒於鼠疫死亡連續多日為零，防疫委員會宣布解除對傅家甸的隔離。當時人們的心境和場景，我們完全可以想見。

　　東三省防鼠疫總指揮——伍連德，一戰成名，功蓋全球。

　　據估計，這次東北的鼠疫流行，總共吞噬了六萬餘條生命，其中傅家甸地方為七千二百餘人。據伍連德的記錄，僅在哈爾濱一地參加防疫的2943名工作人員中，就有297人殉職。他們當中，有醫生、警察、士兵、雜役、救護人員，還有來自國外的志願者。正是靠著這些無名英雄的前赴後繼，纔成功地阻止了這場瘟疫。

　　哈爾濱鼠疫控制之後，伍連德又轉戰長春、沈陽等地，經過努力，至四月底，東北三省各地的鼠疫被全部消滅。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依靠科學手段，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成功控制傳染病的行動。『其能以如此有效者，皆賴伍醫士連德之力』(《遠東報》1911年2月25日)伍連德在這次防控鼠疫過程中所采用的方案與措施，一直到近百年後應對SARS的襲擊，仍然被普遍采用。

　　這不僅是伍連德本人的驕傲，也是哈爾濱和整個中國的榮耀！

　　1911年4月，在奉天(沈陽)召開的有美、日、英、法、德、俄、意和中國等11個國家醫學專家參加的國際防疫會議上，伍連德以其無可爭議的學識和業績，被推選為大會主席。這也是在我國舉辦的第一次國際性科學會議。十幾年後，梁啟超深情地寫道：『科學輸入垂五十年，國中能以學者資格與世界相見者，伍星聯博士一人而已！』

　　然而，伍連德沒有為一時的勝利所陶醉，他以一個科學工作者的遠見卓識和負責精神，於1912年建議政府，在哈爾濱防疫局的基礎上，創建了東三省防疫事務總處(即現在道外區保障街南勛幼兒園處)。這是中國最早的一個健全的衛生防疫機構，它為我國培養了傳染病預防領域的第一批科研精英和專業隊伍。

　　伍連德的高瞻遠矚，不久即為歷史所驗證。1919年8月3日，由外地傳入，哈爾濱發現首例霍亂，轉瞬急速彌漫。8月15日單日死亡記錄為207人。伍連德當仁不讓，受命出任霍亂委員會主任，率東北防疫總處毅然承擔起霍亂防疫工作。至秋季流行結束後的統計，這次霍亂流行，哈爾濱共發生1.3萬病例，死亡4503人。據當時對中日蘇三方醫院病人的統計，日本在大連的醫院，霍亂病人的死亡率為56.3%(在哈的日僑全部求助於伍連德領導的醫院)；蘇聯在哈爾濱的兩家醫院，霍亂病人的死亡率分別為32.7%和57.7%，在海參崴的醫院，霍亂病人死亡率為66.5%。同一時期在英國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醫院，霍亂病人的死亡率為21%。而伍連德領導的濱江防疫醫院，患者的死亡率僅為14.1%！伍連德再次以驕人的業績，為世人所矚目稱頌。

　　1920年10月，海拉爾又發現鼠疫病例。伍連德親赴現場處置。他敏銳地意識到，又一場大的疫病災難即將來臨。返回哈爾濱後，伍連德迅即部署防控工作。當時的哈爾濱，人口已達30萬，其中包括十幾萬外國人。1920年12月，在他的倡導下，哈爾濱市國際防鼠疫委員會成立，並在其後的五個月內，有效地協調了哈爾濱的鼠疫控制工作。1921年1月22日，由海拉爾逃逸者傳入，哈爾濱出現首個鼠疫病例。又一場防控疫情的戰役打響。所不同的是，經歷過上次鼠疫的哈爾濱，不僅伍連德已樹立起絕對權威，現代醫療隊伍壯大許多，當地官員和民眾的科學知識和配合意識也大為增強。『正如第一次瘟疫一樣，哈爾濱成為防疫組織之大本營，所有訓令與報告均從此間發出。』(《伍連德傳》)在伍連德的指揮下，防疫總處還出版了防疫日報，隨時報道鼠疫的流行情況，政府的防疫措施，以及防治的科學知識。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官方的衛生通報。一切均按部就班地進行，幾十萬人的國際化城市，沒有因鼠疫流行產生大的社會波動，各行各業一往如常。進入4月後，東北各地鼠疫死亡率開始下降。至5月底，疫情全部消滅。在蘇聯境內，一直到10月份纔最後結束。整個鼠疫流行期間，哈爾濱死亡3125人，死亡率為1%，而十年前的死亡率為10%。整個東北一共死亡9300人，其中包括600名俄國僑民。關內除山東外均無波及。『由於在哈爾濱實施緊急步驟，嚴格管理交通，厲行隔離制度，疫病便至此而止，不復延及他處。長春雖也有七十七宗，奉天有四宗發生，然較之第一次瘟疫時，該兩地各有五千宗疫疾，不可同日而語矣。』(《伍連德傳》)從此，在東北，鼠疫再也沒有大規模流行過。和上次鼠疫流行相比，這一次由於准備充分，措施得當，涉及面和死亡率大為降低，因而，在國內外的影響也沒有那麼大。但這絲毫也不影響伍連德的至偉功績。稍加比較就會發現，同一時期在亞洲范圍的鼠疫流行中，印度幾十年間先後死亡達上千萬人。真可謂天不生星聯，中華蒙大難！

　　伍連德十年二斗鼠疫，當之無愧地享有『鼠疫斗士』、『一代宗師』的稱號。

　　一個人的一生，能為國家和民族做出如此業績，在我們這些常人看來已經足矣。但伍連德所做出的貢獻還遠不僅此。伍連德曾先後在國內創辦了包括哈爾濱醫學專門學校(即哈爾濱醫科大學前身)和北京中央醫院(即北京大學人民醫院前身)等在內的20餘所學校、醫院、防疫機構；發起了中國醫學會、中國醫史學會、中國公共衛生學會等10餘個醫學社會團體，並創辦了《中華醫學雜志》；他所編撰的《中國醫史》、《鼠疫概論》和《霍亂概論》等專著，成為世界同行廣泛引用的經典。他還受命主持收回了一直由洋人把持的全國海港檢疫主權，實現了平生的一大夙願。

　　1937年，日本帝國主義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伍連德告別了他為之服務三十年的祖國，舉家返回檳榔嶼避難。他履行了三十年前對鄉親們的承諾，又在家鄉開設一家診所，懸壺業醫。從此，這位叱吒風雲的一代英傑，在異國他鄉默默無聞，救死扶傷，直至1960年1月21日因心髒病突發病故。

　　行文至此，我仿佛沿著時光隧道，又回到百年前的哈爾濱，一幅幅歷史畫面在腦海中頻頻閃現。列強入侵，王朝危亡，國家貧弱，鼠疫爆發，官員昏庸，民眾無知，社會恐慌······，在這樣的背景下，一個海外歸來的青年纔俊，在冰天雪地的冬日，邁著堅定的腳步，來到了哈爾濱。被他拋在身後的是妻兒老小、高官厚祿、閑適安逸，而等待他的則是大疫流行、無助冷漠、身敗名裂。他義無反顧，勇往直前，硬是憑著自己的纔智和剛毅，橕起了一片藍天。這就是伍連德。對他，我們今天只應用這樣兩個字來形容：偉大！

　　誰都不會否認，歷史會因某些個人的存在而改變它的軌跡。我們今天的哈爾濱人，真的應當為我們的先輩而感到慶幸。當年大疫臨頭，若不是伍連德挺身而出，一柱擎天，不知還會有多少家庭蒙受滅頂之災。極而言之，我們的城市或許就是一座死城！從這個意義上說，是伍連德挽救了我們這座城市。

　　今日的哈爾濱，是昨天的傳承和延續。一個城市的歷史，或者說是文化和精神，不只存在於典籍、口述和建築、街路當中，它更應當通過那些英雄，以及他們身上所散發出的浩然正氣而展現出來。當我們為自己所生活的這座城市感到驕傲和自豪的同時，大家還可曾記得那些為我們的城市，乃至整個國家和民族，付出重大犧牲，做出卓越貢獻的先賢們？

　　一個城市，也和一個人一樣，有許多事情難免被遺忘。但對有些事情，我們應當刻骨銘心，永志不忘！

　　讓我們和我們的城市永遠銘記他吧：伍連德。一個蓋世無雙的『國士』，一個大寫的人。

　　附錄：

　　說伍連德，就不能不提到施肇基。施肇基和哈爾濱也有一段淵源。1908年至1910年間，他曾派署吉林西北路兵備道，兼哈爾濱道臺。1905年，施肇基隨清政府端方等大臣周游列國，在檳榔嶼曾與伍連德晤面交談，發現這是一個棟梁之材。1907年，經施肇基推薦，直隸總督袁世凱聘請伍連德回國，出任北洋陸軍軍醫學堂幫辦。1910年，又是經時任外務府右丞的施肇基力薦，清政府委以伍連德東三省防鼠疫全權總醫官的重任。其後，施肇基等人頂著外國使團舉薦北洋醫學堂首席教授、法國人邁斯尼出任東三省防疫總醫官的壓力，說服朝廷，支持伍連德繼續主持東北防疫。1911年1月，還是施肇基，在收到伍連德關於焚燒鼠疫患者屍體的奏請之後，連夜親去攝政王府，說服載灃當機立斷，擬旨准奏。在整個東三省防疫期間，正由於在朝廷內有施肇基這樣一個勇於擔當，不推不拖，全力協調的能臣，伍連德纔得以大權在握，一展身手。伍連德和施肇基，可謂珠聯璧合，缺一不可。他們二人，一個在前線，一個在朝廷，為拯救民眾和國家於水火，置個人榮辱安危於不顧，心心相印，配合默契，有責同當，共創偉業。可以說，沒有施肇基的慧眼識珠、大膽舉薦和鼎力支持，伍連德很可能就是一個被埋沒的人纔。伍連德晚年在回憶東北防疫時，把最大的功勞歸之於施肇基。正如施肇基在回憶錄裡熱情贊揚伍連德，卻只字不提自己。僅此一舉，施肇基和伍連德一樣，稱得上是真正的英雄！

　　關於施肇基的平生事跡，知之不多。上網查尋他的履歷，茲錄如下：施肇基(1877—1958年)，字植之，餘杭人。早年就讀上海聖約翰書院。清光緒十九年(1893年)赴美國，任駐美使館翻譯生。後入美國康奈爾大學學習，獲文學碩士、哲學博士學位。1902年回國，任湖廣總督張之洞洋務文案兼鄂省留美學生總督。1905年隨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任一等參贊。翌年任郵傳部右參議兼京漢鐵路局總辦。1908年署吉林洋務，出任哈爾濱道臺。1911年任外務部左、右丞，出使美國、墨西哥、秘魯、古巴等國。民國元年(1912年)任唐紹儀內閣交通總長、財政總長。次年任大總統府禮官。1914年至1921年任駐英全權公使，出席巴黎和會，為中國五位全權代表之一。1921年至1929年任駐美全權公使。其中於1923年一度任民國張紹曾內閣外長。1924年任出席日內瓦國際禁煙會議全權代表。1929年再任駐英公使。次年出席國際聯盟會議，任中國全權代表兼國聯理事會全權代表。1933年再任駐美公使，翌年使館昇格，出任大使。1937年辭職回國。抗日戰爭爆發後，任國際救濟會宣傳組主任兼上海防疫協會董事長。1941年赴美，任中國物資供應委員會副主任委員。1948年至1950年任國際復興開發銀行顧問委員會委員。1958年在美國逝世。著有《施肇基回憶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