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棟獨特的老建築
始建於1906年的馬迭爾賓館，屬於新藝術運動的建築風格，設計師名叫斯維利多夫。『馬迭爾』的原意是摩登或者時髦。這棟歷經百年風霜依舊豪華得讓人感嘆的建築，歷史上配得起這個名字。
在哈爾濱，『馬迭爾』這個名字盡人皆知，是充滿異國情調的老字號，是哈爾濱早期旅館建築的代表作。建築通過窗、陽臺、女兒牆及穹頂等元素，反映出『新藝術』特征。
民間學者劉延年多年來研究哈爾濱的老建築，有自己獨到的心得。
劉延年出挑的陽臺兼作入口的雨篷，在建築入口上方或其他局部飾以精巧的陽臺，使陽臺成為建築提神之筆。出挑的陽臺下面有兩大兩小四塊托石，大托石呈向內收卷的渦狀，上覆線腳豐富的平石板；小托石則呈柔美的半拋物線形，小托石的兩側各有一鑄鐵的花飾，如纏繞的絲蔓，簡單的幾筆便勾勒出入口的空間，沒有絲毫的做作。女兒牆以磚砌體為主，采用柔軟、靈活的各種『新藝術『曲線造型，或呈陡急的落水曲線，或呈圓潤的橢圓形渦卷曲線，或層層疊起，或飛流直下，極具氣勢與動感，整個建築仿佛具有了生命力一般，飄然欲飛。
富麗堂皇的『馬迭爾』是哈爾濱賓館業最初的代表，老板是猶太人約瑟·開斯普。據學者劉延年考證，約瑟·開斯普是沙俄軍隊裡的一名士兵，參加了日俄戰爭。俄國戰敗，約瑟·開斯普留在哈爾濱，修理鍾表為生，後來經營珠寶，成為遠東最大的珠寶商。發了財的約瑟·開斯普建起了這家賓館。老約瑟·開斯普沒有想到，這個傾注了他心血的建築，給他帶來了榮光，也帶來了傷痛。
在這裡發生了一起撲朔迷離的綁架案，被綁架殺害的是約瑟·開斯普的兒子，一名出色的鋼琴家。當老約瑟·開斯普看見遍體鱗傷已經死於非命的兒子，他的心徹底碎了。1934年，約瑟·開斯普最後看了一眼自己心愛的建築，黯然離去。第二年病死在巴黎。『馬迭爾』見證了約瑟·開斯普蹣跚的背影。『馬迭爾』在日偽軍隊的破壞下，開始衰敗。1946年，馬迭爾被改為中共中央東北局招待處。『馬迭爾』開始接待政要和民主人士。可以說，沒有哪一棟建築歷史上的滄桑與風光，可以和『馬迭爾』相提並論。
綁架案：無辜的西蒙
哈爾濱市民知道發生在『馬迭爾』老板兒子身上的綁架案，但對於詳情知之甚少。如今，學者們經過認真梳理，已經明確了案件的真相。
哈爾濱日報退休的高級記者曲春芳，多年來致力於在哈猶太人生活故事的搜集與考證，准備寫作關於猶太人的長篇小說。
曲春芳西蒙·開斯普是老開斯普的小兒子。法國巴黎音樂學院鋼琴專業的學生。1933年8月24日深夜，西蒙·開斯普和她的女朋友利迪婭，參加一個朋友組織的晚會後，西蒙·開斯普開著卡迪拉克轎車送女友回家，汽車來到了面包街(現紅專街)利迪婭的家門前，熱戀中的男女正在卿卿我我的時候，車門被拉開，一只冰涼的手槍頂在小開斯普的腦袋上。
綁架案的背景在於日本人對『馬迭爾』的覬覦。約瑟·開斯普有了一定的防范措施，把財產轉移到加入了法國國籍的兒子名下，並在賓館門前懸起了三色旗。日本人希望用象征性的付款買下印鈔機一樣的『馬迭爾』，但是約瑟·開斯普不給日本人的面子，開出100萬的價格。日本人對約瑟·開斯普的不買賬惱羞成怒，這纔導演了這出綁架案。日本特務機關長小松原道太郎找到國際間諜范斯白，詢問約瑟·開斯普的情況，並明確表示，國旗並不能阻止我們想做的事。范斯白與約瑟·開斯普有一定的交情，把信息透漏給了他。約瑟·開斯普加固門窗，出門時帶著保鏢，讓日本人一時難以下手。但是面對一群流氓和暴徒的明火執仗，任何防范都形同虛設。找不到約瑟·開斯普的破綻，就向他的兒子下手。
凱迪拉克轎車一路狂奔，來到了今天的比樂街附近時，小開斯普被換到了另一輛車上押走了，花容失色的利迪亞被釋放，綁匪讓他帶信給約瑟·開斯普，准備30萬元贖回自己的兒子。
劉延年：得知兒子被綁架，約瑟·開斯普趕緊向法國領事館報告，尋求法國領事館的保護。法國領事館一面向日偽當局提出抗議，一面由副領事阿利別爾特·曉邦僱人暗中調查。副領事找到了這個案件中最至關重要的一個人物———意大利人范斯白。范斯白，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候曾經是協約國的情報官，這個時候他表面上為日本特務機關做事，實際上他是抗日力量最為重要的信息來源。在范斯白的幫助下，領事館找到了綁匪康米薩蘭科。康米薩蘭科，俄國人，為日本憲兵機構工作。老開斯普和副領事拿著綁匪的供詞，找到了日本憲兵司令部，希望日本憲兵司令部能夠抓捕綁匪，解救人質。但是他們非但沒有抓人，還讓這名綁匪躲到了綏芬河。
老開斯普突然接到了一封信，信封裡裝著一個血淋淋的耳朵。綁匪明確地警告了老開斯普，不要再尋求其他力量的支持，趕快交錢，否則小開斯普必死無疑。
綁匪開價降到了15萬元，但是老開斯普只同意付3.5萬元，而且這筆錢還要看到兒子後纔能給付，事情由此陷入僵局。法國領事館將這個案件國際化，引起世界媒體的關注，強大的輿論使日本受到了壓力。此時，綁匪康米薩蘭科在綏芬河被捕，交代了這起綁架案的前後情況，共有7名俄羅斯匪徒參與了綁架。而當時日本政府上層，正在醞釀榨取猶太人財富的『河豚魚計劃』，為了不因小失大，指示哈爾濱特務機關『終結此案』。最近日本解密的資料也證實了這一點，日本人曾經推行過這樣的計劃，就是綁架富商索要錢財，擴充日本軍費。
曲春芳1933年11月28日，綁匪比斯魯可和賽亞茲夫在哈爾濱火車站被鐵路警察抓獲。綁匪交代，人質在小嶺。他們就是要去小嶺，替換那裡正在看守小開斯普的另外兩名綁匪。看守小開斯普的是綁匪吉利正科和開留斯科。到了交接時間，吉利正科三番兩次地到車站打電話，詢問為何還不來人。吉利正科打電話的時候，開留斯科趁機和小開斯普做起交易。他要求小開斯普寫一封信告訴他父親，讓他父親支付開留斯科1萬元錢，他就放了小開斯普。吉利正科打完電話，察覺他們神色異常。開留斯科借口當晚就回哈爾濱，加重了他的疑心。吉利正科電話通知了上峰，約開留斯科在火車站貨場見面。日本憲兵把開留斯科抓住，搜出了小開斯普寫給父親的信，他們不懂法文，但認得10000這個數字。事情已經很清楚，憲兵擊斃了開留斯科，通知吉利正科打死小開斯普，然後回哈爾濱領護照和錢，跑路走人。
一個年輕有為的鋼琴家，在被綁架數個月後，被匪徒殘忍地殺害。12月3日，在一個淺坑中找到了小開斯普的屍身，他的身體上蓋著薄薄的泥土，景象慘不忍睹。95天的囚禁，嚴酷的私刑，這個24歲的高大青年只剩下一副骷髏，東北北部零下30攝氏度的嚴寒，已經凍裂了他的面頰、鼻子和雙手，皮肉大塊大塊被凍崩落，肌肉內部已經腐爛，雙耳被割去。
老開斯普的心裂成了無數碎片，當懲辦凶手無望的時候，他神色黯然地離開了給予他無限期待與無限希望的城市。
記憶：光顧『馬迭爾』
作為哈爾濱賓館業的代表，很多名人政要入住過『馬迭爾』，這是『馬迭爾』的另一種記憶。
曾經寫作《紅星照耀中國》並成為毛澤東朋友的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曾經住在這裡，當時正值小開斯普綁架案撲朔迷離的階段。作為上海《密勒氏評論報》助理主編，出於記者職業的敏感，斯諾對這件事非常感興趣。他想詳細采訪老開斯普，老開斯普一直沈浸在喪子的悲痛中，斯諾並沒有獲得實質性的答復。
由於上海方面的事務，斯諾先生沒有等到開斯普案件的終結，便離開了哈爾濱。離開哈爾濱之後，斯諾寫下了題為《日本建立的殖民地》的長篇通訊。在這篇通訊中斯諾把原本美麗安靜的哈爾濱，寫成了人人自危的生死場，而這滔天罪惡的罪魁禍首便是日本侵略者。
曲春芳關於西蒙·開斯普一案，斯諾寫道：『我們住的馬迭爾飯店的主人正在懮愁著他的兒子，一個有纔能的鋼琴家西蒙·凱斯普。他是一位法國籍的鋼琴家，他被俄國匪徒綁去，要他的父親交出30萬元的贖金，否則要砍掉他的手指。結果，被割去耳朵並被害死了。』在此之後，埃德加·斯諾又寫了一句，『離城市不遠的地方，許多人經常被綁去』。
1946年，馬迭爾被改為中共中央東北局招待處。文化與政要名人，開始更多的出入這個地方。據資料記載，曾經在此居住過的名人政要，除了埃德加·斯諾之外，有1949年出席世界和平大會的中國代表團成員———郭沫若、許德珩、鄭振鐸、丁玲、陳家康等人；有從海外歸來參加第一屆政治協商會議的愛國人士，包括李濟深、沈鈞儒、馬敘倫、朱蘊山、李德全、朱學范、許廣平、沙千裡、譚平山、王昆侖、蔡廷鍇、章乃器、羅敘章、沈雁冰、洪深、田漢等。
而在小開斯普綁架案之前，『馬迭爾』還接待過國聯李頓調查團。哈爾濱研究地方史的專家認為，綁架西蒙·開斯普和老開斯普的反日立場有一定的關系。國聯李頓調查團在哈爾濱期間，老開斯普與其接觸過。後來國聯調查偽滿洲國的情況，確認偽滿洲國的存在為非法。日本方面懷疑這和老開斯普有一定的關聯。
資料顯示，國聯調查團成員包括李頓爵士和美、法、意、英5名委員，隨員26人。中國方面有顧維鈞等5人。日本方面有吉田等19人。偽滿洲國外交部大僑中一等3人，以及其他成員共百餘人。
『馬迭爾』見證了屈辱的外交。日本人在賓館內外布置暗探，對國聯調查組成員全面監視。調查組在哈爾濱逗留期間，就有5個中國人和兩個俄國人，因為企圖接近調查團成員遭到逮捕和槍殺。
『馬迭爾』在百年歲月中曾經六易其名，最初為俄文，隨後跟著小開斯普改成法文，再隨後又改成日文。『馬迭爾』是漢譯名。『馬迭爾』改名字的過程，就是一部滄桑的城市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