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網7月3日訊 為慶祝建國六十年，記者走近數位出生於1949年的普通人。作為和共和國同齡的人，誕生時，和共和國一起沐浴初昇的陽光；成長中，和共和國一同經歷種種陣痛；人到中年，和共和國一起，體味著改革開放的輝煌；如今，面對今天的幸福生活，已到了退休年齡的他們，回首往事，又有怎樣的感慨？
哈爾濱是中國解放最早的大城市，一直是中共中央東北局、東北行政委員會的所在地，為東北解放區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
考慮到哈爾濱是當時最安全的大城市，與蘇聯最近，便於取得蘇聯的支援和幫助，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特地批准哈爾濱為特別市，非常重視這塊風水寶地，並准備在這裡宣布建立新中國。
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當時的注意力雖然向東北傾斜，但是哈爾濱畢竟遠離中國腹地，從當時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轉移過去很不容易，中間需要一個中轉地，於是又選定了避暑勝地承德，准備把承德作為黨中央的臨時所在地。
在遼沈戰役前夕，東北野戰軍林彪和羅榮桓曾就黨中央遷往東北之事去電請示，考慮到當時的情況，毛澤東回電說：『中央必須留在關內，我亦暫不能離開。』
雖然毛澤東和黨中央到東北哈爾濱之事暫時放下，但是黨中央遷往哈爾濱的准備還在加緊進行。
就在這時，東北戰局發生劇烈變化，國民黨在美國支持下瘋狂向東北增兵，搶佔交通要道。毛澤東果斷地決定，黨中央不再遷往承德，中央軍委命令，把中央先行警備團就地改編，隸屬於冀察熱遼軍區。
1948年4月30日，毛澤東向全國發出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成立聯合政府的號召，得到全國各界人士的熱烈響應。
再說當時國民黨政府仍然佔領著中國半壁河山，要把那些著名人士接到大連再轉往哈爾濱，共商建國大事，絕非輕而易舉之事。毛澤東、周恩來親自設想過幾種接送方案，經過幾番周折，在周恩來的精心安排下，沈鈞儒、郭沫若、李濟深等三批民主人士先後經香港安全到達哈爾濱。
黃炎培等第四批民主人士1949年3月14日從香港出發，這時北平、天津已經解放，形勢發生很大變化，中共中央決定新政協會議改在北平召開，黃炎培等於3月25日到達北平。
隨著三大戰役頻傳捷報，毛澤東認為不必再遠征哈爾濱宣布新中國誕生了，但把新中國的首都建在哪裡，他還沒有考慮好。
北平成為理想都城
一天，王稼祥和夫人朱仲麗去看望毛澤東。
『我們很快要取得全國的勝利了，我想聽聽你的意見，我們的政府定都在何處？中央雖有考慮，但還沒有最後定案。』
王稼祥首先否定蔣介石所在的『南京』說：『現在國民黨的首都，雖然自古稱虎踞龍盤，地理險要，但是只要翻開歷史就會知道，凡建都金陵的王朝，都是短命的。這樣講，帶有歷史宿命的色彩，我們是共產黨人，當然不相信這一套。但是，從另一個角度看，南京離東南沿海太近，從當前的國際形勢看，這是它的很大的缺陷，我們定都，當然不能選在南京。』至於西安,王稼祥說：『西安的缺陷是太偏西，現在不是秦漢隋唐時代了，今天中國經濟重心是在沿海和江南。由此看，西安也不合適。』
中國古代曾經做過多朝都城的開封、洛陽,王稼祥從經濟和交通角度認為：『黃河沿岸的開封、洛陽等古都，因中原經濟落後，而且這種局面不是短期內能夠改變的，加之交通及黃河的水患問題，也失去了作為京都的地位。』
王稼祥明確表示：『我認為作為首都最佳地點是北平，北平位於沿海地區，屬於經濟發達圈內，而且扼守聯結東北與關內的咽喉地帶，戰略地位十分重要，可謂今日中國的重心所在。同時，它靠近蘇、蒙，雖然離海近，但渤海是中國內海，有遼寧、山東兩個半島拱衛，戰略上十分安全。一旦國際上有事，不致京師震動。此外，北平是明清兩代500年帝都，從人民群眾的心理上，也樂意接受。考慮到這些有利條件，我的意見，我們政府的首都應該選在北平。』
毛澤東聽了這麼痛快淋漓的意見，覺得非常解渴，朗聲笑道：『稼祥，你的分析，正合我意。看來，我們的首都就定在北平了，我們的政權基礎是人民群眾，因此我們定都北平。』(據《故事報》)
人物：王忠革，有著近30年駕齡的老司機。
王忠革是一位有著近30年駕齡的老司機。從1983年開始，他在一家配貨站開車，現在是一名出租車司機。
多年來，王忠革一直在省內及周邊各地行車，對哈市的公路更是非常熟悉。從他的講述裡，我們可清晰地看到哈市公路變化的軌跡。
『從最開始學車到後來單獨駕車，最擔心的問題就是道路。』在王忠革的記憶中，改革開放初期，哈爾濱的柏油路還比較少，而其他的道路，尤其是附近縣市的道路基本都以沙石和土路為主，不僅路面狹窄，而且顛簸難行。
那時，面對一些只允許一輛車通過的砂石路，王忠革只要看到前方有灰塵揚起，就肯定有車馳來，這時，他就躲在較寬闊的地方等待對方通過。上世紀90年代初，從市裡開車去呼蘭，過了公路大橋就只剩下灰塵和顛斷腰的路，沒有3個小時的車程是到不了呼蘭的。
如今，哈市的十餘個區縣都通了水泥路，開車到呼蘭50分鍾就足夠了。『很多歸鄉的乘客都感慨到，哈爾濱的道路一年一個樣兒，越來越通暢。』王忠革打開了話匣子，一發不可收拾，『遠的咱不說，就拿市區裡面的幾條路和橋來說事兒吧。』近年，新建的高架橋和道路給王忠革留下的印象最深刻。
王忠革經常從香坊區和動力區拉乘客去哈西附近，當時的路線無非是由二環路到西大直街，再走學府路，或者通過中山路駛向西大直街和學府路，可是無論怎麼走，都要經過大直街和學府路，但在早晚高峰時間，這兩條路就擁堵不堪，三年前，新文昌橋開通了，這不僅有效地緩解了學府路和哈平路的交通壓力，還打通了學府四道街，連通了征儀路，更方便了黑龍江大學、哈理工大學和東北林業大學師生的出行。
而海城橋的開通則緩解了霽虹橋的壓力，以往從南崗去道裡，霽虹橋是必經之路，而這裡常常因為車輛過盛導致大范圍堵車，王忠革經常被擠在車流中苦苦等待，當時恨不得計費表能按時間計費。『海城橋開通後，許多車輛都繞到海城橋行駛，交通高峰時期，我都向乘客建議走海城橋，雖然有些繞遠，但乘客們都表示理解。』
2000年之前，開發區的交通還比較閉塞，當時只有長江路和嵩山路等幾條道路，想穿過開發區只能走固定的幾條路，否則就會碰到死胡同。沒幾年的工夫，華山路、湘江路、閩江路、黃河路的建立形成了四通八達的公路網，連接著開發區周圍的中山路、南直路和先鋒路等主要公路。現在走進開發區，寬敞的道路讓人心情舒暢，街道兩側的綠化更是開發區一道亮麗風景。
王忠革告訴記者，60歲的他生活的經歷也如同這座城市的道路一樣變化著，雖然也有許多的不如意，但他相信道路會越來越好走的。
打了補丁的工裝
呂香濱：
1968年，呂香濱那時19歲，正值青春年少的她以學徒的身份來到了哈爾濱鉛字鑄造廠，因為學習認真，沒過多久，她便成為工廠裡的一名正式工。
作為當時省內唯一一家鉛字鑄字廠，呂香濱的工作任務和壓力相當大。當時使用的鑄字機都是手搖鑄字機，不僅效率低而且安全性差，呂香濱每天都坐在煉爐溫度高達400攝氏度的鑄字機旁，忍受高溫和鉛金屬毒氣的熏烤，同時，爐內的鉛水還經常濺到她的臉上和四肢上，烙下疤痕。
剛入工廠不久，呂香濱在操作鑄字機時沒有注意保護自己，熔爐裡的鉛水濺到了她的褲子上，那條『的確良』質地的工作褲立刻露出了幾個大洞，隨即，拇指甲般大小的膿?便從洞裡鑽了出來。那時，沒有很有效的燙傷藥，褲子和傷口間的摩擦疼得她好幾天咬著牙上下班。
同車間的姐妹們看到這些情況都會上前安慰她，後來，她發現身邊的姐妹們也時常被鉛水燙傷，卻絲毫沒有影響她們工作的情緒，褲子或者衣服燙出了洞，就回家打上補丁。看著姐妹們積極的工作態度，呂香濱也消除了心裡的那份恐懼，逐漸地增強了自己的信心。
鉛字在燒鑄成形後，還要經過磨、刨、整等一系列復雜的過程，特別是磨字的過程，需要用手拿著鉛字在鋼銼上反復摩擦，因此手指經常被磨破。為了趕進度，呂香濱常常換一個受力的手指繼續磨，受傷的手指就用紗布裹上，外面再纏上一圈膠帶固定。
雖然在工作時大家都會帶上套袖，但是長時間的伏案工作使得工裝上的袖口和衣襟經常被磨破，為此，呂香濱將一些厚的碎布料和針線放在車間裡面，一旦車間裡誰的衣服破了便可及時縫補。像前襟、袖口、大腿和膝蓋這些部分是經常被摩擦的部位，呂香濱就用帆布將它們縫補上，這樣使得工裝更耐磨。層層補丁的映襯下，這身工作服顯得格外醒目。而那張原本棱角分明、用來磨字的木桌子，也因為長時間工作的摩擦，留下了兩處凹陷。『那個時候，大家都在比著乾，工作上互不相讓，工裝上的補丁越多，就說明你越能乾。』
現在，呂香濱離開了與金屬為伴的工作環境，每天伺候老伴和接送孫子上下幼兒園，呂香濱說：『現在的生活，過去連想都沒敢想。可是我還是十分懷念過去煙熏火烤的工作場景，更想念那身陪伴了我半生的補丁摞補丁的工作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