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爾濱市道外區人力資源市場，返城農民工正在尋找就業信息。

　　黑龍江新聞網訊 『80後』，『90後』，一個以二三十歲年齡段為主體的『新生代農民工』群體，已被時代推到了發展前沿。目前，他們已佔全國1.5億外出打工農民工中的60%，大約有1個億，是流動大軍中的主力隊員。

　　與同樣在城市打工的父輩們相比，『新生代農民工』不熟悉農業、農村和農民，他們上完學以後就進城打工，或出生成長在城市，對城市生活比對農村生活更熟悉，他們尤其渴望進入和融入城市社會。然而與他們的渴望相比，從制度到心理到具體措施，城市顯然還沒有做好接納他們的准備。

 　　心中之痛：孩子入學、看病難

　　即便是在城市最繁華的道路上，隨時都會有這樣的情況，擁有市民身份的人和有著農民身份的人擦肩而過，你會分不清他們彼此的身份，但是，屬於他們各自的標簽卻掛在他們內心中最顯著的位置。

　　在哈爾濱市經緯街一個居民院中，在重重高樓的包裹之中，橫七豎八地躺著幾個由板棚改造而成的小平房，裡面住著一戶又一戶的農民工家庭。

　　這些家庭裡的人都是『混跡』於市民當中的農民，他們的煩惱就是無法衝破與市民之間近在咫尺的那道玻璃牆。

　　小馬、建華、花財、小四，他們都來自安徽農村，都是親帶親地到哈爾濱混生活的農民。

　　他們以收購廢品為主要工作。每天一大早，就蹬著三輪車，車斗拉著兩三個孩子，先把孩子們送入附近的幼兒園，然後開始一天的工作。

　　他們都很能吃苦，日子過得也很知足，掙得多的時候，還往老家匯錢買打麥機、康拜因。但這兩年不同了，原本兩元一公斤的紙殼，現在只能賣六角錢，雖說照樣是白菜土豆饅頭咸菜，開葷的時候也不少，但生活的窘迫還是顯而易見。和市民一樣，上學、看病和住房子等問題是他們心中的痛中之痛。

　　這些家庭多數都兩三個地生孩子，每到天暖的季節，一小群的孩子就在院裡嬉戲玩耍，這是城裡罕見的景觀，地方不夠就去鄰院裡玩，這些童稚的孩子不知道，他們的父母除了愁他們的吃穿，還為他們的入學看病犯愁。沒有戶口難以就近入學。沒有戶口眼睜睜地看著同齡的孩子都有了社會醫療保險，而他們看病卻只能選擇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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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求生活：豐富多彩

　　與上一代農民工急於找工作、求生存的心態不同，『新生代農民工』更多的是把打工作為開眼界、找機會的方式。與父輩的『生存型』比較，『新生代農民工』多屬『發展型』，打工賺錢養家，已不再是他們最主要的就業動機。

　　在哈爾濱市人纔交流市場，一家大型超市招收銀員的招聘啟事，引起了在城裡長大的應小玲的注意。『我會電腦，這個工作很適合我，收入不錯，一個月有1800元。』應小玲對記者說。不過，她馬上補充，『我肯定不考慮去，錢雖然多，也穩定，但這樣的工作吃「青春飯」，到我年齡大一點，肯定被淘汰，為了以後的打算，我得找一個有發展前景的工作，現在工資少一點沒關系。』『爸媽都有自己的收入，他們不要我的錢，工資多少不是特別重要，我是想多嘗試一些工作，多點見識。』

　　追求的不同導致對身份的認同也不同。第一代農民工認為自己就是農民，而新生代農民工則更傾向於把自己定位為工人和城市人。身份定位的不同，導致他們行為方式、消費觀念也不一樣。與老一代農民工『白天機器人、晚上木頭人』的單調灰暗生活相比，新生代農民工要尋找豐富多彩的娛樂生活，泡網吧、下迪廳、染頭發、穿時髦服裝，對攢錢並不十分看重。他們講究的是『心隨我動，率性自我』。

　　面臨困境：就業、婚姻之惑

　　『經濟接納、社會拒入』讓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的生活面臨巨大的困境。由於沒有戶籍，他們就業受限制。來自雞西市雞東鎮農民王春梅兩口子，最牽掛的是被稱為農民工二代的兩個女兒。大女兒來城市已7年多了，曾在發廊打工，始終也沒找到『正式』工作。同樣是農村戶口的女婿很能乾，換過不少工作，但同樣也沒有『正式』的工作。『正式』的工作是他們一家人內心糾結的主要原因，其實，他們指的『正式』工作就是相對穩定的工作。

　　婚姻之惑。王春梅的小女兒在長春做護士，讓這個做媽媽犯愁的是，小女兒的身份直接影響到找啥樣的女婿。王春梅說，女兒的長相打扮和城裡人沒有兩樣，也適應了城市化生活。但是，農民的身份還是讓她們沒有歸屬感，愛情與婚姻受限制，處於難以走進『圍城』的困境。網絡上曾演繹流傳這麼一句話：新生代農民工，『媒婆』喊你回家相親。這正是新生代農民工婚姻面臨困境的寫照。

　　也許，上述幾個農民工的境遇不能涵蓋所有農民工遇到的問題，但是，他們的問題卻是所有農民工面臨的共性問題。而所有問題的根源就在於他們的身份被牢牢地釘在農民上，因而他們的生活與城市的繁榮與進步似乎毫不相乾，而城市的發展卻與他們的汗水有關，王春梅每天要清掃居民樓的20個單元，外加三個大院，她用汗水換來了城市人整潔的生活環境，卻沒有換來自己城市人身份的認可。

　　隨著中國戶籍制度改革逐步深入，改變這一切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