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龍江新聞網訊 楊淑英是雞西原城子河煤礦林業科建築隊『大集體』工人，1987年左右，林業科建築隊解體，楊淑英自此沒了正式工作。去年6月份，她聽說國家出臺政策，像她這樣的『大集體』，只要拿著自己的職工檔案證明身份，就可以辦保險拿養老金和醫療補助了。靠打零工過活的楊淑英大喜過望，覺得晚年生活有了指望。然而，她在向檔案托管單位——雞西城子河多經公司調取檔案時，卻遭受了意想不到的沈重打擊：她的檔案被弄丟了……截至今年5月10日，她的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因檔案缺失仍無法辦理。

　　為了尋找莫名失蹤的檔案，楊淑英奔波勞頓快一年了。在與城子河多經公司打交道的過程中她還發現，丟檔案的不僅僅是她一個人，還有百十人和她有著同樣的遭遇。更離譜的是，其中幾名『大集體』在交了兩三千元甚至更多的錢後，竟然『贖』回了檔案……這個淳朴的家庭婦女徹底迷惑了：檔案，難道是『倒買倒賣』的籌碼嗎？

　　說法一：『調走了』

　　楊淑英是個話語不多的人，丟檔案的事兒憋在心裡差不多近一年了。『太離奇了。』今年4月份，她見到記者時說，『我的檔案丟了，我覺得這絕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兒。』

　　今年45歲的楊淑英是雞西原城子河煤礦林業科建築隊工人。1981年上班，屬臨時工。1983年受工傷，差點丟了命。因為這個，單位給她轉成了『大集體』。其後，單位所有的臨時工全部轉為『大集體』。楊淑英說，大約在1987年，林業科建築隊解體，將檔案全部轉到城子河多經公司托管，此後楊淑琴再沒上班。

　　去年，楊淑英聽說國家給『大集體』辦理養老和醫療保險了。於是，她到城子河多經公司找自己的檔案。工資科的一名工作人員找到了編號為『2021』署名楊淑英的檔案，但查找時卻發現那個編號裡的檔案已經在2004年11月份被人調走了。

　　『那個工作人員沒轍了，讓我去找工資科科長徐景芬。』楊淑英回憶說。徐景芬當時解釋說，的確是有人把編號2021署名楊淑英的檔案調走了。還說：『沒事兒，誰拿走你的檔案都有人簽字，跑不了，肯定能給你轉回來。你去找原城子河礦工資科的於永安要檔案。』

　　楊淑英又找到如今在工會上班的於永安。於永安稱，當時確實拿了一些檔案，但根據政策只把辦『混崗』的留下了，其餘屬於『大集體』的又都退回到城子河多經公司了。

　　說法二：『重名了』

　　無奈，楊淑英又回來找徐景芬。這次，徐景芬換了個說法：那份編號為2021的檔案是另一個叫『楊淑英』的檔案，與她重名，並不是她的。

　　楊淑英接受了重名的解釋，『可是，我的檔案呢？』楊淑英找到了城子河多經公司經理李新國，在李新國的過問下，徐景芬答應再回去查一查，然後再給她打電話。一晃兒，一個月過去了，還沒動靜。

　　楊淑英幾次去問，堅持索要屬於自己的檔案。去年10月份，她又去找李新國經理，並要求徐景芬提供那份『楊淑英』的檔案復印件，但徐景芬堅持不給。『他們左推右支，我也急眼了，就說「不給我檔案，我就上告去！」在這種情況下，徐景芬把編號2021的檔案復印件給我了。』

　　楊淑英手中的這份『楊淑英』的檔案，一份屬於未婚時填寫的原始檔案，另一份則是『大集體』職工檔案。記者查看時發現：這個『楊淑英』的原始檔案中叫楊素英，原籍是山東；而職工檔案中卻改成了楊淑英，原籍為河北。職工檔案表中的字體明顯是兩個人填寫。

　　『你看，這檔案根本不是我的，和我的經歷對不上號。』楊淑英說，『徐景芬為了證明這份檔案不是我的，還去檔案室查了整本檔案，共有10多頁，裡面還有好多差頭，徐景芬都解釋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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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法三：『不存在』

　　4月2日，記者拿著這份檔案復印件來到城子河多經公司，經理李新國承認『很多信息不對稱』，徐景芬的解釋是『當年在填寫的時候工作人員失誤，填錯了』。最後，徐景芬給記者的解釋是：這裡只有『這個楊淑英』的檔案，『那個楊淑英的檔案根本不存在。』

　　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李新國則承認『職工檔案丟失』的說法。他說：『公司從其成立於上世紀六十年代的前身算起，到現在有10多個人經手管理檔案，因管理不善而丟失檔案在所難免。』同時他還表示，如果確切查明檔案就是多經公司弄丟的，多經公司一定承擔責任，並會想辦法進行彌補。至於什麼時間、如何彌補，在記者的一再追問下，李新國也沒有給予正面答復。

　　說法四：『可贖回』

　　『我懷疑檔案沒丟，而是被城子河多經公司賣給別人牟利了。』在采訪中，楊淑英說，自己在找檔案的過程中有個『內部人』對她說：『你的檔案是不是被賣了？他們可沒少往外賣檔案。』

　　楊淑英說：『我不敢相信這是真的，可是後來發現和我一起辦理「大集體」的好幾個人檔案也都丟了，但是後來他們花了3000元錢，從城子河多經公司把檔案買回來了，已經辦完了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

　　記者電話聯系上了其中一人，她表示，檔案的確是買回來的，但她拒絕透露自己的姓名：『檔案這東西，買和賣都不是好事兒吧？我們也是實在沒辦法了。好不容易買回來了，要是抖摟出去就白辦了，錢也白花了。』

　　『楊淑英們』的懮慮

　　記者在采訪中發現，城子河多經公司的檔案管理非常混亂，根本達不到國家法律規定的管理標准。楊淑英的檔案『丟失』也絕非個例，楊淑英說，她在城子河多經公司尋找檔案的過程中，碰見不少和她有著一樣遭遇的礦工。記者在采訪過程中也遇到了近10名檔案『被丟失』的礦工。

　　仲崇萌，女，今年39歲，原城子河煤礦建築工人。1987年上班，1989年轉為『大集體』，1995年回家做家務；

　　仲崇嵩，女，仲崇萌的姐姐，1985年至1986年在城子河多經公司的面粉廠當工人，後轉到同屬於城子河多經公司的瓦廠上班；

　　馬立力，男，今年39歲，曾在原城子河煤礦機械配件分廠上班，1995年離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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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這幾名礦工反映，他們去找檔案的時候，發現有許多人也在找檔案，一撥一撥總能遇到，估計有近百人甚至更多。他們多為『大集體』礦工，還有少數的『全民工』。

　　『在城子河區，職工檔案丟失已經不稀奇了，也沒人管這事兒。』馬立力說。

　　這些『楊淑英們』的擔懮是：因為城子河多經公司弄丟了他們的檔案，由此，他們變成了身份不明的人。『我們的後半生怎麼辦？』

　　用新聞影響生活

　　為找回自己的檔案，楊淑英再次踏上曾經走過無數遍的雞西城子河多經公司的臺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