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犯罪嫌疑人妻子的陪同下，常鐵森局長與嫌疑人通宵對話。
回放
大約除了少數幾個專案警員外，如今已經不再有人會記起，十四年前在呼蘭南二道街上，曾經有過一家名叫“聚友飯店”的小餐館了，這類從門臉到飯菜都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店，在這座小城的街巷裡隨處可見；相信更沒有人能想到，那時籠罩在這座小城上空恐慌的陰霾，會與這間小店有什麼瓜葛。
然而，就是這樣一間小飯店裡的六個年輕人，在那個夏天，在呼蘭這座小城，用他們白天為顧客烹煮菜餚的手，制造出了一系列令人恐慌的持刀搶劫殺人案。
犯罪嫌疑人妻子正在規勸他投案自首。
白天上灶晚上搶劫小飯店裡的黑伙計
命案
1998年7月9日，對大多數人來說，這天和別的日子並沒有什麼不同，但對呼蘭某商場職工小吳來說，這是一個終生難忘的日子，這一天晚上，她和男朋友曾某在公園裡約會，兩人散步談心，到晚上10點多鍾，兩人走到了公園北山腰段，這裡地段偏僻，行人稀少，路燈昏暗。正當她想和男朋友快步走過時，六個蒙面人攔住了他們的去路。小吳和男友被搶走了手機、錢包和手表等財物。在遭搶過程中，小吳男友一個不經意的動作讓喪心病狂的劫匪誤認為是要反抗，於是其中一人掏出隨身攜帶的尖刀捅傷了受害人曾某胸部，最終導致曾某死亡。後經法醫屍檢鑒定：曾某系他人用單刃銳器刺致皮膚裂傷、肋骨骨折、心包破裂、心髒破裂，因急性失血性休克，呼吸循環衰竭而死亡。
而這，只是那個夏天發生在呼蘭的數起搶劫案中的一起，一時間，恐慌的情緒在這裡蔓延開去。
頂著巨大的壓力，呼蘭警方通過細致的走訪摸排和蹲坑守候，最終在當年破獲了這一系列特大持刀搶劫案，六人團伙中的五人被捕落網。
讓所有人沒想到的是，經審理，這幾人竟然都在“聚友飯店”裡打工。團伙成員中年齡最小的僅有十六歲，年齡最大的也不過二十歲，都是呼蘭周邊村屯進城打工人員。被招入飯店後，有的上灶掂起了大勺，有的做面案，有的切墩兒，有的跑堂，有的打雜兒。
開始，這些剛從農村走入城裡的孩子，身上還保有著那股子原始的淳朴勁兒；但隨著在城裡待久了，每日裡盡看著一些人出入周邊的網吧歌廳洗浴中心盡情地“瀟灑”，初時“有錢賺有飯吃”的那份滿足感便開始慢慢淡化了，取而代之的是對自己這份又髒又累又賺不了幾個錢的工作與日俱增的厭倦感。每天打烊後，這幾個無處可去的年輕人躺在用飯店餐桌拼成的“床上”，放松著疲憊的身軀，卻並沒有放松自己“困惑”的大腦，每晚談論的話題都是自己啥時候也能過上那樣“瀟灑”的日子。
跟所有類似案件的情節如出一轍，“富貴險中求”是這幾個渴望盡快“瀟灑”起來的年輕人最終達成的共識。於是，經過一番籌劃，他們開始過上了“雙面人生”：白天，他們不動聲色地在飯店裡兢兢業業地乾著本職工作；深夜，他們就換上衣服戴上頭套，懷揣尖刀從飯店的後門偷偷溜出來，同樣“兢兢業業”地乾起了他們的另一項“本職工作”———搶劫。
漏網
多行不義必自斃，這個搶劫團伙最終還是被警方打掉了。落網的五個人，有的進了大牢，有的上了刑場，都受到了法律的嚴懲，只有一個人僥幸逃脫了警方的抓捕，且從此人間蒸發般地不見了蹤跡，這個人就是趙子春。
趙子春，呼蘭孟家鎮八家村人，時年十六歲，當時是飯店後灶的幫廚，因為在這六人中他的年齡最小，所以同伙都叫他“老疙瘩”。在警方偵結收網的時候，碰巧他因故回了一趟家。這一“巧”，讓他僥幸成了一條漏網之魚；但這一“漏”，卻並沒能給他帶來絲毫的輕松和解脫，相反，他從此踏上了一條惶惶不可終日的痛苦逃亡路，這一逃，就用掉了他生命中最寶貴的十四年。
偵破
整整用了兩天的時間，對方17次下線再上線，嫌疑人情緒的數度失控……“有把握也沒想到，沒想到跟他這一聊就用了兩天，我和林政委輪番上陣，估摸我們兩個加他，三個人這兩天的休息時間總共也沒幾個小時。他熬不住了還能下線歇會兒，我們這邊還得趕緊趁機商量對策”，事後回顧，哈爾濱市公安局呼蘭分局常鐵森局長還是感慨於對話過程的艱辛。
犯罪嫌疑人的母親與常局長一起做勸說工作。
48小時的視頻對話貨真價實的網上追逃
起底
2011年，全國公安機關展開了力度空前的“清網行動”。
當年6月，呼蘭孟家派出所民警在清底中發現了逃犯趙子春的案卷，隨後立即將材料上報給分局。接報後，哈爾濱市公安局呼蘭分局常鐵森局長、林雪楠政委、王顯軍副局長對這一公安部督捕命案高度重視，三人直接參與領導這一追逃工作。
然而，案件畢竟已經過去了十四年之久，當年的一些證據材料如今都已沒有太多的可用價值。於是，關鍵的第一步工作就落到了分局情報大隊馬岩松和於海波兩位警官身上。
通過線人舉報和技術偵查，辦案人員找到了遠在山東煙臺打工的趙子春的父母並鎖定了二人的居住地。隨後，由王顯軍副局長帶隊連夜趕往山東進行布控，但十多天的蹲坑守候卻並未發現趙子春的蹤跡。
情報大隊隨後啟用特殊手段繼續偵查，找到了同趙子春父母經常聯系的劉梅，並最終查出這個劉梅就是趙子春的妻子。隨後情報、技偵一起上，對劉梅住處進行固定證據搜查；對其使用的電腦進行固定證據檢查。劉梅最終承認其戶口上名為“趙龍”的人就是已經漂白了身份如今已遠在日本打工的趙子春，平常夫妻二人都是通過QQ視頻進行聯系。
難題
境外追逃，對基層公安機關來說，是件難事兒，且不說將要耗費巨大的人財物力，單就逐級上報最終到達國際刑警組織並獲得批准這一長耗時的等待，就夠讓人頭疼了。尤其“清網行動”收官在即，留給呼蘭警方的規定破案時間僅剩下不到十天。
最終，局長常鐵森把目光定在了網絡上。既然趙是通過網絡視頻常年與家人進行聯系，那麼不如乾脆直擊要害，直接在網絡上同嫌疑人進行面對面的對話，已期望通過面對面的規勸，能夠說服對方主動投案。
這確是一招險棋，畢竟，在他看來，自己已經成功逃了十四年且如今還是人在境外，談攏了，一切都好辦，但凡一言不合談崩了，犯罪嫌疑人一旦掐斷溝通路徑，重新轉移藏匿地點的話，再想找到他，就真的比大海撈針還要難了。
“這個主意一出，大家都一時間都沒表態，畢竟，通過網絡視頻規勸嫌疑人歸案這事兒之前誰也沒乾過，能有多大的勝算大家心裡都沒底兒，但只能放手一搏了”。
天亮了，林雪楠政委接班繼續與嫌疑人對話。
勸歸
“責任大，這活兒，最後也只能由我和林政委這兩個領導接了”，常局長笑著說。“其實，從警這麼多年，對這些在逃犯罪嫌疑人的心理還是有一定掌握的。人心都是肉長的，逃的時間久了，那種思鄉之情是誰也扛不住的。想家、想爹媽、想老婆孩子，這種對親情和家人的思念往往在最後關頭就到了一個臨界點，再強的人也熬不住；加之這次“清網行動”國家對能夠主動自首者還給予了前所未有的寬松政策，所以，雖然只是視頻對話，但我們心裡還是有一定把握的”。
“對話前我們也做了充分的准備，提前就把趙子春的父母，妻女和妹妹都請到了局裡，在生活起居上給予他們細心的照顧，最終做通了他們的工作，答應跟我們一起做他的規勸工作”。
“剛看到我們時，他的態度並不是很合作，一是看到我們把他的家人都弄來了感覺很氣憤，二是考慮到自己畢竟身在國外，估計我們也是鞭長莫及，開頭他還是氣兒挺足的”。
我告訴他，首先你不需要擔心你家人，一來我們有政策，二來警察也是人，我們也有父母兒女，這個擔心是多餘的。
“我和林政委這兩天幾乎是‘三班倒’，他累了我上，我累了他繼續。那邊兒下線的時候，我們還不敢歇著，還要研究對策、評估對方的這一刻是什麼心態，還有什麼思想工作沒做到的。”
“兩天時間裡，耗時兩天主要還是圍繞幾個方面做他的工作。第一我跟他講：你今年纔32歲，你總不能後四五十年就這麼一直逃下去吧？你父母的年齡也大了，就你這麼一個兒子卻不能在身邊盡孝。再說你的小孩，將來她懂事兒了，你要她怎麼看你這個當爸爸的呢？人總要落葉歸根的。聊到動情的時候，視頻兩邊的都在哭，一次次不停的哭。”
“其次我告訴他，這次清網行動對他來說是個可遇不可求的良機，因為國家對那些在行動期間能夠主動歸案的犯罪嫌疑人給予了力度空前的政策優待，加之當初他作案時並未到法定年齡，所以只要肯投案自首，還是有未來的。我以公安局長的名義對他承諾，他的事我們要形成文字，與檢察院和法院溝通，使他得到最輕的處理”
這些功夫最終沒有白費，第二天下午，他終於想通了，答應回來。我跟他講，歡迎你回來，今晚先踏踏實實的睡一覺，明天我去機場接你。還告訴他我在分局給他和家人准備了一桌團圓飯……他挺感動的。
驚恐
漂白
“跑得越遠就越安全，時間長了人們就會將這件事慢慢忘了”———抱著這樣錯誤的念頭，僥幸漏網的趙子春懷揣一張花錢買來的假身份證踏上了遠去的列車。吉林、遼寧、河北，頭兩年中他不停的在這些省份裡輾轉藏匿，靠偶爾打短工賺點兒生活費。用他自己的話說“那段時間過得是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除了大小便，白天打工的時候從不敢踏出飯店大門一步，就連餐館的前堂都不敢去，怕見人。每天在後灶裡一待就是一天。沒活兒的時候就一個人蹲在灶臺邊上抽悶煙，別人跟我說話也是哼哼哈哈的敷衍過去，從不跟人多說一句話。慢慢地大家都覺得我挺沒意思的，也就都懶得再跟我嘮嗑了。”
“那段時間真的是體會到了什麼叫做驚弓之鳥”，趙子春說。終日生活在恐懼的陰影中。他說，別說警車，看到藍白相間的車子心裡都激靈一下子，有一次，飯店門口來了這樣一輛車，他立馬藏到了後院的廁所裡，後來纔發現那不過是交通局的車子。還有一次在吉林榆樹一個小餐館打工，進來了一幫帶著大檐帽的“警察”，“當時一下子人就堆碎了，以為這下子到頭了”，直到聽人家嘮嗑纔發現那是附近單位的幾個穿制服的保安。街上要是有救護車鳴笛，自己腦袋都崩崩直跳……這樣終日神經高度緊張的生活讓他落下了神經衰弱的毛病，“幾乎沒有一天能夠一覺到天亮，也幾乎沒有一晚不做噩夢的”，趙子春說，警察是他夢中的常客，“兩天不夢到第三天頭上也是早早兒地，盡管他們(警察)沒有對我采取行動，我還是嚇得坐了起來，滿腦門子都是汗。”他甚至害怕看到街道和居委會的人，“怕他們會查戶口。”幸運的是他從未被查過。
這樣逃了兩年多後，自認為風頭已經過的趙子春偷偷潛回到了蘭西縣，通過不正當的渠道“漂白”了自己的身份後，他又來到了賓縣並在那裡常住下來。在賓縣的幾年裡，他開了一家朝鮮餐館當做自己的營生，還跟一個當地的姑娘戀愛結婚並生下了一個女兒。然而這樣看似穩定的生活也依然無法帶給他真正的穩定和快樂，尤其是當看到一天天長大的女兒對自己無限崇敬的目光時，作為在逃犯的他總是無地自容、痛苦不堪。並且，他依舊怕聽到警笛、怕看到警車、怕遇到戴“大檐帽”的。
懷念
出國
後來，身邊那些出國務工的人給了他新的“啟示”：要是到了國外，警察應該就抓不到我了。不久後，通過關系介紹，趙子春出國去了日本，在東京一家中國人開的料理店打工。
“開頭那段時間是真的放松了，敢出門逛街，敢跟人嘮嗑，閑下來的時候還敢去景點照個相什麼的……”趙子春說那是他幾年來最“休閑”的日子。可惜沒多久他就發現，雖然他的確不再害怕“聽到警笛、看到警車、遇到戴‘大檐帽’”了，但他依舊很難睡上一個囫圇覺，警察是不夢了，但取而代之的是“捅出去的尖刀，噴濺出來的鮮血，還有被害人的喊叫……”這樣揮之不去的場景。
“想家，想爹媽和老婆，最想的就是女兒，一想起來心裡跟貓撓地一樣，但再想也不敢隨便回去。一塊來打工的人都帶著家人的照片，想的時候就拿出來看看，我也帶了，但不太敢看……人家看的是希望，我是越看越絕望。後來有了網絡視頻對話，跟家裡人聯系更方便了，可人家通話後都興高采烈的，我呢，下了線就是一個人喝悶酒躲在被窩裡哭，不知道啥時候是個頭兒？視頻這東西，也好，也不好。”
“視頻這東西，也好，也不好！”應該是趙子春心裡痛苦和矛盾的真實寫照了。
釋懷
回家
去年12月19日，對身在日本的趙子春來說，本以為又是一個平常的一天，從料理店下班回到家，他像往常一樣打開電腦上了線，再有幾天女兒就要期末考試了，他想再問問女兒復習的咋樣了。
然而，當他打開QQ視頻的一剎那，用他自己的話說，“像一把大錘猛地砸在頭上一樣，頓時就傻了”。視頻那一端的場景，並不是他熟悉的家裡，妻子倒是在，還有父母和妹妹，但視頻頭前圍坐的，竟然還有幾個警察。“當時腦子裡浮現出來的就是兩個字———完了！逃來逃去逃了十四年，末了還是被查到了。”
不過短暫的慌亂後，他還是恢復了冷靜“管咋地，我是在國外呢，你呼蘭警察再厲害，也跑不到這兒來吧，大不了我斷了聯系，就算是鑽深山老林也不能讓你們抓到，要不我這十四年的苦不是白熬了？所以一開始自己還挺硬氣的，還質問人家警察，是不是把我的家人咋樣咋樣了。”
不過，接下來他知道了，家人都挺好的，都是來勸自己回家的，而對面這兩個跟他對話的人，一個是呼蘭分局局長，一個是分局政委。一二把手親自跟他這個逃犯談心，是他沒想到的。
隨著時間的推移、對話的深入，他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自己堅持不了多久了。剩下的人生到底該怎麼走？那兩天裡他抽掉了八包煙，下線的時候，他甚至想通過抓鬮的方式來決定自己的命運：是繼續逃亡，還是自首回家？可每次抓到寫有“投案”的紙團時，他卻又總是要愣上很久，然後又不甘心地再重新抓……他覺得，好不容易逃出來了，總不能就這麼輕易放棄自由，拖一天算一天吧。
最終，警方的誠懇和親人的眼淚打消掉了他最後一絲想繼續逃下去的念頭。
2011年12月7日22時，隨著日本東京飛往我國的國航CA926航班在哈爾濱太平國際機場的緩緩降落，潛逃14年的趙子春終於在“清網行動”收官前歸案了。
“不想再逃了，十四年了，太累了。你看我，32歲跟42歲的人差不多。生死由命吧，早晚都得走回這條路，這是我老早就明白的理兒，只是一直死扛著罷了……其實我早一點歸案，對家人、對自己都是一種解脫”。
“我跟常局長和林政委都說了，如果人家不嫌棄的話，我想捐獻自己的骨髓乾細胞，多少都行，聽說現在很多病人都急需要這個，我身體還好沒什麼病，做點貢獻也給自個兒的良心一點安慰吧”。這大概是這個逃亡者的一種悔過吧。
末了，他說“最想抱抱女兒”，但隨後，他又自嘲般地搖了搖頭。
後記
人生的路上有許多路口可供選擇，也許一個錯誤的決定就會改變人的一生。趙子春在日本時曾為自己取了一個新名字：趙生，寓意希望過去的一切結束，開始新的人生。可是人生的道路並不能按返回鍵，任何人都必須為自己的選擇所負責。
(文中犯罪嫌疑人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