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部門繳獲的假證和各種制證工具。
東北網3月4日訊 “雖然單從概念上講，制販假證是沒法兒同‘八大案’相提並論的，但這些案子的偵破過程卻絲毫不比偵辦‘八大案’輕松，這幫家伙太鬼了，絕對夠得上是高智商犯罪了。”
——呼蘭公安分局北京路派出所教導員閔朝軍。
稅務登記證、職業資格證、房屋產權證、土地使用證、大專院校畢業證、碩士博士學位證、組織機構代碼證、軍官警官證、殘疾軍人證、記者證、特種行業操作證、健康檢查合格證、建築企業資質證、居民戶口本、出生證明、結婚證、離婚證、安全生產許可證乃至酒後駕車特許證……4800餘本
國務院、中央軍委、各級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法院、民政局、人事局、大專院校、中小學校、醫院、公安系統等職能部門行政專用章，以及賓館、酒店、供熱、中介等發票專用章……5600餘枚
“……只有你不知道的，沒有我們做不出來的，你要的話，聯合國的證件我都能給你做出來，問題是您上哪兒用去呢？”
“……你就說是啥章吧，只要你說得出來，我就做得出來……你還別不信，只要你出得起價錢，別說國務院中央軍委了，就是五角大樓、白宮的公章我都能給你做得像模像樣，國外標規正方形、橢圓形藍印純英文的，奧巴馬的私人名章你要不要？”
前兩組概念性數據，是在破獲制販假證團伙時，公安人員在制假窩點現場繳獲的犯罪物證；後兩個詼諧幽默的“段子”，則是偵緝過程中，偵查員與制販假證分子的通話實錄。
抓捕犯罪嫌疑人現場。
“制販假證，仿佛PM2.5一樣，不知從何時起，已滲透進我們生活的各個層面裡了，噴涂、粘貼……這些爛手爪子讓人恨得牙癢癢；短信、電話、email……這些無孔不入的“自我推銷”更讓人不勝其煩；當然，還有從成分到數量都呈遞增趨勢的“顧客群”。
猖獗，但卻絕不陌生。媒體曝光過、執法部門打擊過、社會輿論譴責過……然而，長期以來，我的目光所聚焦的，只在那些易於“亮化”的戰果上，而對那些造假者都來自什麼地方？他們的組織到底有多麼嚴密？他們的產業鏈和利益鏈又是怎樣？這些個問題，我們卻很少探詢過。
日前，在哈爾濱市公安局的統一部署下，我市各級公安機關展開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打擊制販假證行動。本刊記者歷經數日深入呼蘭公安分局各“打假行動組”，通過對上至分局領導，下至治安、刑偵、技偵、經偵、案件、派出所等各部門的實地走訪，以及部分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對這一“社會病灶”進行了一次深入的解剖。”
公安部門繳獲的音波采集器。
“釣魚”與“反釣魚”
一種犯罪活動若能到達“猖獗”這一高度，犯罪嫌疑人的“高智商”是其不可或缺的要件之一。在呼蘭公安分局打掉的14個制販假證團伙的行動中，下面這個案例能夠展示這一智斗“高智商”的過程。
2月22日晚19時左右，利民開發區北京路與遠東大街交口處，正在率隊巡查的花園路派出所教導員閔朝軍發現，兩個十六七歲的少年人正邊走邊不停地往路燈杆和建築物的外牆上貼著什麼東西，跟上去一看，正是制證小廣告。
“抓上線，端窩點”，是這次打假大行動的終極要求，所以閔朝軍並沒有動眼前這兩個“爛手爪子”，他選擇了跟蹤，這一跟，就從江北跟到了江南的南崗區中和街。“發現大魚”，閔朝軍第一時間將情況上報分局領導——“釣魚”，是他接到的行動指令。
“這兩個都是最最下線的‘小崽子’，不能抓，一抓就‘炸了’，一二三線的那些人物就都跑了；抓了也沒用，他們除了知道自己要乾的活兒外，其他真的一概不知，說白了你打死他都沒用”，閔朝軍如此對記者解釋道：“釣魚，只能從這裡下手”。
隨即，閔朝軍撥通了小廣告上的電話，他假裝成一個急需辦理假離婚證用以購房的客戶，“如今正是房地產限購期，用假離婚證來鑽政策的空子購房是一個站得住的理由，對方不大會懷疑”。一番簡單的交談後，對方給出的價碼是三百元，但閔朝軍給壓到了200元。“他開價你不能一口應承，要假裝還價，如今這幫家伙也都挺‘精’的”。談妥了價錢，對方讓他三天後聯系取證，“三天可不行，如今全市打假行動已經展開了，形勢瞬息萬變，萬一他們聽到風跑了不白瞎了這份功。我跟他講，後天房子就要交首付，明天我必須要證。最終商定第二天下午聯系”。
“釣魚”成功。次日中午，局長常鐵森、政委林雪楠親自率領刑偵、技偵人員趕赴中和街現場布控。
23日14時，閔朝軍的手機響了，對方說離婚證已做好，讓他去2號院一棟居民樓二樓的報箱裡取證，貨到後再商議交錢的地點。民警們趕到後打開報箱一看，啥也沒有。“預料到了，不意外。”閔朝軍說：“這幫家伙精著呢，絕對不可能第一次就交貨，他得‘考察’你，這幫玩意兒的傳統打法”。
雙方再次通話，這次犯罪嫌疑人將取貨地點改到了更遠的淮河路，偵查員馬上驅車趕到淮河路某小區，結果依舊，當偵查員們打開某單元樓一樓的消防箱時，依舊是空空如也。
在接下來將近4個小時裡，對方變換了五個交易地點，乾警們則耐著心思主動“配合”，在道裡道外南崗不停地兜著圈子，以期最終打消對方的疑心。直到晚上七點多，看對方還是沒有交易的意思，分局領導決定主動出擊。
“技偵一上手段，很快就定位了對方的手機，發現這幫小子在中和街的某燒烤店裡。我們馬上趕過去走進燒烤店假裝吃飯。當時店裡就三撥客人，很快就確認了犯罪嫌疑人，兩個小子其中一個還帶個對象正在邊吃邊嘮，小對象還穿著一件挺漂亮的小貂兒，看來效益不錯啊”，閔朝軍說：“我們四個人就在他們鄰桌，聽得一清二楚，正跟他小對象吹呢，說遛了‘客戶’一下午，最終感覺不好還是安全第一，今天就不掙這筆錢了……我們幾個偵查員在旁邊那是憋著不敢樂啊。得承認，這幫小子夠鬼的，要是沒有其他部門的配合，那天還就真的逮不住呢”。
假證團伙用上“007”的裝備
接到外邊車裡局領導發出的抓捕指令，乾警們拿下了這三個犯罪嫌疑人，並在嫌疑人身上搜查出手機4部、銀行卡4張、現金2萬餘元、制假小廣告張貼50餘張。現場突審，看到竟然有這麼多警察來抓，犯罪嫌疑人李某張某很快就撂了，二人供出受一名叫佟哥的男子僱用，在中和街96號租賃房屋內利用制假設備，制售假證販賣他人的犯罪事實。
得到匯報，市公安局副局長韓峙、治安管理局局長石峽也趕赴現場，現場組織取證工作。
“一進到屋裡，所有人都驚呆了，沒見過這麼多的假證假公章，也沒見過那麼齊全的設備。地上、床上、窗臺桌子上、櫃子裡，全是各式各樣的假證假公章，多得數不過來。裡屋的制證機還在滿負荷工作。”，一同參戰的刑偵大隊政委韓東波說：“這下子咱也算是開眼了，這麼說吧，你能想到的證、章，他們這兒都有；你想不到的，他這也有，我舉一個例子你就知道了，‘酒後駕車專用證’，我從警這麼多年可是頭一次見到哇，這下算是開了眼了，太有創意了”。
在參觀呼蘭公安分局罪證物品保管室時，記者看到了一件奇怪的物品：像手槍一樣的握把，“槍身”上有各種電子調節鈕，一個耳機連線，“槍口”是一個由透明塑料制成的半碗狀的東西——“當時我們也沒弄明白是啥，後來經研究纔明白，這原來是一個‘音波采集器’，說白了也就是‘007’們用的特工裝備。在握把裡面裝上電池後，只要將前端碗狀的裝置對准你要監聽的方向，基本上幾十米范圍內人的談話都可以通過耳機聽得一清二楚。這是我們在一個假證團伙的窩點裡繳獲的，據犯罪嫌疑人交代，知道如今的打擊力度越來越大，他們特地通過非法渠道購買了這樣的‘特工裝備’，以求在遭到警方打擊時能夠用得上”，這是偵查員給我們的講解。
高科技、“007”，犯罪分子的猖獗可見一斑。
市公安局副局長韓峙(左一)、市公安局治安管理局局長石峽(右二)、呼蘭公安分局局長常鐵森(左二)在審訊現場。
假證團伙的產業鏈和利益鏈組織嚴密，利潤豐厚
“呼蘭公安分局前後共抓獲了14個制販假證團伙，雖然這14個團伙大小不一、“產能有別”，但卻有著高度相似的產業鏈和利益鏈。”
等級分明、分工明晰的產業鏈
“我乾這行已經快一年了，但大老板是誰，我從來都沒見過也不知道，因為我沒有這樣的權利去知道，也沒有必要去知道他是誰，我只是乾好我的活兒，拿我那份錢”，這是這一團伙最下級成員李某的話。
李某，17歲，是泰來縣來哈務工人員，無意中接觸到了制假證這一行當後，感覺到有“錢途”的他決定先從最底層做起。他所負責的工作就是我們常說的“爛手爪子”———負責外出粘貼和噴涂制證廣告。
“在這一行裡，我屬於最低級的，用業內行話說我叫‘小崽子’。經過試用期後，我就每日從我的上家‘二道’那裡領取任務，每天領取大概100張左右的小廣告，按照分片包乾的原則出去張貼。我們領工資的方式有兩種，一種是論天，一天60-70元不等；一論件，貼一張五毛錢。我感覺挺好的，不忙也不累，溜溜達達就把活兒乾了，一個月能賺一兩千呢”，李某的話為我們揭開了這一產業鏈條的最低端：“當然，東家也不傻，因為曾有人領了錢後不去貼，直接把廣告單扔到垃圾箱的情況，所以在每一片他都派專人跟蹤檢查我們的工作情況，遇到偷懶的就不能領工資了……我乾得挺賣力的，除了賺錢外，聽行裡人說，也有從我們這些‘小崽子’最終乾到大老板一級的，那都發了，我也想發財”。
除了“爛手爪子”外，“小崽子”這一級別還有一個重要的工作內容就是負責送證件。“別說大老板，‘二道’們也是基本不露面的，收錢和送貨這些容易犯事兒的‘髒活’，都是由我們來乾的。”李某說道。
“小崽子”的上一級，就是“二道”了。他們是這一鏈條中較為關鍵的一環，因為他們既要對外承接生意，又要對上給大老板貢獻利潤。范某，就是這樣一個“二道”：“我們是中間環節，接到了客戶的要求後，我們先要根據客戶的要求進行定價，談妥後就把信息反饋到大老板那裡。等到貨制成後，我們就按照約定，去特殊的地點先拿貨，然後給負責送貨的‘小崽子’，讓他們再去最終跟客戶交易。當然，為了安全起見，別說跟客戶，就是跟‘小崽子’我們也是從不面對面。付貨的方式通常有兩種，一種是告訴‘小崽子’們貨放在哪裡，然後讓他們去取；另一種就是先約定好地點，讓‘小崽子’們在那個街口等著，我們開車過去後不停車，到他們跟前稍一減速把貨扔下就走了。因為一旦彼此照了面，將來保不齊就都是麻煩了”。
“二道”的上一級，就是“工作室”了。所謂的“工作室”，基本上也就是兩三個技術員，通常他們都是大老板這一“頂端”最親近的人，也只有他們能夠知道大老板是什麼人。
江某，也就是在燒烤店裡被抓的三人之一，就是某團伙工作室裡的一個技術員：“我們是按件提工資，基本上每個月都能有有七八千元的收入。我們平時是嚴禁出屋的，一是活兒多，二是為了避免露臉。就待在‘工作室’裡一直做活”。據悉，江某他們大多是周邊市縣來城裡打工的，入行後在“師傅”的教導下，他們很快掌握了制作假證的流程，由於“工作室”印模等制假設備齊全，只要客戶有要求他們都能很快制作出來：“老板給我們拿來客戶樣本後，我們就進行排版整理，這時要准備相應的印模和證件的模板。准備印模是將硫酸紙和膠片合在一起，按要求刻上單位名稱後進行高溫定形，印模制作好後，制假工作完成大半，最後按要求打印、掃描成品。如今技術手段很發達的，通常只要3到5分鍾就能制一個印模，10分鍾就能做好一本假證了，成本很低的”，江某說：“錢是不少賺，但也很累，因為一年下來基本上沒有休息日，老板不讓啊。”
至於最上層的，則是那些“投資建廠，回收利潤”的大老板了。
暴利催生的利益鏈
“我從未想過乾這一行的人可以賺那麼多錢，”這是工作室“技術員”江某說起他那個負案在逃的大老板佟某時的感慨。據他交代，一個假證，成本基本都是不到十塊錢，但賣出去，就是從兩百元到七八百元不等的高額了。“我們每天至少能接10餘個客戶，刨除給我們和‘二道’、‘小崽子’們的開支，大老板一天基本也能保持兩千元左右的收益。我跟佟老板已經乾了五年多了，一天兩千，五年，你算算他能賺多少，天文數字啊！”
每天兩千乘以五年，的確是一個讓人咋舌的數字。怪不得那麼多的不法分子從事這一行了。而相較於他們豐厚的暴利，當初投入的“原始成本”就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計了。“租房子、買電腦、打印機、掃描儀、過塑機等設備，再加上從南方買來空白證件半成品外加開支，一年的投入也就十幾二十萬吧”，這是江某透露的。
產業鏈的終端———誰在買假證？
“需求決定市場”———這是一條顛撲不破的經濟學理論。所以，當我們聲討那些“假證販子”時，也不能忽略這條產業鏈的終端———誰在買假證？
買假用假的人有多少，我們無從統計，但有報道說，教育部一位官員曾作過估計，2009年全國人口普查時發現填寫具有大專以上學歷的人數比國家實際培養的人數多出60餘萬人，這意味著全國至少有60餘萬人持有假文憑，而假文憑只是眾多假證件中的一種。
從最初簡單的個體仿制假文憑到現在形成假證市場，就是因為社會上存在一個巨大、持久的市場需求。有需求就有市場，有市場就會有人為了經濟利益而不擇手段。
采訪中，常鐵森局長為我們分析到：“目前，辦假證的人主要有三種類型：一是投機取巧、不勞而獲型。合法證件的取得需要付出長時間的艱苦努力，而這些證件常常是與好的商業機會、就業機會和較高的收入相聯系的。在可預見的利益和僥幸心理的驅使下，花幾百元錢買個假證就成了這部分人的自然選擇。二是迫不得已型。一些人本來有證，因遺失或者被偷需要補辦又來不及的，便為了應急購買假證。三是一些犯罪分子也是假證需求者，為了外逃或違法事件的需要，他們往往需要假身份證、假護照等做幌子。這部分人一旦擁有了假證，往往就會給社會安全帶來極大的危害”。
“目前我國並沒有對辦假證者的懲罰措施，假證的使用成本過低，是造成假證風行的重要原因。嚴格地說，正是假證的需求群體推動了假證現象迅速發展，屢禁不止。如今，我們已經有了相關的法律法規，對於購假者來說，也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譬如，購買普通證件的人，最少要受到行政拘留的處罰；而對於那些購買假軍警官證件的人來說，因為已經犯了‘危害國家利益罪’，等待他們的將是刑事處罰”，這是政委林雪楠對那些購證人的警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