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網3月18日訊 3月4日是周日。當晚，哈爾濱市居民吳先生領著家人在道外區的一家酒店聚餐。
晚上九點，結束用餐後的吳先生領著家人走出了酒店。正當他用輪椅推著一位患病的家人在酒店門口的緩坡上慢慢往道邊走時，只聽見身後一輛藍色“馬六”轎車向他們瘋狂鳴笛。吳先生上前斥責對方這種無禮的舉動，沒想到車內那幾個滿身酒氣的人非但沒有表示出歉疚的意思，反而走下車同吳先生吵了起來。沒用幾分鍾，吳先生一大家子包括病人、女士和孩子就被對方二十多個青壯年全部打倒在地。吳先生一位身患慢性病的家人被對方數人圍毆，頭胸等多處遭到重擊，在隨後送醫院途中不治身亡。
第一個被抓獲的犯罪嫌疑人賈某，是安徽渦陽人，在哈市以收購廢品為生。當天，他自己的廢品收購站開業，又恰逢另一名安徽老鄉張某在哈市經營的歌廳也即將開業，於是，這些平日裡就很抱團的同鄉們就相約到飯店慶賀一番。席間觥籌交錯，啤酒白酒雞鴨魚肉生猛海鮮……最後一個個都喝高了；再後來，這些喝高了的老鄉們就一擁而上，將擋了他們車路且認為態度不恭的吳先生一家打倒在地，一死多傷。
事情，似乎到此可以結束了———傷人致死的犯罪嫌疑人已經被關進看守所裡了，等待他們的將是日後法庭上正義的審判和漫長的鐵窗生涯。
然而，那些縈繞在記者心頭的諸多疑問，卻並沒有隨著案件本身的告破而揭開：“收廢品的”，可以開上十幾二十幾萬元的私家車；“收廢品的”，可以去豪華酒店裡花上數千元大吃大喝……這的確大大有悖於人們對這一行當的常識性認知。
他們究竟是怎樣的一群人？現實中的他們究竟是怎樣的一種生態？為什麼這個行當竟能催生出這些二三十歲的小康一族？而又是什麼因素的驅使，讓這些本應老實巴交的人竟能在異地他鄉“張狂”起來？
帶著諸多疑問，記者走進了道外公安分局看守所，希望能夠與這些犯罪嫌疑人進行一次坦誠的“面對面”。
隨著監區鐵門沈重的開關聲，犯罪嫌疑人之一的小賈被乾警帶進了記者等待的會見室。
高高瘦瘦的個子，白淨的面皮，一頭整齊的短發，再配上一身今春流行的名牌運動服飾“彪馬”……無論如何都沒法兒將眼前這個神態文文靜靜到有些怯懦的年輕人與“收廢品”這三個字聯系起來，當然，就更別提“殺人犯”了。小賈今年只有24歲，9年前他“子承父業”來到哈爾濱，9年後的今天，靠著“收廢品”，他已經過上了小康生活；並且，如果沒有那個衝動的夜晚，他不會是穿著黃色的“號褂子”在這裡雙腿打顫，他應該是坐在自己新成立的廢品收購站的辦公室裡，過著他小老板的新生活了。“記者大哥，其實我真的沒想到……”這是他說的第一句話，然後就是很長一陣的低頭痛哭。狠吸了幾口記者遞給他的香煙後，小賈的情緒慢慢穩定了下來，話匣子也打開了。
從走街串巷到成立站點
“在老家，那些仍舊守在地裡的鄉裡鄉親們，都管我們叫‘富二代’”，這是小賈給自己下的定義。
他說，自己第一次聽到哈爾濱這個地名時是12歲的年紀。那時候的渦陽用他的話說是“窮得都沒法講”，一家就那麼幾畝地，地力薄，只能種點兒黃豆和麥子這些低經濟值作物，一年下來要是誰家能夠個吃喝就很知足了。像他們這些孩子是基本上不起學的，那時候誰家要是能吃頓肉，別人家的小孩子都會饞得去門口候著，吃不到聞聞味兒就當解饞了。靠種糧不行，當地又沒什麼工商業，窮急了的人們就開始琢磨出路。後來，有鄰鄉的人過來說，去東北收破爛能賺錢，於是小賈的父母就把他扔給了姥姥在家守著，扛著鋪蓋去了東北。“過年的時候，俺爸他們回來了，小孩子對錢沒概念，就知道平日過年都吃不上的狗肉扣乾面，俺爸讓我們連吃了三頓，還給我們買了新衣服新鞋子……那是第一次聽說哈爾濱這個地方，除了感覺這個地名挺怪的，再就是爸媽不停地跟我們說，那裡雖然冷但錢有得賺。沒過兩年，周圍十裡八鄉的就都知道東北有個哈爾濱，那裡的錢好賺，人也大方，慢慢的除了老弱病殘外，能動彈的都去了。”如今已經富起來的小賈，回憶那時依舊是幸福不已的語氣。
15歲那年春節，老賈第四次帶著滿腰包的票子回家過年了。看到已經長得跟自己差不多高的兒子依然在家裡“窮耍”，他覺得是時候帶孩子去創業了。春節過後，老賈把80多歲的老人托付給了一個本家後，就帶著15歲的兒子來到了哈爾濱，從技術到“戰術”把收廢品這一行當的所有門路就都言傳身教給了這個身量不矮但心思依然懵懂的兒子。
“剛過了節，我就裝好鋪蓋跟爸連汽車帶火車坐了三天來了你們哈爾濱，下了火車我就後悔了，因為長這麼大頭一次感受到啥叫真正的冰天雪地，太冷了，在老家穿的棉衣到了這裡根本不管用……但來了，也就回不去了。”
老賈他們這撥兒，大概可以算得上是第一批來哈“淘金”的安徽人了，幾乎沒什麼入行的門檻，來了，搞些木方木板釘成門板大小的一塊，再花上幾十元錢買兩個推車輪子一安，最後掛上一個破塑料桶當“叫行”就行了。
“我記得清楚，每天晚上收工回家，看著爹媽在那裡數票子高興得不得了，差的時候七八十元，好的時候一百多吧，不敢想啊，一天賺的趕上在家一個月賺的錢了。不過他們那些老人還是很省啊，米菜都買最便宜的，但我們這些孩子倒是可以時常吃到肉了……他們賺的錢，花在自己身上的不多，基本上都留給我們了。”
“老賈們”吃苦耐勞的打拼，不但為“小賈們”積累下了第一桶金，更為“小賈們”日後在這一行當中的發展壯大打下了牢固的基礎。
記者問：“你所認識的同行業人現在還有人收零活的嗎？”“是的，還是有人推著板車走街收零活，但要麼是腦筋死要麼是剛來不久吧，反正這種苦差，我們是不怎麼乾了，成立自己的廢品回收站已經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了。小到租一個大門洞子，大到租下四五個車庫，購置了包壓機、磅秤，大小也都有了辦公室，裡面也有電腦什麼的，用來算賬理貨，昇級了，當小老板了。”說到這裡，小賈突然又有些要哭了———正是為了慶賀自己收購站的開業，他纔呼朋喚友地把跟他一般年紀的小老鄉、小同行們請到了飯店裡，然後就都喝潮了，再然後就……
從板棚子到商品房
“俺爸他們那些剛來的第一撥兒人，基本上沒啥‘住房’的概念，都是在你們說的那種棚戶區裡面，幾家人合伙租一個小磚房，有的還漏雨漏風。我記得我剛來的時候，甚至還有人就在立交橋下找個避風的地方自己搭個板棚子就住在裡面，取暖就靠搞幾個裝涂料的鐵桶燒煤。”
對於這些從窮山村走出來的人，棚戶區已經足以讓他們接受了，有一個能遮風擋雨的住處，每日還能有著“不菲”的收入，不用再終日對著家裡那幾畝瘠薄的土地犯愁，即便吃的是肉攤上的邊角料，喝的一元一袋的劣質白酒，“老賈”們已經幸福得很了。
如今，“小賈們”就更是笑口常開了，大多數人都很樂意地住進了樓房裡，即便是最老舊的樓房，“上水下水電視冰箱，冬天還有暖氣，很舒服了。”小賈說：“從租一個屋到租倆屋，如今我們這裡，自己買房子的也有不少了，那晚一起吃飯的有幾個老鄉，都是比我早來幾年的，如今在江那邊(松北)就一起買了房子，不大，但也是樓房，是自己的房子呢。”
如果，按照小賈給自己的人生規劃，估摸過不了三兩年，他應該也會擁有自己在大城市裡的樓房了吧……
從四五千到兩三百萬
“你們哈爾濱以前乾這行的主要就是安徽人和山東人，如今，山東人基本上沒剩下幾個了，這麼說吧，推板車有多少我弄不清，但乾固定回收站的，90%以上都是我們安徽人做的。”對於記者的提問，小賈的口氣很自豪：“別的地方我不知道，但要說在你們哈爾濱，收廢品這行已經基本被我們安徽人給包了，具體人數麼……大概兩萬多總是有的吧。”
讓小賈自豪的，除了市場份額上的高佔比，更有經營層次上的提昇，這些“富二代”們不但開回收站收貨上門，更主動外出“攬大活”，他們靠著老一輩人趟好的路子，也憑著南方人腦瓜的精明，開始把眼光盯到各大機關企事業單位的廢品回收上，很多單位都成了他們的固定客戶，每當這些單位集中處理廢品時，都會直接通知他們。如今，“小賈們”更是紛紛成立了少則十幾人、多則幾十人的“聯合會”，而他們的目標也相應地提昇為那些破產、並購的工廠和企業，“我們有專門外出跑信息的人，一旦哪個工廠或企業遇到這些情況，我們就主動上門商洽，收購他們的淘汰設備、閑置物資這樣的大宗貨品，當然，這種生意投入的資金量也大，少則幾十萬多則上百萬，所以大家就入股一起湊，然後盈利了再一起分成。收破爛收到這個份上，俺爹那輩想都不敢想啊。”
產業提昇，讓他們真的成了“破爛”之王，小賈給他們這一行當的薪資水平分了三個等級：一年下來，刨除房租水電吃喝這些費用後，最底級推板車的純利在三萬左右，而他們這些開回收站的小老板，年純利大約在十幾萬到幾十萬不等，他的一個老鄉，在哈爾濱乾了快二十年了，不到五十歲的年紀，用小賈的話講：“有房有車後，手裡還有兩三百萬的流動資金吧，而俺爹剛開始乾的時候，一年能帶回家四五千元就樂得不得了了。買車的也有很多了，今年過年的時候，我們就十多家組成了一個車隊，開著八臺車子從哈爾濱風風光光地回了渦陽，那場面……唉。”
這聲“唉”嘆，不知是自豪呢還是“美好不再”的留戀？
從低調到張揚
“當晚你們開了三輛車去大酒店，據說你坐的那輛馬六車裡還安裝了電子喇叭，買車改善生活可以理解，但怎麼想到安那種裝置呢？”面對記者的提問，小賈猶豫地看了看旁邊的乾警，嘆了一口氣說：“那車不是我的，是我一個老鄉的，當晚為了慶祝我自己的收購站開張，這些老鄉就都來酒店捧場了，具體為啥安這東西……年輕人吧，生意越乾越大，兜裡有錢了，看著街上有的車子裡邊安這種喇叭叫起道來很威風，也就安了，就是耍唄。”
“這樣的大酒店你們經常來麼？吃一頓飯應該不便宜吧，聽說當晚你們消費了近三千元錢。”對於這個問題，小賈回答的倒是挺乾脆：“不能說常來，但逢年過節的聚會，大家還是喜歡吃點好的吧，輪流做東或者湊份子，吃了就吃了，反正還能賺回來，賺錢不也是為了吃好喝好麼。”
“打人呢？二十多個人打幾個人，又是在異地他鄉，似乎不能僅僅就說是喝酒的原因吧。”對記者的這個問題，他沒再作正面的回答。他跟記者又要了一支煙，狠狠地抽了幾口後，纔聲音低低地說道：“……兜裡有錢了，有時候挺看不起上一輩人那樣縮頭縮腳的過日子，心氣兒上衝了……民警同志說我這叫心態變了，大概是吧。”
末了，他掐滅了吸得只剩下濾嘴的煙，盯著腕子上的手銬說了一句：“我挺對不起俺爹的，現在他仍然還是每天推著車子滿街收零活呢。”
對於這一案件，道外公安分局局長朱濤為我們從外來務工者犯罪這一深層面上進行了剖析———
外來務工者大多是從熟悉的鄉村走進了陌生的城市，城市中獨有的激烈社會競爭、高壓的工作環境、超前的消費觀念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都與農村的傳統觀念相去甚遠。他們因此出現適應障礙而產生心理失衡，結果就是遇事後往往會通過一些過激的手段，最終導致犯罪。原因大致可以歸結為這幾點：
首先是文化程度普遍較低，法律意識比較淡薄。
再就是精神文化生活相對空虛。
還有就是對各種誘惑的抵制力差。一旦金錢收入增多了以後，傳統勤儉節約的生活方式也必然隨之發生了變化，加上城市生活帶來的各種刺激，他們在消費、行為上往往表現出“超城市化”的表象，出入大酒店、汽車加裝警報器，遇到矛盾時選擇“張狂”的暴力方式解決，等等。
所以，這一看似簡單的激情犯罪，其實還是有著深層原因的，而如何解決這一深層原因，是需要全社會去關注和探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