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樹林。本報記者崔立東攝

　　“大坑”內的違建被拆。本報記者徐日明攝

　　生活報7月7日訊 隨著哈市最大違章建築群——道裡區城鄉路391號原印刷機械廠家屬區“大坑”地區的違建被夷為平地，住在這處幾乎被城市遺忘的角落的人們終於告別了極端惡劣的居住環境和半隱居式的生活，搬入美麗宜人的民生尚都。雖然對未來還有些許茫然，但他們更多的是希冀，更渴望的是融入多彩的城市生活。6日，曾經的“大坑”居民們向記者講述——

　　連公廁都被扒掉建房子

　　趙樹林喜歡站在12樓的陽臺上看三環橋上熙來攘往的車流，他說這纔是城市生活，而先前在“大坑”裡生活的15年，“如井底之蛙”。

　　趙家五十多平方米，兩室一廳，家具不多，家電也沒啥，簡單的陳設把這個本來不大的小房間顯得挺大，而且乾淨利索。

　　今年46歲的趙樹林1991年結婚，他和愛人剛結婚那會兒與父母擠在一起，44平方米的房子兩屋一廚，他們兩口子住一個屋，父母帶著一個妹妹三個弟弟住在另一個屋，“你可以想象得擠成啥樣？”

　　1994年，趙樹林所在的單位——印刷機械廠分給他一套公產房，“20平方米的平房，還有個小院，種點兒黃瓜、辣椒什麼的，可好了。”

　　“那時候，‘坑’裡就二十多戶人家，都是印刷機械廠職工，一家做飯全坑飄香，二十幾戶人家相處甚好，其樂融融。”

　　這種愜意的田園生活10年後被打亂，私建濫建開始在這個3萬多平方米的坑裡坑外蔓延。到2004年，更是達到了瘋狂的地步。

　　“不僅我家的小菜園被佔了，就連公共廁所也被扒掉建了房子。3萬多平方米的地方建了19萬平方米的房子，你想想得啥樣？連原來有3米寬的過道都蓋起了寬2米的3層樓房。”趙樹林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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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不去進不來”的坑裡生活

　　與“大坑”相比，趙樹林說他都是“晚輩”，“據說‘大坑’是二磚廠制磚取土形成的，至少也有五十多年的歷史。這裡最早建的房子就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們廠的職工房，共計二十餘戶，是兩趟平房。後來，私建越來越多，把我們困在了坑中。”

　　說起“大坑”裡的生活，趙樹林說“那真是不堪回首啊”。“‘坑’裡一年四季都陰冷陰冷的，夏天在屋裡待個40分鍾，就會凍得直起雞皮疙瘩，冬天就更不用說了，老人們都凍出了一身病。”

　　趙樹林的女兒趙博宇是在“大坑裡”出生、長大的，如今已上大學，但她至今仍記著上一年級時，老師讓同學們用100字左右描述自己的家，她說了不到10個字，老師就讓她坐下了。“家裡就那樣，有點兒不好意思讓同學知道。”也許是因為心裡想保留一份小小的尊嚴，從上小學到讀大學，她從未帶過一個同學回家，即使同學百般邀請，她也不喜歡去同學家做客。

　　由於沒有下水，沒有垃圾回收站，沒有公廁，生活垃圾收納成了致命的問題，“沒有辦法，我們就把屎尿便倒到塑料袋或桶裡，像做賊一樣，趁著夜色扔到沒人的地方。”

　　采訪中，原來的老鄰居解居宏到訪，他告訴記者，“那時候我們一家上廁所，天天要到‘坑’外不遠處的老丈人家解決。沒辦法啊！我們只得把兒子送到坑外孩子他姨家住。”

　　久而久之，“大坑”成了一個大垃圾場，夏天蒼蠅亂飛，蛆蟲滿地。下雨天，還出不去門。冬天裡，肆意傾倒的生活污水結冰後越積越高，擠佔了本已狹窄的通道，“出不去，進不來”成了坑裡生活的真實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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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房有了，該娶個老伴了”

　　走出趙樹林家，記者來到張殿生家。還沒等敲門，屋裡熱鬧的歡笑聲便傳了出來。開門的不是男主人，而是一位微胖的中年婦女。

　　“張殿生家嗎？”記者問。“他正在屋裡和老鄰居們聊天呢。”開門的中年婦女說。說明來意後，記者和大家攀談了起來。

　　“啥都不差，就差個老伴兒啦！”一老鄰居說。大家說笑時，記者發現前來開門的那位中年婦女躲到一邊，似乎有些不好意思。

　　“有點譜了，還不知人家願不願意呢。”張殿生說。

　　張殿生告訴記者，今天是老鄰居來看他，“人家都比我強，並沒有看不起我這個低保戶，一個孤老頭。”

　　老張告訴記者，他今年60歲，十幾年前離婚，兒子不在身邊，那間陪伴他10年的20平方米小房被拆後，他可真成了孤家寡人。“等條件改善改善就找個老伴，一個人住這麼大個房子有點兒空。”

　　走出張殿生家，記者正巧碰到了剛從趙樹林家出來的解居宏。“我們分了新房，兒子解永健今年以468分的成績考入了哈爾濱學院，雙喜臨門啊！”解居宏說，剛纔來新房的路上，兒子滿腦想的都是研究一下小區附近的路線，哪裡有倉買，哪裡有藥店，哪裡有菜市場，他都一一記在小本子上，畫了個路線圖，又到周邊找到32路和113路兩條能夠通往市區裡的公交線路。

　　按照哈爾濱市政府救助安置相關規定，解居宏一家將免費在這裡居住5年，之後根據情況再簽續住協議。“5年後我兒子大學畢業，我也許就時來運轉了。”

　　哈市在拆違中實施引導性救助房屋政策，截至目前，已有18戶救助對象與政府簽訂協議，享受三至五年廉租或免費的救助住房優惠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