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網5月2日訊 自1984年以來，民工潮已經持續了近30年。如今80後、90後的農民工，沿著父輩的腳步來到繁華的都市，尋找夢想。
87萬，這是市總工會最新統計的哈市農民工總數；30萬，這是其中33歲以下青年農民工的數量。
調查顯示，這些80後、90後農民工，已成為城市建設者中的主力，與父輩落葉歸根的想法不一樣，他們想在城市裡尋到自己的位置。
“跳龍門”式的隨波逐流
我市從事加工制造業的農民工佔總數的38%，從事批發和零售行業的佔30%，從事餐飲業的佔10%，從事建築業的佔14%。19至25歲的佔35%，26至40歲的佔40%；初中以上學歷的佔63%。
4月末的清晨，微涼。十年前，綏化市北林村，百戶人家，400多人口；可現在只有不到200人。90%的年輕人都在外打工。
蔣小林正收拾行李，早飯後就要趕回哈爾濱。昨天接了個電話，是個准備裝修房子的客戶，急著和他見面，談裝修的事。按理這個季節，作為木匠的他，是不該回來的。開春是裝修旺季，要不是家裡臨時有急事，他纔捨不得城裡一天將近600元的收入呢。
“老蔣家這小子可能折騰，人家在哈爾濱都買兩套房子了。”在村裡的老人眼裡，蔣小林是個穩當、能辦正事的年輕人。
12年前，蔣小林也沒有想到自己能有今天。
蔣小林為客戶裝修房屋。
那年，21歲的蔣小林剛結婚，媳婦也是同村的。結了婚，就得像個爺們樣，養得起家，頂得了門戶。當時，村裡的年輕人幾乎沒有人能沈下性子安心接過父輩手中的鋤頭鐮刀，在田裡彎下腰去耕作。看著周圍年紀相仿的同村青年有些外出打工，捎回來信說在城裡掙得比種地多，這下子有祖傳木匠手藝的蔣小林徹底活了心。“反正年輕，出去闖闖也沒壞處。掙著錢就多在城裡乾幾年，要是掙不著錢，就回家老老實實種地。”
帶上幾件換洗衣服和爺爺傳下來的工具，攥著結婚收的1300元份子錢，臨別時，媳婦一直送到長途車站，一句“你好好在城裡乾，把我接過去。咱別一輩子窩在這小地方”，讓蔣小林覺得肩膀上有副沈甸甸的擔子壓著。
當時一起坐車來哈的同村年輕人中，有來當力工的、有來當學徒工的、有來當服務員的……總之，他們都懷揣著一份叫“跳龍門”的夢想，離開土地，走進城市，開始闖蕩。
踏實也是一針成功的催化劑
我市農民工高工時、超負荷勞動的問題普遍存在。每天工作8小時以上的佔70%，12小時以上的佔10%。每周休息一天的佔60%，沒有休息日的佔10%。
蔣小林翻開他那皺巴的小本，上面記滿了預約他裝修客戶的名字和聯系方式，活已經排到了“十一”後。
“我也不可能去打廣告，都是老客戶給介紹的回頭客。”說到這兒，蔣小林腰板挺得很直。當年剛來哈爾濱時，跟著裝修隊乾，一天纔給30元錢。“那時特想出來單乾。可我憑什麼能單乾。想來想去，只有靠實在和厚道。”蔣小林每次跟裝修隊乾完活都是最後一個離開，給客戶留個聯系方式，要是出現問題，就招呼他，不收錢他就來幫忙。
與蔣小林一樣，周天雨也是來自農村的80後。與蔣小林的內向形成對比的是，周天雨健談而且“會說話”。他卻說，這些年看似練就了一張嘴皮子，實則是修行，修行的結果只有兩個字——踏實。
27歲的周天雨永遠都忘不了離家前，爸爸說的一句話“你是農村娃，多吃點苦、多受點委屈，沒啥。”
九年前他一個人離開農村老家來哈爾濱闖蕩，下了火車後就一路打聽走到了位於地段街上的人纔市場，來了纔知道，原來這地方是招高級人纔的，都得是本科學歷。眼看天黑了，又渴又餓的他，急得一屁股坐在馬路牙子上。恰巧被一家四星級酒店的人力資源經理看到，招他進了酒店客房部。
“那時候一個月工資只有800元，一天工作12個小時以上。”疊被、鋪床、清理馬桶……用周天雨的話說，那兩年自己就像個“家庭婦女”，事實也如此，當時的客房部只有他一個男性。“800元錢在城裡算少，可在家鄉，卻是父母種地三個月的收入。”周天雨形容自己對工作的珍惜，不僅隨叫隨到，就是不叫，他也願意多乾，因為毫無背景的他，只有表現好纔能不被擠走。不到半年，他就被破格選為領班。
八年中的幾次跳槽，也讓周天雨的工資從800元漲到了如今的5000元。
習慣城市生活不願回農村
我市長期脫離土地謀生者比例較高。66%的農民工脫離農業生產3年以上，72%的人希望繼續留在城市發展，融入城市的願望強烈。
26歲的銑工金林泉正在機床前認真地完成齒輪的成形，突然接到朋友來的微信，邀他周末一起去一家新開的烤肉自助店。金林泉手指靈活地回復到“我回去團購吧，還便宜些。”
城市裡的生活讓金林泉覺得很舒服，也很習慣。
現在他住在群力，每天上班坐廠裡的通勤車，雙休，廠裡有食堂。“我這工種，可是越老越吃香。”有南方的企業多次來“挖”他，可小金都拒絕了，理由有兩條：離家遠照顧父母不方便；雖然南方給的工資高，可消費也高，算下來最後實際剩下的基本一樣。
周天雨與金林泉都出生在1987年，他們的生活並沒有交集。可他們都對土地感到陌生，覺得那個小村莊是再也回不去了。
到萬達看電影、周末約上好友去近郊來次與大自然的“親密接觸”……說起哈爾濱的吃、玩、樂，周天雨儼然是個“老哈”。他承認每年春節回村裡那幾天，總覺得不適應，平時在城裡晚上9點還沒下班，可在家裡都睡上兩覺了。現在自己的“圈子”已經在哈爾濱了。
“小時候在農村，上面有哥姐，基本上農活是沒沾過手。到了十六七歲，剛成了好勞力，就跟著同鄉人一起進城打工，離開了農村。再後來就是現在這樣，每年基本上回家一兩次，最多住一周。”周天雨說，農村、土地在腦子裡已經是符號了。
每天在拼搏追逐“市民化”
我市農民工參加養老和工傷保險率僅為1.58%和1.17%，參加其他保險的寥寥無幾。
南坎街40號大院內，蔣小林的自行車就靠在一棵樹下。以蔣小林的收入，買輛十萬元以內的經濟型車綽綽有餘，可他依然蹬著“二八”車，為的就是要在城市裡立足多攢點“家底”。
2005年，媳婦帶著閨女從農村也進城了。夫妻倆當時第一個計劃就是買個房，能讓孩子在城裡落戶，能讓孩子在城裡上學。為了多掙點錢，蔣小林開始跟湖北師傅學瓦工的活兒，在接裝修活時，再以比請專業湖北瓦工便宜的價格把自己“賣出去”，掙上兩份活的錢。
2007年，他們就在南直路上一次性全款買了一套使用面積近60平方米的二手房。去年，兩口子又在紅旗小區附近買了套二手房，以每年1.6萬的價格出租出去。每年的租金用來交他們夫妻二人的醫保和養老保險。
“我真的每一天都不敢偷懶。早上一睜眼，就得想這一天的目標。”蔣小林的話，似乎能代表很多“漂”在城市裡的年輕務工人員的心裡話。盡管他們中的一些人，收入不算低，但沒有醫保、養老保險，不知道等自己年紀大了該怎麼生活，也不知道這個城市裡終究會不會有自己一個角落……
周天雨在認真地擺放餐具。
而周天雨也有新煩惱了。他手上有20多萬存款，父母希望他回到家鄉，開個小店安穩地生活，而周天雨則想用這筆錢完成在哈爾濱“市民”身份的轉換，貸款買房子，再報個成人自考，學個管理專業。他不滿足一輩子當個店長，給別人打工。
“我爸二十多年前也來過哈爾濱打工，可那時他沒想過要留下來。”蔣小林的印象裡，父親那時來城裡就是為了掙錢，掙了錢就回農村補貼家用。“如今城市對農民工包容度越來越大。我和我爸那輩不一樣，他們是掙錢就行，我是既想掙錢，又想要份尊重。”蔣小林說。
金林泉在機床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