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片

　　東北網12月2日訊 “我活著，我掙錢養活自己，除了我體內的艾滋病毒，除了我每天都得吃藥，我和大家是一樣的人。”

　　12月1日是第26個“世界艾滋病日”，今年宣傳主題仍然是“行動起來，向‘零’艾滋邁進”。在這個特殊的日子裡，記者約訪了三位朋友：思雨，既是艾滋病毒感染者，又是志願者，在與艾滋病抗爭的路上，他用自己積極樂觀的態度幫助身邊的“病友”，把他們從陰影中帶出來；小樂，一位“男同”，感染艾滋病毒後，曾一度想放棄生命，是“愛人”的不拋棄，讓他重獲了二次生命；小齊，朋友感染艾滋病毒後，他做了志願者，為身邊的“男同”進行定期檢測，成了“防艾”路上的一名斗士……他們每天樂觀地生活在陽光下，用自己的故事，去感化著身邊需要幫助的人。

　　“抗艾”中完成人生蛻變

　　用自己的經歷，動員易感人群接受HIV檢測

　　坦白地說，我非常喜歡和思雨聊天。

　　他不僅語言風趣，還非常自信，思想有深度、有廣度，還有聰明細膩的敏感度……

　　約訪思雨真是費了一番周折，由於他不想見面，我們只好選擇打電話。

　　11月28日的晚上，接到思雨的短信後，我立即撥通了他的號碼，電話那頭清脆的聲音給人感覺很舒服。“不好意思，讓您久等了。”思雨客氣地說。

　　“我想聽聽你的故事。”記者說出這句話後，思雨停頓了片刻說：“其實，這是一道永遠都愈合不了的傷疤，但我願意和大家分享我是怎麼趕走了心魔，邁過那道坎的。”

　　“我出生在一個普通的家庭，童年時我喜歡跑到離家不遠的小河邊上拿石子兒打水漂，喜歡爬山，喜歡去河裡摸魚，雖然我經常是一個人玩，但玩得很快樂。”

　　“上學後，我的成績一直很好。直到上大學，我纔漸漸發現自己的性取向跟別人不一樣，就這樣，我在網上認識了幾個同性朋友，後來漸漸發展成為情侶關系。四年前的秋天，我在“同志小組”志願者的組織下進行了快速檢測，檢查出了‘HIV-1抗體為陽性’。”

　　說到感染HIV病毒的時候，思雨有些低沈。

　　“當時我哭了，大腦一片空白，我就在窗前站了20分鍾。你是不會感受得到我當時的心情，就像被萬只螞蟻啃噬，而且有想吐的感覺。不過還好，在這個時候，有一雙手搭在了我肩上，也是這雙手把我的靈魂拽了回來。”

　　思雨特別感激哈爾濱“真愛”家園艾滋病陽性關懷組織裡的志願者大亮，當時，大亮對他進行了心理疏導，並不停地開解他，帶他接觸了一些志願者感染者。

　　看到這些志願者感染者都積極樂觀地生活著，思雨也漸漸冷靜了下來。

　　“我聽了醫生的話，開始服藥，但服藥初期我的反應很大，由於對其中一種藥物過敏，我服藥後出現了藥疹，白細胞很低，不得不三天兩頭地往醫院跑。一個人整天去醫院，別人會怎麼看？當時我沒有告訴父母，只是將這件事告訴了兩個同住多年的好哥們，他們並沒有排斥我，在我藥物反應最重的那一段時間，他們悉心地照顧我，幫我度過了難關。也許是我的意志力戰勝了藥物的反應期，兩個月後，我雖然人瘦了兩圈，但服藥基本沒有反應了。我就到書店買了一些關於艾滋病的書，還諮詢了醫生，參與了兩次志願者們搞的聯誼活動，這纔真正從陰影裡走出來，原來，艾滋病並沒有那麼可怕。”

　　“自從患病以後，我就開始重新審視自己的價值觀，我更積極努力地面對生活和工作。”在大亮的介紹下，思雨來到“真愛”家園感染者工作組成為了一名志願者。“當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仍是弱勢群體，需要來自社會的更多關愛。”

　　三年前，思雨來到大慶，經介紹加入了“陽性小組”，成為了一名防艾心理疏導志願者，在小組負責感染者心理疏導及其配偶的綜合乾預。為了爭取更多的易感人群“浮出水面”、接受檢測，同時最大程度地為他們保守秘密、少受傷害，思雨經常來到高危行業人群當中，以真實的故事為例，動員易感人群主動接受HIV檢測。

　　思雨一直都在積極為減輕市民對艾滋病患者的恐懼和歧視而奔忙著，他希望更多的人能關心這個群體，這個群體需要幫助，需要支持，更需要理解。在這個群體裡，也有很多人需要幫助，需要愛心人士伸出援助之手。

　　永遠都不會告訴爸媽

　　樂觀面對生活，給身邊的人帶去歡樂

　　小樂，一個“90後”的男孩子，很陽光，很清秀。他很孩子氣，聊天時偶爾還撒撒嬌。

　　“小的時候我很膽小，經常跟女孩子玩。中學的時候，我曾喜歡上一個女生，可人家沒搭理我，朦朧的初戀就這樣被扼殺了。”

　　因為學習刻苦，小樂考上了大慶的一所大學。上大二後，他逐漸開始關注男生，在網上查找“同性戀”、“同志聊天”等信息。大三時，他交往了幾個“男朋友”。直到大四上半年，他認識了現在的“男朋友”禹。雖然倆人相處得很好，但小樂偶爾還是會出去泡吧，有一晚在酒吧，他認識了傑，並發生了關系，也就是那次，他“中標”了。

　　“回家後的半個月，我出現低燒，開始以為是感冒，可後來檢查出我是感染了HIV。”

　　“我當時的第一反應就是我要死了。我把自己關在屋子裡，整整發了兩天呆，我不吃不喝，也沒有告訴父母，更沒有告訴我的‘男朋友’。我想，我還沒活夠，生命怎麼就這麼快要結束了呢！後來，大慶彩虹組織陽性關懷小組的小齊聯系到我，陪我又到疾控中心做了一次檢查，看我情緒不對，他跟我聊了很多，說實話，我當時真是邁不過這個坎。小齊讓我帶‘男朋友’也來檢查，我很猶豫，但我又怕他也感染了。”

　　小樂說，和“男朋友”說的那晚，他有些膽怯，握著水杯的手一直在發抖。“當我告訴禹，我感染了HIV，他猛地一抬頭，看到那犀利的目光，我哇地一聲就哭了。他一直沒有說話，第二天隨我去做了檢測，慶幸的是，他沒有感染。”小樂說，當時他提出了分手，可禹並沒有同意，而是很冷靜地看著他，說了句：“別害怕，還有我。”於是，禹租了一間小屋，從家搬出來與小樂同住，並諮詢醫生平時生活都需要注意什麼，當得知小樂需要營養均衡時，從不下廚的禹開始學做飯，他買了好多食譜，每天為小樂煲湯。

　　小樂流淚了，幸福的眼淚。他說：“你知道嗎？我以前從來都沒感覺禹對我好，沒感覺我有多幸福，現在，我好像一下子變成了女王。”

　　由於服藥期間，小樂的反應特別大，吐得昏天暗地的，身體特別虛弱。每次想吐，禹都會攙著他去洗手間，吐完後，禹再給小樂做吃的。小樂說：“他說，我需要營養，一定要把我養胖胖的。你看，我患病10個月了，現在比以前胖了10斤，好多人看到我，都說我氣色比以前好了。”

　　“我很感激‘男朋友’的不離不棄，雖然我們‘男同’之間的戀情外人都不看好，但我們生活得很幸福。我想告訴和我有一樣遭遇的人，我們應該像正常人一樣過好每一天，讓餘下的生活更有意義、更精彩。”

　　采訪結束時，小樂說，這件事他永遠都不會告訴爸媽，因為他不想讓他們擔心，不過，他現在不抽煙不喝酒，規律作息、健康飲食，這些變化媽媽看到了非常開心。

　　“我現在就想讓每一個愛我的人都開開心心的。”小樂說，他覺得社會對艾滋病的寬容度還不夠，他准備做些簡單的工作，攢了錢帶著父母和“男朋友”出去走走，這是他目前唯一的願望。

　　希望更多的人正視艾滋病

　　要在“防艾”路上做個永遠的斗士

　　一起工作、一起生活，他主動擁抱HIV感染者，吃感染者做的飯，喝感染者遞過來的水。他叫小齊，一名非艾滋病感染者，為了身邊患艾滋病的朋友，他毅然當上了“防艾”斗士。

　　小齊說，“艾滋病”這個字眼，他以前在電視和報紙上看過，但在生活中從未接觸。然而5年前，他的一個朋友被查出了性病，吃了很多藥都沒有見好，最後，到正規醫院檢測出是感染了HIV。

　　“雖然他是我朋友，可乍一聽到‘艾滋病’這三個字，我傻了，我看到他呆呆的樣子，很想安慰他，可又不知道該怎麼做。當我悄悄地走到他身邊，他一個大男人一把就將我摟住，嗚嗚地哭，我當時有點兒不知所措。”

　　“後來，我們接觸到了大連的彩虹組織，得到了他們的心理幫助。於是我想，可以在大慶成立這樣一個組織。當時我們有5個人，大家一起張羅開了，經過一系列的培訓，開始組織大慶‘男同’圈子裡的人進行‘防艾’活動及檢測。其實，艾滋病並沒有想象中的那麼可怕，感染者確認病情後，只要給予正確的心理疏導，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幫助他們走出陰霾，避免自暴自棄。”

　　“我身邊有很多的感染者，每年我們都會進行聚會。記得第一次聚會時，一個感染者給我遞了一杯水，當時我猶豫了一下，他馬上就把杯子拿走了。這個群體裡的人心都特別脆弱，後來為了彌補我的過失，我和他套了好半天的近乎。”

　　小齊說：“這些年，大慶的HIV感染者呈現上昇趨勢，其中，男同性戀佔一大部分。以前，大伙都不願意檢測，我們就得做工作，現在大家的覺悟都高了，很多人都是定期來檢測。”

　　小齊之所以能如此自信和放松地與這些感染者接觸，源於自己對艾滋的了解。“艾滋的傳播其實是很難的，它需要一定量的血液，還需要非常特殊的環境，因為艾滋病毒在空氣中很快就會死掉，這也是為什麼性接觸容易被感染的原因。”

　　小齊說，人們之所以會對艾滋病有歧視，有兩個原因：一是，認為艾滋病是在亂性的過程中患的，“得艾滋病一定是做了什麼見不得人的事”是常見的說法；二是，認為得了艾滋病馬上就會死。其實不是這樣的。

　　“凡是治療創傷性傷口，如果消毒不到位，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比如街頭游醫拔牙、修腳，就很危險，還有輸血，也要小心。”

　　“我們在做志願者的時候，有一個隱私保護原則，就是從來不問艾滋感染者是怎麼感染上的，除非對方主動說。我們只需確認他是感染者，以便我們開展相應工作。”小齊說，他們這些志願者都是兼職，大慶彩虹組織是個民間組織，面向“同志”人群，特別是性病、艾滋病易感人群開展宣教、行為乾預等。他們沒有活動經費，也沒有場地，很多感染者需要幫助，可他們的力量太渺小，他希望人們不要歧視這個群體，向他們獻出一份愛心。

　　(文中均為化名)

　　注：HIV感染者：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也稱為攜帶者)，體內有HIV病毒，但未出現AIDS臨床癥狀和體征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