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報5月7日訊 二十世紀上半葉,哈爾濱在極短的時間內由自然經濟為主體的村落群迅速發展成為東北亞重要商貿城市，並且成為中國赴蘇俄和歐洲的中轉樞紐。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一批文化名人途經哈爾濱赴蘇俄或歐洲，近距離觀察這座華洋雜處、開放包容，中西文化交融的現代都市，留下了膾炙人口的名篇佳作。

　　瞿秋白發表《哈爾濱四日之聞見》稱：

　　『客棧價錢同北京頭等客棧差不多』

　　1920年10月20日，瞿秋白與俄文專修館(簡稱『俄專』)同學俞頌華、李宗武以北京《晨報》、上海《時事新報》特派記者身份赴蘇俄(1917年11月7日俄國十月革命取得勝利，成立了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簡稱蘇俄)考察，探索蘇俄革命經驗，途中來到哈爾濱。因滿洲裡通往赤塔的鐵路橋梁被白匪軍謝苗諾夫殘部破壞，火車不通，瞿秋白等人在道裡『福順棧』暫住。瞿秋白在哈停留50多天，他說在哈爾濱『先得共產黨的空氣』，應邀參加了哈爾濱俄國布爾什維克和中東鐵路工人紀念十月革命三周年集會，並第一次聽到了《國際歌》。

　　在哈爾濱期間，瞿秋白為北京《晨報》、上海《時事新報》撰寫多篇通訊，其中第一篇文章就是《哈爾濱四日之聞見》。瞿秋白在文章的開頭即寫道： 『我們從北京起程到哈爾濱，路程並不算遠，途中仿佛已經經過三國。』瞿秋白進一步解釋道： 『因為從天津到奉天走的是京奉路，我們帶的天津中國銀行鈔票還可以用。從奉天到長春走的是南滿，必須預先換好金票(日本鈔票)。從長春到哈爾濱卻是中東路，必須用現洋或哈爾濱銀行鈔票。我們幸而事前都打聽明白，不至於臨時發生困難。』瞿秋白後來在《餓鄉紀程》一書中也寫道： 『從天津到哈爾濱，走過三國的鐵路，似乎經過三國的邊界：奉天是中日相混，長春哈爾濱又是中俄日三國的復版彩畫。哈爾濱簡直一大半是俄國化的生活了』。

　　來到哈爾濱後，瞿秋白的第一印象竟是『住的客棧非常之糟，價錢卻同北京的頭等客棧差不多』。《餓鄉紀程》一書中記敘為『哈爾濱生活程度異常之高，一間房兩塊錢一天，一頓飯— —很壞很壞的— —一元幾角錢，我們三人一天至少五六元花費』。

　　瞿秋白發現， 『哈爾濱久已是俄國人的商埠，中國和俄國的商業顯然分出兩個區域』(瞿秋白著，《餓鄉紀程》第七章)。關於當時哈爾濱貨幣流通的混亂，瞿秋白介紹道： 『以前市面上以俄國盧布為單位(中東鐵路買票也用盧布)，直到今年四月纔改用中國大洋』。當時中國銀行、交通銀行所發拾圓鈔票上有『哈爾濱』 『憑票即付中華民國國幣拾圓正』字樣，俗稱『哈大洋』。瞿秋白還注意到，中國、交通銀行『並且發行輔幣紙票從一毛到五毛，毛錢以下還有一種有孔的銅元作大洋一分。日本銀行的老頭票(即金票)，也可以通用，價格比大洋稍低。大概中國人使用大洋，外國人使用老頭票。所有銀錢來往，完全以大洋計算，沒有別的貨幣混淆，日本鈔票的價格也不十分混亂。以前俄國人都用盧布，現在盧布低落到極點，並無行市可言，市面上也不能通用了』。

　　他還提到哈爾濱的教育、文化等狀況，至於中外人口的構成，文章中也有介紹， 『哈爾濱中國人約十餘萬』， 『日本人在哈埠有五千餘人，卻也很有勢力。滿街插著日本旗的汽車、紅十字會車、兵車，觸目皆是』。 『俄國人非常之多，滿街都是』。據《哈爾濱市志·人口》記載，1920年哈爾濱俄僑人口為131075人，日僑人口為7133人。1922年—1924年哈爾濱全境人口從38.02萬人下降為28.3萬人。最後，瞿秋白寫道: 『這是我們到哈爾濱四天以內的見聞瑣事，不能做有系統的調查記載，對於讀者是很抱歉的』。

　　朱自清在寫給葉聖陶的信中介紹：

　　『這裡人大都會說俄國話』

　　1931年8月22日，朱自清從北平出發赴英國留學並漫游歐洲五國。當時從中國赴歐洲，有陸路和海路兩種選擇，朱自清選擇走陸路，在哈爾濱做短暫停留後繼續坐火車從滿洲裡出境，穿越西伯利亞到達莫斯科，再到波蘭、巴黎等地，最後抵達英國。

　　8月24日，朱自清來到哈爾濱，在寫給友人葉聖陶的信中，朱自清介紹道： 『南崗是住宅區，據說建築別有風味；可惜我們去時，在沒月亮的晚上。道外是中國式的市街，我們只走過十分鍾。我所知的哈爾濱，是哈爾濱的道裡，我們住的地方』。

　　對於哈爾濱的平民百姓嫻習俄語，朱自清印象深刻， 『這裡人大都會說俄國話，即使是賣掃帚的。他們又大都有些外國規矩，如應諾時的「哼哼」，及保持市街清潔之類』。形成此種狀況，頗有淵源，中東鐵路當局支持的哈爾濱自治公議會及其董事會長期把持道裡、南崗的市政管理權，俄語為官方及民間的通用語言，即便是成立了哈爾濱特別市市政局，中國政府收回了市政權，一段時期內仍然是機關文件華俄文字並用,就連招牌上的中文，也多是俄語譯音，如『你吉達』 『民娘九爾』等。

　　朱自清在信中還提到了當時的哈爾濱特別市公園(今兆麟公園)，說裡面有許多花壇，用各色花拼成種種對稱的圖案。

　　另外，朱自清感到新奇的是，『這裡的路都由石塊築成』， 『塵土少是真的』， 『這裡還有一樣便宜的東西，便是俄國菜』。朱自清還提到太陽島和哈爾濱獨具特色的野游， 『江中有一太陽島，夏天人很多，往往帶著一家子人去。島上最好的玩意自然是游泳，其次許就算劃船。』

　　季羡林在《一生的遠行》中寫道：

　　『這座城市很有趣』

　　1934年，季羡林從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畢業，應母校山東省立濟南高中邀請，任國文教員。1935年9月，季羡林赴德國哥廷根大學留學，主修印度學。在《一生的遠行》(後收入《留德十年》)一文中，季羡林開宗明義指出： 『我們必須在哈爾濱住上幾天，置辦長途旅行在火車上吃的東西，這在當時幾乎是人人照辦的。』

　　對季羡林這個時年24歲的青年學子而言，這或許是他第一次真正意義的出遠門，他寫道： 『這是我第一次到哈爾濱，第一印象是，這座城市很有趣。樓房高聳，街道寬敞，到處都能看到俄國人，這些人中『有貴族，也有平民；生活有的好，有的壞，差別相當大。』

　　關於置辦旅途中吃的東西，季羡林寫道： 『大街上有許多白俄開的鋪子，你只要走進去，說明來意，立刻就能買到一大籃子裝好的食品。主體是幾個重七八斤的「大列巴」，輔之以一兩根同樣粗大的香腸，再加上幾斤乾奶酪和黃油，另外再配上幾個罐頭，共約四五十斤重，足供在西伯利亞火車上約莫八九天之用。』他還提到， 『除了食品店以外，大街兩旁高樓大廈的地下室裡，有許許多多的俄餐館，主人都是白俄，服務確實熱情周到，飯菜精美便宜。』

　　我們不難發現，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哈爾濱已經發展成為開放包容、華洋雜處、經濟發達，中西文化交融的國際化都市。朱自清更對俄國人願意逛街發出慨嘆， 『俄國人，至少在哈爾濱，像是與街有不解緣。在巴黎倫敦最熱鬧的路上，晚上逛街的似乎也只如此罷了』，由此時人也把哈爾濱譽為『東方莫斯科』『中國小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