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桂蘭做報告

　　

　　東北網11月9日電 題：崇高的事業無悔的追求

　　寧安市人民法院東京城人民法庭審判員金桂蘭

　　各位領導、同志們：

　　大家好！今天，我的心情十分激動，能夠來到首都北京，來到莊嚴的人民大會堂，匯報我的思想和工作，我感到非常榮幸。

　　我是1990年，從鎮紀檢部門主動要求轉到寧安市人民法院東京城法庭工作的，雖然鄉鎮工作相對輕松一些，但法官是我崇尚的職業，運用法律武器為當事人排懮解難，為家鄉百姓做實事是我朴素的追求。14年來，一路風雨、一路艱難，但我始終銘記自己的責任和誓言，那就是：要做一個上不愧黨、下不愧民、內不愧心、老百姓滿意的好法官。

　　剛到法庭時，我負責接待立案。接觸的第一個當事人至今難忘，那是鏡泊鄉一位80多歲的老大爺。他一推開辦公室的門，便朝我吼道：『我家有事，你們管不管？』我見他火氣很大，便連忙讓座，並端給他一杯開水，心平氣和地說：『大爺，您別急，有事坐下來慢慢說。』原來，老人是在種地問題上和兒子兒媳婦產生了分歧。老人想種玉米，兒媳婦非要種黃豆，兩人爭執起來。老人一怒之下來到法庭狀告兒媳婦不孝。像這樣的家庭糾紛是不符合立案條件的，可老大爺非要討個『說法』，不然就要到縣上去告狀。老人的固執雖然無理，但我也沒有簡單了事，推出不管。我把老人的兒子兒媳找來，當面進行了批評，說服他們給老人賠禮。隨後，我又對老人說：『大爺，年輕人接受新事物快，想種經濟作物的想法也有道理，還不都是為了這個家嗎！』經過一番勸導，對立開始化解，老人的火氣漸漸消了，臨走時拉著我的手說：『閨女，共產黨就是講公理，你說話真中聽，以後大爺有事，還來找你！』

　　這件事對我觸動很大，雖然調處的只是一起普通的家庭糾紛，但設身處地替他們著想，解決了當事人自己解不開的問題，他們就會感受到真誠、溫暖和關心，就會增強對黨和政府的信任。我要盡心盡力辦理每一起案件，真心誠意對待每一位當事人，用自己的行動自覺維護黨員的聲譽、法律的權威和法官的形象。

　　1996年深秋的一天早晨，年逾古稀的朝鮮族大娘李會善穿著單薄的衣裳，顫巍巍地來到法庭狀告兒子。老人早年守寡，好不容易將丈夫前妻留下的兩個兒子拉扯成人，想的是晚年有靠。但沒想到因為種種原因，兩個兒子都不盡贍養義務，自己吃了上頓沒下頓，小病挺大病挨。萬般無奈她找了政府、找婦聯，最後在別人的指引下來到法庭。這時，大娘已經一整天沒吃東西了。聽著她的傾訴，我心裡很不是滋味，趕快跑到街上買來包子和粥端到她面前：『放心吧大娘，有法庭做主，您不會沒人管的。』大娘愣住了，顫抖的手拿起包子還沒吃，眼淚就吧噠吧噠掉下來。之後，我攙著大娘來到車站，自己掏錢把她送上回家的車。第二天一大早，我們就趕到大娘居住的村子就地審案。起初，兩個兒子躲著不露面，好不容易叫來後，又異口同聲推說生活困難，說老人自己不願意隨他們過日子。我看出他們的心思，耐心講解法律，使他們明白了對繼母同樣也有贍養義務，認了錯。達成贍養協議後，我考慮到兩個兒子生活也確實比較困難，老人符合救濟條件，就主動找到民政部門，給老人申請了一些救濟。此後，我多次打聽大娘的消息，來的人都說挺好的，我也就放心了。

　　第二年春節前的一天，李大娘忽然一身雪花出現在法庭。我以為又有了糾紛，趕緊扶她坐下。沒想到她剛一坐下就拿出一條嶄新的棉褲說：『閨女，這條棉褲是我做的，你常往鄉下跑，穿上它擋擋風寒吧。』望著老人慈祥的目光、花白的頭發和彎曲的腰身，再看看眼前一針一線縫制的棉褲，我仿佛看到了自己的母親，眼淚直往上湧。多麼朴實的老人啊！我只是盡了一份職責，做了一點兒力所能及的事情，可她卻把我當成了親人。面對這樣的父老鄉親，我怎能不以公正的審判傾心回報呢！

　　法庭身處化解社會矛盾的第一線，『一日起訴訟,世代結冤仇』是我最不願意看到的事情。因此，不管遇到什麼樣的案件，我都盡可能地去調解糾紛，化解矛盾。去年5月，鎮上一位居民上門找民工乾活，因為天黑一進門兒就掉進了房東修自來水挖的大坑裡，在由誰承擔治傷的2000元醫藥費問題上引起了糾紛。民工說坑是房東挖的，而房東說是那居民自己沒敲門，不小心掉下去的，三方爭執不下。派出所處理不下來，他們告到了法庭。開庭那天，原被告互不相讓，話越說越難聽，最後發展到對罵。雖然雙方爭執激烈，我還是希望調解結案。鄉裡鄉親的都住在一起，調解更有利於一方的和諧與穩定。為了避開衝突，我讓原、被告先回去，然後拖著剛剛做完化療的身體，上門看現場、宣傳法律、勸說開導，但他們非常固執，怎麼做工作也不行。有人說：『2000元錢的案子，值得你下那麼大功夫嗎？判了得了。』但我想，判決一下，這幾家的積怨也就化不開了，很可能就此結仇，以後還不定生出什麼事呢？不行，我還得試試。那個周末，我沒有回牡丹江，又去了被告家。功夫不負有心人，經過前後八次反復做思想工作，三方終於達成調解協議，兩被告自動履行了賠償義務。

　　人民法庭審理的大多是家長裡短的案件。官司不在大小，糾紛不在難易，都影響一方穩定，涉及當事人切身利益。因此，大案小案我都一樣用心去辦，用公心、誠心最大限度地化解矛盾、維護和諧。為了標的二、三百元的案件我曾經數次往返四、五十裡地送達、開庭；為了一個普通的賠償案件我曾經九次下鄉，最終使雙方握手言和。14年來，我跑遍了轄區的十裡八鄉，付出了很多辛苦，但每當看到當事人擺脫訴訟尷尬的笑臉和鄉親們信任的目光，我都感到事業的充實、人生的意義。

　　我的家鄉就在法庭轄區之內，鄉情、親情、友情使我熱愛和眷戀這塊土地，但也使我的職業生涯更多了許多挑戰。2003年3月的一天，一位要好的朋友來辦公室找我，對我說：『桂蘭，你審理的那起人身損害賠償案的被告是我家的親戚，對方也有責任，你能不能判他少賠點錢，就算我求你了，行嗎？』聽完朋友的懇求，我毫不猶豫地說『我倆從小一起長大，情同姐妹，上學時，你媽也沒少關照我，這些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可我是法官，就得按法律辦事。如果今天偏向你，明天有人求情再偏向他，還有誰信服法律呢？』朋友是個明白人，也了解我的性格，不再強求，但臨走還是忍不住說了一句：『你這人呀，太死性！』朋友說的不錯，在法庭這麼多年，我始終堅持生人、熟人一樣對待，本地人外地人一樣對待。哪怕是自己的親戚也決不偏袒照顧。為這個，他們也有怨言，『桂蘭的光，俺們是一點兒也沾不上啊！』想起這些，我心裡也一陣陣發酸，特別是哥哥姐姐，對我這個妹妹沒少照顧，這麼多年，他們也因為糾紛找過我，但我從來沒給他們幫過忙。我覺得法官只能服從法律，即使交往再深，人情再大，也不能褻瀆法律的尊嚴。我是一名普通的黨員，最基層的法官，聽老百姓痛罵腐敗，心裡也很難受，看到腐敗現象，也十分痛恨。我雖然管不了別人，但我能管住自己。我當法官14年，也多次碰上過送錢送禮的，有的人還是發自內心的感謝。但我從未喝過當事人一杯酒，拿過當事人一分錢，收過當事人一份兒禮。在黨旗和天平面前，我做到了坦然無愧。

　　我深愛法庭這個崗位，深愛法官這個職業，但我也知道伴隨我理想追求的是一條充滿坎坷的路程。我先後因為闌尾炎、腹膜炎、乳腺癌、膽結石做過7次手術。確診癌癥時，醫生曾斷定我的生命也就是幾年的時間。雖然我有些思想准備，但這消息還是讓我一度掉進絕望的深淵，我不想死，我留戀生活，無限地珍愛生命。那時我剛剛40歲，生命的旅程纔走過一半，讀初中的兒子還沒有充分體會到母愛，一直和自己過著『周末夫妻』的丈夫還沒有很好感受到家庭的溫馨，我摯愛的審判事業剛剛開始，我真的不想這麼早的離開我的親人，離開我的事業。每當想到這裡，我都心悸難過得淚水長流。命運啊！你怎麼對我就這麼殘酷呢！但我也總想事情不該是這樣，也許是老天有意要考驗我，那我就要打起精神、勇敢面對，活出生命的堅強。

　　就在醫生為我做乳腺癌病理切片手術的當天下午，我就跟大夫請假，要陪一個當事人去牡丹江市中級人民法院做鑒定。大夫批評我：『你不要命啦！』我央求大夫：『鑒定是我和當事人約好的，人家大老遠趕來，我哪能不去呀！』陪護的丈夫知道?不過我，幫我穿好衣服，攙扶著我打車到了市中級法院。病情稍微穩定，我又毅然決然回到了法庭，回到了審判一線。人民養育了我，黨培養了我，我要珍惜生命的每一天，努力工作，多為人民群眾做些有益的事情。

　　話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可真難。多次手術和化療使我元氣大傷，記憶減退，工作比以前吃力許多。對此領導和同志們十分關照，經常提醒我注意身體，把法庭附近的案子分給我。可我想既然乾，就不能應付差事；既然在崗位上就不能像個病人。我克服各種困難，和往常一樣送達、開庭，就連學習電腦也不落人後。雖然病魔像一道陰影，總伴隨著我，但緊張的工作、溫暖的集體，常常讓我忘掉自己的疾病。當我迎著朝陽走在下鄉辦案的路上時，當我坐在莊嚴的國徽下裁度公平、行使權力時，當風燭殘年的老人用顫抖的雙手接過靠它養命的贍養費時，當行將離異的夫妻重歸於好、他們的孩子向我鞠躬致謝時，我心裡都由衷地感到寬慰和自豪，渾身就充滿了責任和力量。

　　2003年，厄運又一次降臨到我們的頭上。在一次體檢中，丈夫被查出了膀胱癌。當我聽到這個不幸的消息，差點休克過去，抱怨老天怎麼這麼不公平呀！震驚與悲痛之餘，我們再次選擇了堅強。為了各自鍾愛的事業，為了孩子與親人，我們都暗下了決心，一定要攜手並肩、相互鼓勵，共度生死難關。

　　丈夫手術後，我盡可能地抽出時間照顧他，每次回家，我都要做上一頓可口的飯菜，陪他聊聊天、說說話。但由於工作的原因，丈夫每周一次的化療都是由別人陪著去的。一個星期天，丈夫對我說：『桂蘭，以前你做化療，都是我陪著。這幾天我真的很難受，你能不能請半天假，明天陪我去一次？』做化療的痛苦我體會得最深，我多想替丈夫分擔一點啊。可是，星期一我要開庭，當事人是從上海特意趕過來的。我心裡非常矛盾，一邊是重病的親人，一邊是急迫解決糾紛的當事人，怎麼辦？思來想去，我還是選擇了後者。『明天，還是讓同事陪你去吧，我真的離不開。』丈夫理解我，點了點頭。坐在牡丹江開往東京城的火車上，我心裡非常難受，眼淚在眼圈裡一個勁地打轉。我知道，重病的人多麼渴望關愛。這些年來，丈夫為了支持我的工作，一個人苦苦地支橕著我們的家。他住院作手術時，我原本請了一周的假。可是剛剛3天，丈夫就催我：你工作挺忙的，身體又不好，回法庭去吧，我沒事。現在，他張口要我陪，肯定難以忍受。可我怎麼就拒絕了呢？但轉念一想，當事人千裡迢迢趕過來，奔的就是法庭和法官，我怎麼能失信呢？丈夫是親人，他會理解我，今後也還可以彌補。當事人一輩子可能就打這麼一次官司，就與法官接觸這麼一次，我不能讓他失望。我可以對不起自己，但不能對不起別人。這麼一想，我的心慢慢平靜下來。回想我這半輩子，每當家庭與工作發生衝突時，我都是義無反顧地選擇了工作，我實在愧對丈夫與兒子。但我無怨無悔，這是黨性、責任與良心的共同選擇。

　　作為一名黨員、一名法官，我所作的都是應當做的，但黨和人民卻給了我這麼多榮譽，這麼多關懷和鼓勵，我時時感到有一種不能承受之重。我要把每一份榮譽、每一份關懷都當作戰勝各種困難的無窮動力，讓有限的生命在崇高的追求中更加美麗。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