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網12月5日電　正當醫改方向的討論席卷全國之際，黑龍江哈爾濱醫科大學第二附屬醫院『550萬元醫療費事件』，無疑又給人們沈痛反思醫療制度改革，提供了新契機。《第一財經日報》日前對話最早揭開此番醫療『盤剝』的央視新聞調查記者郭宇寬，感受其不為人知的艱難。

　　長達9天的實地調查

　　《第一財經日報》：作為『天價醫療費』的電視第一報道者，您當時的反應是什麼？

　　郭宇寬：哈醫大二院在業界非常有名，其心外科更是聲譽顯赫，當我們接到投入500多萬元卻把老爺子給『治死』的舉報時，第一個反應就是『有沒有搞錯！』加上家屬的情緒非常激動，大家都懷疑這則舉報的真實性。直到有一天家屬傳來了部分收費清單的復印件，我們纔感覺到問題的嚴重。為了避免帶著簡單的義憤作『缺席審判』，記者在哈爾濱進行了長達9天的實地調查。

　　《第一財經日報》：您首先采訪的就是心外科ICU(重癥監護室)科室主任於玲范？

　　郭宇寬：心外科ICU科室主任於玲范是患者家屬控訴的焦點，黑龍江當地媒體曾高調宣傳過此人。一開始記者只是扮做看望朋友在醫院裡暗訪了一圈，見到的情景頗為混亂：不時有醫托搭訕，有收藥的，甚至有上訪的，還有人在大堂見人就拜，求求誰能和醫院說說好話，因為帶的錢不夠。在確認了心外ICU科室位置，並確認主任於玲范就在辦公室以後，記者和攝制組敲門進去，自報家門，進行突擊采訪。

　　於玲范當時正在改一篇和別人聯合署名的醫學論文，桌上還有一摞某消費場所的贈券。一提翁文輝的名字她就緊張起來，對於記者的所有提問，她基本上反復用三種方式循環回答：第一，對於治療不懂，醫囑都是北京請來的專家下的，我們只是執行；第二，這個情況太具體，我作為主任不管，你得問護士；第三，醫院已經成立專門調查組進行調查，你可以問調查組。

　　《第一財經日報》：後來院方出面了沒有？

　　郭宇寬：醫院紀檢委書記楊慧之後作為調查組組長接受了采訪，但是她的態度更加強硬，她先是質疑記者的資格：『你們對醫療問題了解多少？』『你們受什麼人的指使？』『我們這是一家為貧下中農服務的醫院……』在記者的追問下，她鄭重說出了院方調查組給這次醫患糾紛的定性，第一，對於這位患者，在收費問題上，非但沒有多收，而且經過核對少收了很多；第二，如果在收費中有錯誤，那是因為對這個病人『過於照顧』，所以破壞了管理制度，造成了混亂。而其他醫療方面的問題，她都解釋不了。

　　《第一財經日報》：從他們的反應判斷，這家醫院似乎在『天價醫療』事件上有著不為人知的故事。否則，他們為何刻意回避。

　　郭宇寬：在采訪中我們挖掘出了一些院方自相矛盾的解釋地方，比如於玲范解釋之所以有時候一天在賬單上用血量達到一萬多毫昇，是因為血庫用血緊張，所以經常一次取出幾天的量。而輸血科主任丁巾則一口咬定，絕不可能有這種情況；再比如對於一天之中輸血94次，也就是輸了94袋血制品,護士長郭曉霞最初說完全有可能，但是記者後來詢問她輸一袋血，最快要多長時間，她脫口而出：『以前最快半個小時輸過一袋，再快病人心髒就受不了了。』但她剛說出口就意識到語失，記者追問：『假如24小時都用這種最快的速度，能輸多少血？』她想了想說『沒有算過』。

　　《第一財經日報》：我們從患者的病例上似乎也看不到治療方案。

　　郭宇寬：這就是為什麼說跟醫院相比我們是一個弱勢群體的原因。治療方案或者病程記錄，我們都要不出來，找醫院，醫院說都給家屬了。家屬也要不出來。即使後來又帶著攝像機去拍去要，院方也是不給，說記錄都給於主任要走了。

　　《第一財經日報》：院方之所以這樣對待我們，就是看到我們反正找不到確實的證據。

　　郭宇寬：是的。院方自信地知道，你的所有懷疑只是一種懷疑，這就涉及到了ICU的特殊性，記者在調查中深感，ICU對於外部監督來說，是一個天然『黑箱』，ICU的功能是集中地使用維持生命的醫療技術，擁有各種措施支持廣泛的器官功能不全。

　　這就造成了監督的缺失。首先，ICU的病人都喪失了行為和表達能力，喉管被切開，身上插滿管子，手腳被綁在病床上，身上沒有衣服，只蓋床單，聽憑醫護人員的擺布。而病人的家屬又不在身邊，也不能探視，只能聽護士轉達病情。而用藥過程也無法監督，究竟用了多少藥輸了多少血，都只有裡邊的人纔知道。正如患者的家屬說的：『就是他們虐待病人，我們也沒有一點辦法。』

　　記者曾見到用鉛筆潦草地寫著『天天挨打』、『我害怕』、『快帶我回家』等字條，是患者在護士短暫離開的間隙給家屬留的。可當記者詢問患者家屬，既然對ICU病房的工作人員已經不信任，為什麼不投訴呢？富秀梅哭著說：『我們不敢呀，老伴的喉嚨已經被割開了，離開呼吸機一步就是死，只能在那裡，要是得罪了他們，老頭要受更大的罪呀！我們只有變著法兒討好他們，後來他們全科室吃飯我們家都包了，每天都給他們送飯。』

　　仍有正直的聲音

　　《第一財經日報》：我看到你們的電視報道，後來患者的主治醫生終於出來說話了。

　　郭宇寬：在這樣的調查中你是能明確感覺到你在和一只看不見的手較量，這是一個非常牢固的利益共同體，整個系統會抱成一團用可怕的沈默和不合作來面對你。

　　就在這時管床醫生王雪源進入了我們的視野，他給家屬也留下了比較正直的印象。當記者聯系到他時，他曾接到過於玲范的電話：『你現在站在人生的十字路上，說什麼不說什麼，要想清楚。』雖然答應接受記者的采訪，但是可以感覺到他面臨著極大的壓力。最初他和院方一樣含糊其辭，非常緊張，多次停下來喝水。在談到做醫生的原因時，那一刻他眼中閃爍著一種真誠的東西，我能夠感到從那一刻起他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作出了選擇，接下來的采訪中，他可以說豁出去了，以一個當事人的身份，無論是輸液輸血劑量，還是外購藥去向，都以親身經歷證實了我們的懷疑。

　　《第一財經日報》：新聞調查還采訪了一個專家吧？

　　郭宇寬：結束哈醫大的采訪後，我們雖然有了自己的判斷，但還是得采用專家的意見。我們多方聯系，卻沒有一個ICU方面的專家願意站出來說話。甚至北京一位參加過翁文輝病情會診並收了30多萬元出診費(翁家兒子翁強事後透露)的某三甲醫院的ICU主任，也不願意評價。

　　直到聯系上水利部總醫院前副院長和前ICU主任馬育光，他開玩笑說：『反正我退休了。』他不但從專業的角度解釋了哈醫大二院的收費和管理為什麼不合理，還在賬單中發現了一些新問題，比如ICU儀器的檢測，就是監護儀的檢測，根據規定，北京這個儀器收費是240元一天，可哈醫大二院在收費中把它拆成四項，每項收一遍費用，這樣每天就出來1248元。

　　在這起醫療事件中，我們發現問題實在太多了，多得連專家都覺得滑稽。用馬育光的說法，一些錯誤太低級了，也太離譜了，可見他們膽大妄為到了何種程度。

　　我們在醫院面前都是弱者

　　《第一財經日報》：我回北京見到了患者的兒子。他說的一句話，讓我特別感慨：『我就是想知道一個真相！』其實，他是一個有錢的人，但即使再有錢，在醫院面前似乎也很無奈。這就告訴我們一個事實：無論是窮人還是富人，我們其實在醫院面前似乎都是弱者。

　　郭宇寬：患者大兒子翁強是一個開大奔、住別墅的『大款』，他曾經表態：『只要能治好我爸的病，花多少錢，我都樂意。』確實他調動了各方面的醫療資源，光北京的專家就請了好幾十個去給他爸會診。這讓人感慨，在這個窮人看不起病的年代，一切醫療資源，包括那些被我們尊敬的著名大夫的服務都可以用錢買到。但更讓人感慨的是，患者家屬花了這麼多錢，也買不到一些醫護人員為病人著想的基本職業道德，翁強痛苦地反省：『要不是我有錢，我爸也不會受這個罪了。』《第一財經日報》：不過，讓我欣慰的是，在接下來的采訪過程中，我獲悉中紀委、監察部、衛生部等各個部門組成了聯合調查組，對該事件進行調查。可以看出，黨和政府的反應是極其迅速的。而公眾的網上評論更是如潮水般。個人感覺這次事件將對醫療衛生改革起到某種重要的影響作用。

　　郭宇寬：這個事情感覺有點像醫療界的一個『孫志剛案件』。為什麼這麼講呢？是因為醫療事故在中國不是第一回。而翁文輝事件的奇怪就在於，它是第一次被披露，而且是以一個非常觸目驚心的新聞事實被披露。

　　比如收容遣送制度，大家都覺得有問題，但是由於不透明，特別是涉及到監獄系統，我們記者無法調查，只能通過知情人透露。對於醫療事件也一樣，大家都知道有問題，比如回扣等，都是大家知道的公開秘密，但是不能像解剖麻雀一樣解剖。但是這次跟『孫志剛案件』也有不同的地方，就是專業性比較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