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網哈爾濱12月27日電 針對『王建民之死』，哈爾濱商業大學法學院院長王福友教授認為，北京同仁醫院見死不救的行為不僅違背了人情道德，在法律上也難辭其咎。

　　王福友教授說，衛生部於1980年和1983年先後發布了《關於加強城市急救工作的意見》和《城市醫院急救科(室)建設方案》，明確規定醫院不得以任何理由拖延和拒絕搶救。1994年，國務院又頒布了《醫療機構管理條例》，對醫療機構的義務和宗旨加以明確。作為醫療機構，救死扶傷是它的義務，這個義務從法律角度講，是一種『絕對義務』，醫院不能以病人沒錢就拒絕履行這個義務。

　　王建民進入醫院後，已經與醫院進入合同締結階段，從整個事件看，醫院違背了《合同法》的『誠實信用』規定。王建民兩度入院，院方均稱王建民沒有生命危險，而實際情況是王建民已經大口大口地吐血。根據誠實信用原則，醫院負有如實告知義務，即使醫院因為王建民沒有錢拒絕治療，在王建民已經被『120』送到同仁醫院的前提下，同仁醫院也有義務如實地告訴王建民，他的生命已經有危險了，而不應該欺騙病人。因此，北京同仁醫院應依法承擔締約過失責任。

　　王教授說，在12月8日的北京市安全生產電視電話會上，當面對民工傷亡增加21.1%時，北京市副市長陸昊曾痛斥：『一些企業漠視外地人的生命。』同仁醫院『見死不救』事件給這句話做了現實注腳。王福友認為，要根治醫院見死不救現象，除了職業道德方面的教育之外，還有賴於法律規章方面的約束。比如去年，深圳市在全國率先出臺了《急救醫療條例》，規定對見死不救的醫院處以最高3萬元罰款；再比如，今年8月，福建連江縣醫院因見死不救而導致病人死亡，該醫院三名正、副院長因此被免職。這些法規上的約束和事後處罰，顯然比單純的指責、批評更有效。每次見死不救的事件出現，都會受到輿論的道義譴責，可當輿論都已經陷入『譴責疲勞』時，又會怎樣呢？風波過後，院長還是那個院長，醫生還是那個醫生，見死不救還是那個見死不救。

　　王福友認為，要拯救天下醫者的冷漠心，僅靠道義譴責是不夠的，需要公正透明的法制保障和社會保障制度的約束。而且作為全國最著名的大醫院，北京同仁醫院應該比其他普通醫院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社會各界給予它的期望也更多。因此，出現這種令人發指的事情，北京同仁醫院在受到嚴厲的道義譴責的同時，更要承擔必要的法律責任。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