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網2月12日電　2005年1月17日，哈爾濱市呼蘭區的198名農民工奔波了1000多個日夜終於拿到了血汗錢。

　　2000年春，經人介紹，呼蘭區的198名農民來到哈爾濱高新技術開發區某建築工地打工。頭幾個月，承包方還能按進度給他們發工資，但到了工程快要竣工的時候，每個月就只借給他們生活費了。工程竣工後，他們近200萬元的工錢分文沒拿到。

　　這些農民工選出部分代表留守工地索要工錢。他們首先找到了包工頭，包工頭卻一臉委屈：『建築公司沒給我錢，我也沒有辦法。』隨後，他們找到了工程的承建公司。建築公司的經理告訴他們，開發商還沒撥付工程款，他也沒錢給他們發工資。

　　這些朴實的農民工被支來支去，在城市裡游蕩了一個月。當他們聽說勞動部門可以幫助他們解決此事，便滿懷希望地找到了勞動部門，但勞動部門的回答卻如當頭一棒：因為他們沒有簽訂勞動合同，不予受理。在此期間，他們中的一個人患上疾病，加之討薪無門上火，不幸病死在工地。

　　後來，他們找到了律師，希望可以抓住這根救命稻草。但是律師的回答是，按照國家的規定，每人要收取5%的代理費。這樣一算，他們這100多人要收取6萬元的代理費，預付費用至少也得1萬元。『工資還沒到手，上哪兒去湊這筆錢？』無奈之下，他們決定，乾脆自己到法院去告。

　　到了法院，立案廳的工作人員說，立案費按標的額的4%收取，地方財政另收8%。而且還不能集體訴訟，只能一人一告。立案7天，送達舉證期30天，一審6個月，二審3個月，一年內能審完，還不知道勝負，就算勝訴，執行回工資還不知到啥時候。

　　經過這麼一番折騰，4年過去了，這些農民工的努力依然是打了『水漂』。直到2005年，他們找到了省法律援助中心，講述了自己的經歷。法律援助中心指派了兩名律師，先後和相關單位進行了100多次談判，纔幫這些農民工拿到血汗錢。

　　調查

　　不依法行政制約農民工維權

　　像上述這些農民通過法律援助維護了自己權益的人畢竟還是少數。因為資金問題，我省法律援助的范圍還比較窄，很多需要維權的農民得不到援助。

　　記者在采訪省法律援助中心副主任張海燕時了解到，前不久，我省齊齊哈爾市農民工王建民慘死於北京醫院，但是，我省的法律援助機構並未能提供相應的援助。張海燕無奈地說，作為一個法律援助機構，他們很想為家鄉人橕橕腰，為家鄉人提供一些法律援助。但是，我省法律援助機構目前的援助范圍還不包括醫療糾紛的范圍。

　　張海燕介紹，目前，我省共有近150家法律援助機構，每年受理的維權案件中，70%都是農民維權。其中，土地征用、工傷、勞動報酬佔大多數。但是，目前，我省每年投入的法律援助資金還不足400萬元，平均每起案件的援助費用在200元?300元之間，遠遠低於每起案件700元?1000元的平均成本，有的援助律師還要自己掏腰包。而且，我省法律援助的范圍是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居民、殘疾人等，農民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落實到農民身上的援助資金又少了一部分。

　　他告訴記者，國內法律援助開展比較好的省份是上海、廣東、遼寧等地，其中，廣東省每年的法律援助資金達到了3000萬元左右。很多省份的法律援助范圍都包括醫療糾紛、交通肇事等，范圍很廣，但我省由於資金不足，無法拓展援助范圍。

　　為讓弱勢群體打得起官司，近年來，國家出臺了一些關於貧困人群打官司的優惠政策。2005年，國家法律援助基金會還專門給我省的14個貧困縣，每個縣援助了1萬元的資金。國家還直接給我省的縣一級法律援助撥專款150萬元。這些措施，都使農民維權的環境更加寬松。

　　但是，很多機關工作人員在行使行政權力的時候，往往存在人治觀念、特權思想，以權壓法、權大於法的現象屢屢發生，這導致了相當多的政府部門侵犯農民權益並多方乾預司法，致使農民維權阻力重重。

　　記者了解到這樣一個案例，綏化市的一個農民到外地的一個金礦打工。工作中，他右腿斷了，喪失了部分勞動能力。但是，單位拒絕付給他全部醫藥費和賠償金。他找到了勞動仲裁部門，但2年過去了，勞動仲裁部門不予立案，還給出了一個令人啼笑皆非的理由：由於仲裁委員達不到人數，不予立案。

　　點評

　　加強司法監督

　　創造維權環境

　　政協委員會常委楊延波說，農民打官司難，其實是農民弱勢在司法領域的體現，也是我國從農業國向工業國轉型過程中的必然現象。目前，農民在生產生活中非常分散，各種協會還處於發展初期，大量農民工仍游離於工會組織之外，這使得農民必須依靠個體的力量去應對法治時代的挑戰，其力量必然是軟弱的，成本必然很高。而且，司法機關因自身經費不足，導致訴訟費用偏高，甚至要當事人出錢去執行判決，實質上是當事人在替法院分擔費用，這不僅加重了農民負擔，也與我們的法治精神相去甚遠。目前國家從政策上，已經注意到農民的維權問題，也相應出臺了相關政策。但是，個別工作人員在執行的過程中，由於種種原因，有一定的偏差，影響了農民的維權。

　　民盟黑龍江省委也提出，讓司法過程處於公眾輿論監督之下，提高透明度，加強監督，也有利於減少農民的綜合訴訟成本，提高審判的公正性。司法腐敗是造成農民打官司難的重要原因。一些司法腐敗案件揭示，某些法官之所以敢於『吃了原告吃被告』，吃了審判吃執行，正是利用了司法過程的不透明性，在當前法官素質還有待提高、司法腐敗仍然存在的情況下，更應強調監督和透明。

　　此外，委員們還認為，很多農村糾紛，如婚姻、家庭、繼承、賠償、鄰裡糾紛等，通過熟悉村情民意的有威望人士的調解，依靠道德、習俗、經濟等非法律手段，完全可以得到快速的解決，這樣既降低維權成本，又發揮了很好作用。所以，應該充分發揮民間調節員的作用。人民調解制度作為『第一道防線』，其作用不僅不能削弱，還要拓展和加強。充分挖掘農村傳統資源，積極發揮我國特有的人民調解制度、村民自治組織以及群眾中有威望的一些民間團體和個人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