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網3月9日電　針對去年發生的松花江水污染事件，昨日，來自松花江流域兩省———黑龍江、吉林的全國人大代表提交議案，建議建立松花江生態預警機制和《松花江流域水污染防治法》，並要求出臺環境污染責任賠償公訴機制，明確環境污染的賠償標准和范圍。

　　來京前，全國人大代表、吉林省農委主任王守臣曾與吉林環保部門多次洽商，形成《建立松花江上游生態功能保護區和生態預警機制》議案。王守臣說，吉林環保部門已制定了『生態區』方案，並已獲得國家環保總局批准。

　　黑龍江省人大副主任沈根榮在其議案中呼吁：『建立起環境污染責任賠償公訴機制，制定賠償的標准和范圍』。

　　沈根榮表示，一方面要給環保部門權利，明確環境保護部門在水污染防治中的統一規劃、統一監測、統一發布信息、統一監督管理職能，並賦予其相應職權；另一方面，公訴機關必須及時介入，國家應制定公訴機關介入環境污染事件的機制，由公訴機關確定污染方責任，承擔代價。

　　另據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葉如棠介紹，《水污染防治法》現正在修改，修改重點是加大處罰力度、明確責任。他表示，《水污染防治法》將通過立法解決違法成本低、合法成本高的問題，提高違法成本。

　　-部門說法

　　污染賠償辦法爭取盡快出臺

　　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吳曉青表示，賠償標准要考慮各地經濟發展差異

　　本報訊(記者馬力)就人大代表提出確定污染賠償的標准和范圍，全國政協委員、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吳曉青昨天說，賠償的標准和范圍將考慮各地經濟發展的差異。而環保總局正在制定的具體法規也將爭取盡快出臺。

　　國務院近期發布加強環保的決定中規定，上游省份造成的污染，要賠償受到影響的下游省份。而對於人大代表提出，要確定污染賠償的標准和范圍。吳曉青昨天說，環保總局正在進行一些前期的准備工作。『通過調研和其他一些基礎性的工作以後，纔能確定，因為我們國家經濟發展的水平參差不一，我們想通過調研和聽取各個方面的意見後，再來確定。』吳曉青說，污染賠償范圍和標准，要做到符合國家的實際情況，也要考慮到各個地方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但是有一點是確定的，污染者要付費。』此前環保總局的一位官員曾透露，環保總局正在研究制定《環境污染糾紛處理辦法》、《環境損害賠償管理辦法》和《跨省界賠付補償辦法》等部門規章。

　　官員環保問責級別沒有上限

　　國家環保總局環境監察局局長陸新元稱，環保執法仍面臨地方保護主義難題

　　去年兩會期間，國家環保總局環境監察局局長陸新元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曾坦言，環保執法困難重重。今年兩會前夕，陸新元再次接受本報記者采訪。

　　陸新元表示，去年一年，雖然我國的環境執法力度在加大，但違法排污企業在很多地方仍大量存在。『以往說的四大難題還沒得到解決。法制支持力度還不夠，處罰太輕。

　　監管體制還不夠順，一些執法機制還沒有建立起來。』環保總局的統計顯示，在去年的環境執法中，共處理了311名責任人。但陸新元坦言，追究責任人的難度依然比較大。『一種是對地方政府責任的追究有一些阻力，有些地方甚至公然出臺保護政策。』陸新元說，一些地方政府下發文件，建立所謂的『企業寧靜日』，要求1個月有25天不能去企業執法，這種情況在河南、湖北等省的部分地區都存在，追究起來都是領導的責任。

　　另一個難點就是『紅頂商人』比較多。『有的企業家在發展地方經濟上作出了貢獻，被選為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有時候去檢查，他們因為有這些帽子做保護而公然抵制。去年我們也處理了幾起這樣的案件。』陸新元說。

　　黑龍江省海林市雪原酒業公司等企業的違法排污，是造成近期備受關注的牡丹江水櫛霉污染事件的主要原因之一。陸新元告訴記者，環保總局發現，海林市當地政府部門在網上登有保護企業投資、乾擾環境執法的有關規定。

　　陸新元還舉了一個例子，山西省忻州市在前年到去年間發生了3次暴力抗法事件，違法排污企業毆打環境執法人員致傷，一直沒有得到解決。『我們今年把它列入了重點督辦的大案，當然也要查處當地政府的有關責任。』陸新元表示，隨著《環境保護違法違紀行為處分暫行規定》的實行，凡是涉及違法違紀問題的官員，不管官位有多高，都要依法追究責任。

　　『最高會追究到哪一級，沒有上限。』

　　-對話

　　●吳曉青(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

　　『環保問責不為威懾官員』

　　新京報：你認為目前環保問責的力度如何？

　　吳曉青：力度在加大。

　　最近我們和監察部聯合出臺的這項制度，為我們更加全面做好問責工作提供了非常好的基礎和法律依據。

　　問責制度對加強地方環保工作的領導，對建立地方乾部，包括一些部門和企業的獎懲制度，特別是乾部的昇遷考核都將起到很好的作用。

　　新京報：在這項制度出臺之前的環保問責情況，是不是不能令人滿意？

　　吳曉青：是的。由於地方保護主義和企業環保意識不強，一些地方對環保重視不夠。

　　新京報：環保部門的統計顯示，去年因環境問題被查處的官員中，主要在縣一級，你對這個問題怎麼看？

　　吳曉青：我個人認為不在乎級別的問題。除了級別問題，更重要的是通過問責制度，使我們各級領導乾部增強環保意識。我想，處理人不是我們的目的，只是一個措施。『環境質量的好壞，地方負責。』這句話以前說得多做得少，現在就要通過問責制度來落到實處。

　　新京報：那麼你認為新出臺的制度會不會遭遇地方保護主義的阻力？問責制度對官員有多大的威懾作用？

　　吳曉青：不是威懾或震懾。我想首先是提高地方乾部的環境意識。當然，如果地方乾部確實違反法規的要求，還是要按照條例來問責處理。如果沒有責任和意識，出了問題就要負責。

　　●劉曉峰(四川省副省長)

　　『鐵腕手段纔能做好環保』

　　新京報：作為四川主管環保的副省長，你認為目前環保問責的力度如何？

　　劉曉峰：我認為環保問責力度應該加強。在2004年四川沱江污染發生以後，四川處理了一批乾部，基本都是廳級。從那以後，四川省政府明確發文要求，黨政一把手是環保的第一責任人。

　　但是我認為，提高民眾的環保意識纔是最重要的。

　　新京報：你認為問責制度對官員有多大的威懾作用？

　　劉曉峰：這個是有效的，對官員的問責制也是可行的。我國管理體制還是官員在管理，所以追究官員責任是應該的。現在對官員的要求越來越高，迫使這些官員想很多辦法去處理。人的自覺性都不僅靠教育，還要靠法律法規的制裁，然後纔能沿著這個正確方向走。

　　新京報：對於這項辦法的實行，你認為具體到各個地區，會不會遇到地方的阻力？

　　劉曉峰：遇到阻力也沒有辦法。比如一個縣長，如果不執行，就得處理他。所以，就算他不是心甘情願，但他必須做。目前做事情的方法就是這樣，行政命令就是這樣，沒有道理可講。從經濟的角度講，從長遠來看，環保不會影響經濟發展。在這個問題上，只能采取鐵腕手段，纔能真正做好環保。

　　●倪晉仁(北大環境工程研究所所長)

　　『事後追懲不如做在前面』

　　新京報：松花江事件之後，有委員建議出臺污染賠償辦法，保證相關問題的追懲，你怎麼看？

　　倪晉仁：有一個賠償辦法當然很好。但目前主要是環境保護相關法律法規的配套，在發生問題時的提前預防機制不太健全。

　　新京報：出臺這樣一個賠償辦法，你覺得內容的重點在哪裡？

　　倪晉仁：出臺辦法當然很必要。但如何賠償、賠償金額如何計算、由誰去算，都是值得進一步研究的問題。

　　特別是由誰去算比較難，不同的算法結果可能不一樣。

　　另外，即使我們能夠計算清楚短期的影響，但長期的、隱性的影響可能並不知道。除了對人本身的影響外，對生態的影響往往也是比較長期纔能看見的一個過程。

　　除了經濟的影響，還有對社會的影響，污染之後要恢復到怎樣的程度纔算達標？這些短期內都很難計算進去。

　　而計算不清，談賠償就很容易造成分歧。

　　新京報：你認為國家目前對環保發現的問題，問責的力度如何？

　　倪晉仁：問責肯定有必要，但很多事故的責任是連帶的，包括事故直接責任人、事故管理人及主管領導等。

　　問責制度出臺後，關鍵是嚴格去執行。但比之事後的追懲，我更主張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在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