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民的老父親蹲在自家的土坯草房前一愁莫展。 王忠岩 攝

　　東北網10月24日電 無錢看病的齊齊哈爾農民工王建民慘死在北京同仁醫院。為了給他討公道，他的父母賣掉了房子和土地，兄嫂撇下高堂幼子背井離鄉來北京打官司，先後欠下4萬多元外債。然而，從費盡周折地立案到案件的延期審理，近一年的時間過去了，案子還沒有任何結果。

　　而這個中國最普通的農民家庭，不論在經濟上、身體上、心理上、精力上，都到了快要崩潰的邊緣……王建民的哥哥王建群雖然還在北京苦苦堅守，但他經常懷疑自己還能堅持多久：『為了過上好日子，我弟弟到北京打工，結果不明不白地死在醫院；而這場馬拉松式的訴訟，更是毀了我們全家的生活。農民和「同仁醫院」這樣的「大門頭」打官司，真比登天還難！』

　　王景賢：因兒慘死首次進京

　　乘牛車、人力車，倒汽車、火車，今年9月初，王建民的父親王景賢從齊齊哈爾市龍江縣廣厚鄉新建村出發，一路輾轉奔波。20多小時的行程，他幾乎滴米未進，就這樣忐忑不安地來到了北京城。

　　王景賢是以原告的身份被法庭傳喚來的，他沒想到自己60年來第一次來到心中向往的神聖之地——北京，竟是因為兒子的慘死。臨行前，王景賢將借來的800元錢小心地縫在貼身的口袋裡。

　　王景賢說，法官告訴他『如果不來，法庭就沒法調解，王建民的官司也不能了結』。所以就是砸鍋賣鐵他也得來北京一趟。

　　法院調解的那天早晨，王景賢、王建群早早地站在了北京東城區人民法院大門外。在等待的時候，父子倆都沒有說話，只是不停地抽著手裡的旱煙。不久，他們看見『同仁醫院』的一名醫務主任在代理律師的陪同下，坐著轎車來到法院。他們目不斜視地走進法庭，令站在一旁的王建群父子感覺自己似乎成了『隱形人』。

　　院方代表『對王建民的死不負有任何責任』的觀點和『出於人道可以作出適當經濟補償』的『姿態』，令老實巴交的王景賢憤怒了，他哆嗦著從牙縫裡擠出幾個字：『我不是拿死去的兒子討價還價的。我就是想要個說法，兒子不能冤死！』

　　這已經是王建群父子第N次拒絕巨款的誘惑了。早在該案未正式立案前，『同仁醫院』就曾私下表示，要給王建群一筆相當可觀的現金，條件是『了結案件，向媒體保密』。遭到王建群的拒絕。

　　讓第一次到北京、第一次打官司的王景賢備感寒心的是，此後法院又進行了兩次調解，他們兩次均應要求到庭，但『同仁醫院』的代表卻再也沒有出現過。王景賢不明白：為何他能賣房舉債、千裡迢迢奔波到北京出庭參加調解，而身在北京城、與法院咫尺之遙的『同仁醫院』卻可以不到庭？

　　9月中旬，王景賢在離開北京時說，他惟一的心願就是想看看王建民的遺體。對於父親的請求，王建群不忍心拒絕。在一個陰雨綿綿的清晨，父子倆顛簸了60多公裡來到北京市清河法醫鑒定中心。在寒氣逼人的停屍間裡，王景賢當場暈了過去。

　　王建群：靠安眠藥纔能入睡

　　王建群很無奈。從來到北京為弟弟討公道的那一天起，一年多來，他經歷了太多壓得他透不過氣來的事情。這個曾經倒頭就打呼嚕的莊稼漢，如今每天必須靠安眠藥纔能勉強入睡。

　　在來北京之前，王建群從未離開過農村，全家人都過著面朝黃土背朝天的日子，靠種地為生。現在回想起來，那時雖然日子過得緊巴，但一家人能在一起，王建群真的感覺很知足。

　　從到北京的那一天起，王建群的人生就完全偏離了他原先的軌道，讓他無所適從。

　　弟弟突然死在『同仁醫院』，而醫院堅稱不負責任，還拿出一沓『入院證明』和『病歷』和他理論。小學還沒畢業的王建群在經歷親人突然去世的打擊後，要面對這一切、分析這一切，不由得暈頭轉向。在眾多好心人的幫助下，王建群好不容易纔弄明白：可以通過解剖來揭開事件真相。但是，這個老實巴交的農民沒有料到，當他含淚把弟弟的屍體送到解剖室時，一群身著制服的北京警察『從天而降』：醫院報警，解剖不能進行。這個『突然襲擊』讓王建群本來就不靈光的腦子再一次陷入『混沌狀態』。『咋能這麼熊人呢？』走投無路的王建群說，這是他人生最痛苦、最難熬的時刻，甚至一度想到了死。

　　朴素的親情和對法律公正的信任讓這個失去親人的東北漢子咬緊牙關，堅強地挺了過來。王建群說，活了半輩子，他沒見過什麼世面，沒用過手機，沒在大庭廣眾前講過話，沒和『衙門』打過交道，見過最大的官兒就是村長。可為了讓弟弟能夠瞑目，他只有硬著頭皮去面對著自己人生的一個又一個『第一次』。

　　王建群每次來到『同仁醫院』時，那裡總是門庭若市、人頭攢動。在熙熙攘攘人群中，王建群感到自己很渺小、很卑微：這個官司雖然足以讓他家破人亡，但絲毫沒損傷到『同仁』的一根寒毛。和這樣的對手較量，王建群從心裡往外打怵。

　　王建群說，在來北京的一年多裡，他深深地體會到了一個農民打官司的艱辛，尤其對手還是這樣實力雄厚、背景高深莫測的『大門頭』。在多少個不眠之夜，王建群真想放下這一切，回到家中守在父母妻兒身邊，但是『惟一的弟弟不能就這樣不明不白地死掉了啊』，經歷千萬次的內心斗爭，王建群挺了過來。

　　家鄉親人：賣房舉債討要公道

　　經濟壓力令王建群捉襟見肘。起初動身到北京打官司時，這個年收入不到千元的農民家庭東挪西湊借了4000元錢。『沒想到開銷這麼大，到北京不到三天，錢就花沒了。』

　　王建群在北京的最主要支出還是訴訟費用。立案訴訟要的8000多元錢，王建群根本拿不出，多虧了許多好心的家鄉人，在聽說了他的不幸遭遇後大家紛紛捐款，律師、記者也翻遍口袋為他湊齊了錢，否則根本沒法立案。之後，律師出於同情還免收了他的代理費，不然他根本不可能打得起這場官司。

　　為了省錢，王建群把自己的個人生活費用降到了最低。他住在距北京城40多公裡外的城郊，每月房費不到100元錢。每天吃的都是饅頭咸菜，根本捨不得吃青菜、更別提肉了。為了節省每一分錢，王建群向鄰居借了一輛破舊的自行車，騎著它輾轉北京的多個工地打工。即便這樣，在北京一年下來，他已經舉債4萬多元錢。

　　龍江農村的家裡，王建群年邁體弱的父母和年幼的女兒都沒有勞動能力，完全靠親戚的救濟生活。為了還債，他們原先住的房子已經賣了，現在借住在村裡提供的茅草房裡。茅草房已經風雨飄搖，靠一個木樁支橕著。親戚、鄰居看老兩口太可憐，偶爾送來一些雞蛋和大米。可是他們自己不捨得吃，都留給了小孫女，每天只靠喝稀粥填飽肚子。由於長期缺少營養免疫力低，王建群6歲的小女兒感染上的?疹長期不愈。

　　『王健民們』：討要公道舉步維艱

　　王建民死了，這個滿懷希望從東北老家到祖國首都打工的普通農民工，永遠告別了他的親人。2005年12月13日，成了34歲的王建民的忌日。因為他的死，他的家人陷入了這場雙方力量極其懸殊的官司，無法正常生活。一個曾經清貧但和美的農民之家就這樣被拖垮了。

　　正如一位社會學家所說的那樣，這是一件典型的農民工權益侵害案，王建群一家人的遭遇是8億農民的一個縮影。『王建民們』與『同仁醫院』之間的較量，集中體現了社會不同利益之間的矛盾。一個普通的農民，為了追求正義和公平，付出了慘痛的代價，這應該喚起全社會的警醒。全社會都要從構建和諧社會和保護弱勢群體的宗旨出發，保護那些希望通過法律維護自身權益的『王建民們』的利益，讓他們感受到社會的公平，而不是讓他們對法律的公正和社會的公正喪失了信心，這將最終導致社會矛盾激化。所以說，這個判例不僅對王建群一家人有著重要意義，對像王建民這樣的廣大弱勢群體更是有著舉足輕重的意義。

　　最高人民法院院長高揚說：『遲到的公平就是不公平。』人們有理由擔心，如果這樣拖延下去，即使王建群一家人最終可以『守得雲開見月明』，只怕到那時，所謂的『物質補償』將遠遠無法彌補這個家庭所遭受的巨大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