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網11月7日電   針對備受社會矚目的『王建民死亡案件』，６日，我省一些著名社會學家和政治學研究專家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同仁醫院見死不救、對弱勢群體的生命表現出的極度冷漠是道德淪喪的行為。『構建和諧社會』要求醫療機構必須履行救死扶傷的天職。

　　

　　        漠視生命是道德淪喪

　　哈爾濱工業大學社會學博士生導師王雅林說，齊齊哈爾農民工王建民因沒錢治病被『同仁』拒之門外，最終慘死在醫院廁所門前，這讓社會上每一位有良知的人不寒而栗。北京同仁醫院作為醫療機構本應承擔著救死扶傷、關愛生命的社會責任，但卻發生異化現象。『同仁』恃強凌弱，把贏利和金錢看得高於生命，對待弱勢群體生命的態度極度冷漠，是一種嚴重違背社會責任的道德淪喪。

　　王雅林舉例說，在非典時期，一些醫護人員為了救治感染患者，不惜冒著生命危險戰斗在搶救第一線，這是他們對社會和人民群眾作出的一種犧牲，同時也是社會對醫務工作者的要求。試想，如果我國的醫療機構都與同仁醫院一樣以利益為第一目的，那麼我們的社會和人民群眾哪還會有安全感可言？建設和諧社會從何談起？

　　    　法院軟弱是違背法律

　　一直關注『王建民死亡案件』報道的省城市規劃院研究員於少游說，醫生——醫治眾生，給患者以生的希望，不讓他們面對死亡的威脅——即使他們沒有錢！而同仁醫院的醫生卻未履行醫生的天職。王建民的不幸遭遇除了體現以『同仁』為代表的醫療機構只顧經濟利益，漠視生命的做法外，還反映了公安機關、法院等特權部門在執法過程中的軟弱和不公正。公平、公正、公開是法律的基本原則，北京東城區人民法院的法官在審理王建民案件時不僅嚴重違背法律的基本原則，還喪失了做人最基本的良心。一句『送錯醫院』讓人們看到法官對弱勢群體生命的麻木和蔑視。

　　於少游激動地說，同仁醫院再多的推脫之辭、再狡詐的逃責之術都無法洗去金字招牌上王建民留下的斑斑血痕。希望王建民的死能給政府和社會以警示：但願不久的將來，在全國每一所醫院裡都可以聽到『生命是無法用金錢來衡量的』這句話。

　　

　    　強調效益忽視了公平

　　『王建民死亡案件集中反映了社會上存在的一種嫌貧愛富的社會政策。』王雅林說，一些人在追求社會公平與效益的過程中，過多強調了效益而忽視了公平。而效益的代表者必然是掌握權財的強勢者，因此就出現了少數人的利益得到保護，中產階級的利益有人伸張，弱勢群體保護的聲音太弱。這起案件也給了政府和社會這個深刻的警示。

　　省委黨校、政治學教研部主任韓健鵬表示，人們之所以關注『王建民死在北京同仁醫院』一事，並不是把王建民作為一個單獨的個體來關注，而是將其所代表的那個群體聯系在一起，即關注王建民所代表的貧困危重病人的救治問題及其維權路徑。在整個社會中，『貧困危重病人』是個巨大的群體，他們不希望自己患病後的有效救治、利益訴求放在他人道德良知、被迫妥協這樣具有偶然性的因素上去評判，而是期待在具有剛性的機制或者體制上得到有效體現。王建民的悲慘遭遇就足以說明，以同仁醫院為代表的一些利益團體對公民生命權的極度漠視。其根本原因在於，一些單位和個人在利益的驅使下，生命完全淪為貨幣符號，不惜一切手段，惟利是圖，甚至泯滅人性。他們把身患重病的患者看作賺取人民幣的對象。一旦這些人喪失了使用價值，也就意味著喪失了存在價值。

　　韓健鵬強調指出，王建民慘死北京同仁醫院的案件是當前建設和諧社會過程中，突出體現的一種不和諧的現象。具體表現為，社會對農民工等弱勢群體缺乏很多方面的制度保障和急救措施。在我國，所有的制度、法律都在承擔著保護人民群眾的責任，都在為人民群眾的安全、幸福服務。而這一切的落腳點，就是保護每一個人的生命和財產安全，保證每一個公民的合法權益不受侵犯。生命是人類從事一切活動的前提和基礎。沒有生命，就沒有一切，再也沒有比人的生命更寶貴的東西了。因此同仁醫院對王建民見死不救的做法就是對生命的漠視，其思想根源是缺乏崗位責任意識，本位主義金錢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