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網11月13日電 近兩年，大豆由『金豆』變成『愁豆』，個中原委眾說紛紜。近日，記者分別對大豆生產者、加工者及科研工作者進行了采訪，探尋黑龍江大豆的出路究竟何在。

　　『我是農民，種啥來錢多就種啥』

　　?毛豆、燒黃豆、賣大豆，大豆在邱玉強的記憶裡充滿香味。然而，兩年的種豆經歷，那種香味卻變成了糊味。『1元零8分一斤，連本錢也撈不回來。』連續兩年走低的收購價，讓他回想起過去的『金豆』。

　　『金豆』誕生在2003年。當年，邱玉強種了70畝大豆，平均畝產360斤，上門收購價平均每斤1.40元，扣除全部成本，當年淨收入2.8萬元。與玉米相比，畝增收300元，而且投入不到玉米的一半兒。

　　2004年，收購價格下降0.1元左右，因當年國家推行『一免兩補』政策，大豆的『含金量』只與上年相仿。

　　2005年，大豆開始『變味』，收購價降到1.10元，且糧販們挑肥揀瘦，後來乾脆沒人來買大豆，村裡農戶就只好將大豆壓進倉底，指望來年能賣上好價。可今年，大豆價格仍不見起色，大豆徹底變味了。

　　邱玉強所在的賓縣料甸鎮玉泉村，大豆種植面積最多時佔耕地面積的2/3，而今年已不足1/4。邱玉強後悔自己沒有『與時俱進』，及時改種玉米。

　　從2004年開始，玉米價格逐漸上昇。到今年，玉米棒的價格已漲到每斤0.29元，合乾玉米每斤0.6元。畝產千斤，價值600元，扣除成本淨剩300元。

　　『我是農民，種啥來錢多就種啥。』邱玉強斬釘截鐵地說。與他想法一樣，大多數豆農已陸續改種玉米。賓縣農委一位負責人說，賓縣大豆種植面積最多時120萬畝，今年大幅下降，僅為70萬畝，明年三四十萬畝也難以保證。

　　『我是一家企業的經理，管不了別的事兒』

　　『不管進口大豆有多便宜，我們只能使本地大豆。』說這話的是哈爾濱賓縣禹王植物蛋白有限公司總經理徐振江。

　　禹王以本地大豆作原料，生產大豆蛋白，產品大部分出口。他說，大豆蛋白出口商檢是最重要指標，看是否是『轉基因』，如果是轉基因就地『派司』。

　　東北地區是非轉基因大豆生產的淨土，這片淨土就是市場上不可多得的知名品牌，再加上近兩年大豆價格低迷，兩種因素的疊加應該讓徐總高興，但他同樣懮心忡忡：『國內大豆蛋白企業惡性競爭，已讓我們的優質產品無法賣出高價。』

　　『窩裡斗』幾乎是國內出口企業的習性。要解決大豆蛋白面臨的出口問題，出路有兩條，一是國家出臺相關政策，嚴格保護非轉基因大豆品牌，鼓勵開發大豆蛋白等高端產品，繞開壓榨業競爭，實施深加工。二是企業與基地聯手，生產高品質高蛋白專用品種大豆。徐振江說：『我只是一家企業的經理，再著急也管不了企業之外的事兒。』

　　如果說生產大豆蛋白的禹王，只能與豆農同甘共苦。而豆油壓榨企業選用大豆則只能『捨近求遠』。

　　據了解，如在黑龍江省產區加工大豆，企業要一次性儲備一個榨期的原料，流動資金每年只能周轉兩次，加工每噸大豆約需支付利息70元。而在沿海加工進口大豆，年資金周轉8次以上，每噸財務成本相差50元。如果把黑龍江省的大豆運到沿海地區，每噸又要增加70多元的運輸成本。

　　誰加工國產大豆多，誰的虧損就多，誰都不收購國產大豆。如此局面，黑龍江省大豆豈能不『愁』？

　　『我是擺弄大豆的，有話還得說』

　　似乎與大豆的盈虧沒啥關系，但卻又格外關注大豆產業，幾年前曾上書中央直言獻策，這個人就是黑龍江省大豆科研領域的首席專家劉忠堂。

　　『既有客觀因素，又不能忽略主觀因素，中國大豆的問題已存在十多年了，並不是所有的人都在盡力解決問題。』劉忠堂在接受采訪時直擊『大豆』軟肋。

　　劉忠堂說，大豆是農產品，歷來靠天吃飯，近兩年南美大豆豐收，世界市場價格必然下降。進口大豆口岸價長期在每公斤兩元錢上下，這個價格甚至比國產大豆的種植成本還低，因此造成國產大豆價格持續低迷。

　　劉忠堂說，單一的產量問題，並不是問題的全部。國外大豆都有嚴密的『組織』，說話一個聲音。我們的1700萬噸大豆是『散兵游勇』，在市場上沒有『發言權』。我們又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進口國，進口量早已超過國產量，還是沒有『發言權』。美國、巴西、阿根廷都建有全國性的大豆協會，他們影響並制定著國家的政策，左右著全球大豆市場。而我們全國性的大豆協會，千呼萬喚十多年依然難產，因此在大豆產業政策上，政出多門、各有所好、隨時更改，一個關系國計民生的大事兒，長期處於『無政府』狀態。

　　劉忠堂說，我國的大豆全部是非轉基因產品，蛋白質含量為全球之最，這是我們立足國際市場、別人忘塵莫及的資本。但由於缺少協調保護機制，沒人積極宣傳並利用這個資本，使國內大眾消費僅看『價格』而忽略了品質，使出口產品沒有獲得高回報。

　　中國大豆的出路，在於效仿美國大豆協會，將千家萬戶的大豆生產者、經銷者和加工者利益連接起來。劉忠堂十年前說過的話，現在還要說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