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網3月18日訊 題：大移民3000萬人闖關東

　　11644：『闖關東』的歷史拐點

　　『闖關東』從哪一年開始，在哪一年結束，沒人說得清楚。但當我們將目光投向歷史的碎片，會發現，這個影響了幾千萬人的大事件，或許在先前發生的諸多看似不相乾的事件中埋下了苗頭。

　　1644年，是中國歷史上十分混沌的一年。

　　那年的3月19日，延續了276年的大明王朝，在先後經歷了17位朱姓皇帝後，氣數終已顯盡。李自成的農民起義軍攻破京城，李自成登基做了皇帝，國號『大順』。而勤勤懇懇為大明王朝『工作』了十幾年的崇禎帝在萬壽山皇亭下自縊，享年37歲。

　　然而，李自成剛當了41天皇帝，就被清王朝大將軍多爾袞攆出皇宮，隨即將自家主子順治推上帝王寶座。那一天，是6月5日。

　　1644年剛過了一半，中國就接連換了三個皇帝，這對百姓來說很難接受。但他們當時恐怕沒有想到，這半年的風雲突變將給他們今後數百年間的生活乃至生存帶來更多的麻煩。不過，按照史學家的觀點，縱觀歷史，我們也可以將之稱為機遇與挑戰。

　　自6月5日向前追溯23天，十萬清軍從盛京(沈陽)出征，隨軍人員非常多。因為，此前清太祖努爾哈赤創立了『出則為兵，入則為民』的八旗管理體制，這個體制使清軍入關帶了大批兵丁、家眷和奴僕，所謂『從龍入關』。在這支南遷的隊伍中，也包括了新編入八旗的黑龍江區域土著居民。

　　省社科院專家石方介紹說，黑龍江區域的土著居民被編入八旗後參與明清戰爭並隨之入關，這不僅僅是人口的大批離去，同時意味著眾多村屯的毀滅，『因為在滿族人的思維方式裡，只有將居住地徹底破壞纔能斷絕隨軍遷移人口的思鄉之念。』

　　可見，隨著清軍入關，作為『龍興之地』的東北變得零落凋敝，人口稀少，致使大片土地荒蕪。而處於更北的黑龍江區域，情況就更要遠甚於此。『這為闖關東奠定了有利的「土地基礎」』，市社科院研究員李德濱說。

　　一部電視劇《闖關東》激起了一億多東北人的尋根夢，一段口口相傳的歷史再度抓住了人們的目光。作為『闖關東』的親歷者和後裔，越來越多的人們想要真切地觸摸那段歷史。

　　然而，作為中國乃至世界移民史上最大的一次人類遷徙活動，『闖關東』至今竟沒有進入任何一本教科書或學術專著，我們唯有從人們口頭傳頌的歷史中得知其大概面貌：從順治八年(1651年)至民國三十八年(1949年)，大約299年的時間裡，3000多萬人相繼踏上關東大地。而這，不過是一般意義上的『闖關東』，如果追溯向前或向後延伸的歷史，將會更加久遠和漫長。

　　如今，那段看似前塵往事的歲月每每提起卻依然讓我們心向往之，即使過了多少年，即使過了多少輩，即使我們從沒踏上過『故土』，可我們和我們這座城市卻烙上了『闖關東』印記。

　　『闖關東』，是一部關乎3000萬人生存的移民史，是一部關乎百年大計的開發史；更是一部酸甜苦辣的奮斗史。

　　為了傳承『闖關東』的先輩留給我們的寶貴的精神財富，本次系列報道將通過發掘普通人『闖關東』的傳奇故事，再現『闖關東』的恢宏歷史，讓讀者對這次移民潮獲得一個全景式的認知。——編者按

　　2流民：政府鼓勵下的首批『闖關者』

　　1644年9月，清軍入關已經數月，年初時肆虐的鼠疫有所緩解，可是，關內百姓的日子卻越過越苦。正在無數人走投無路的時候，統治者一回身兒想起了留守在東北的滿洲族眾的生計。

　　據石方介紹，為了盡快恢復農業生產，清廷屢次頒令給地方官吏，令其『招徠流民，不論籍別，使開墾荒地，用准為業』。順治十年(1653年)，清廷更頒發了《遼東流民開墾例》。規定墾戶可以『免交三年錢糧，缺乏牛種者，由官府貸給』，還頒布了『移民授官』的具體措施，以此鼓勵向東北移民。在如此優厚待遇的吸引下，關內北方諸省的貧苦農民『擔擔提籃，或東出榆關，或北渡渤海，成群結伙出關覓食』。

　　1644年後的23年間，『魯民移民東北者甚多』，許多地區因移民而『地利大闢，戶益繁息』。

　　清廷派往東北地區支援邊疆建設的『流民』，成為第一批『闖關東』的人。相比後人，他們是幸運的，因為這個時候，關東尚不需要『硬闖』。一時間，大量流民如太湖藍藻般湧向關東地區。

　　1661年正月，順治的第三個兒子玄燁即位，改年號為康熙，這個中國歷史上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開始了他豐富多彩的帝王生涯。此時，大批關內百姓正在東北開始了他們人生的『第二春』。

　　那時，深入人心的生存規則是『種地為上』，所以，大多數的移民都留居在遼河流域從事農業生產。只有少部分『膽大心細』的人開始以采參、狩獵、淘金等業為謀生手段的人。他們一直向北走，不顧人參不得私采的禁令成群結隊，馱負糧食，深入山林。

　　據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編《中國近代史》所載：『吉林、寧古塔一帶人參采集已盡，官私走山者非東行數千裡到赫哲人居住的森林地帶和烏蘇裡江外，否則是采掘不到的。』有些采參、淘金人入山既遠，一去不返。年代久了，烏蘇裡江地區也出現了一些漢族人民以耕種為生的村落和淘金人口集中的居住點。』

　　3較量：政府『禁』百姓『闖』

　　自1653年清廷頒發『開墾例』，朝廷就出現了另一種聲音：

　　關外盛產人參，這寶貝是旗民生計所系，可是，越來越多的流民入山偷采，屢禁不止。

　　關外設有圍場，供皇室狩獵之用，但圍場地面遼闊，正是種地的好場所，漸漸地，皇家獵場成了流民田地。

　　關外是『龍興之地』，保護滿族的固有風俗對清政府來說是重中之重，然而，大量漢民『入侵』，似要抹平『龍族』血脈。

　　不能不管了！從順治十一年(1654年)起，清廷開始修建名謂『柳條邊』的籬笆牆，禁止百姓越過籬笆打獵、采參和恣意耕種，『邊外』被劃為禁區。『柳條邊』南起今遼寧省鳳城，經新賓轉而至開原北，再折向西南到山海關與長城相接，理論上來講，是不准關內漢民越雷池一步的。

　　但此時清廷管理並不嚴格，再加上一個籬笆牆實在擋不住人民求生的欲望，所以對闖關者實際上是一種半緊半放的狀態。直到1668年，康熙帝下令：『遼東招民授官永著停止。』實行了24年的清政府鼓勵向東北移民的政策被取消了。關內百姓再想入關東，只有一個辦法：闖！

　　1668年至1860年間，應該算是真正意義上的『闖關東』。據石方介紹，康熙至咸豐朝近200年的歷朝統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制定出諸多的嚴刑酷律，始終不渝地奉行著封禁東北的政策。為了嚴禁漢族移民出關，清廷在山海關、古北口、喜峰口等處皆設有官卡，嚴行稽查。『如有展越偷渡之情弊，除該地方官從嚴懲處外，必將失查將軍、副都統一並嚴行懲處。』此外，隨著封禁政策的實施，在原來『老邊』的基礎上，又修築了由威遠堡至法哈特(今吉林市北法特)的『新邊』。在整個『柳條邊』上設邊門21處，每門常駐官兵數十人，嚴禁漢族移民進入封禁地。『但關內北方諸省的貧苦農民在天災人禍的交相侵逼下，為求生存仍是千方百計地冒死「闖關東」』。

　　4『闖民』：尋找新的土地

　　山東連年災荒，官家照樣逼糧逼捐。百姓沒有生路，有兒的賣兒，有女的賣女，沒兒沒女的賣頭上的青絲。老人沒指望，只好懸梁上吊、投河自盡。

　　大王莊的小伙子趙平，不甘心等在家裡挨餓，預備要『闖關東』，他爹趙大爺嘆了口氣：『不是爹不願找條活路，是關東山太難闖了！』兒子不服氣：『別人能去，咱也能去！』趙大爺一想，待在家裡實在沒有活路，爺倆收拾收拾就走了。

　　這是民間一個叫做《接骨參》的典型故事。在闖關東的關裡人中，以山東人為最多。據統計，大約有2500萬山東人來到關外，佔闖關東總人數的80%。另有一部分是河北、山西、河南等各地百姓。

　　為何山東人佔了如此大比重？中國傳統思想是『重農抑商』，而作為全國農業發展中心的山東首當其衝，為了能多收三五斗，人們不放過任何一塊可以耕種的地方。千百年來的濫墾亂伐，嚴重破壞了黃土高原的植被，到了明清時，黃河流域水災、旱災橫行。對於那些耕作了幾輩子的人來說，『家』是一個從土地裡生長出來的概念。當人口越來越多，當土地越來越少，當他們的周圍出產日漸稀少，『離開，去尋找新的土地』成了他們唯一的理想。

　　山東人原本是安土重遷的典型，能夠如此大批量地移民，原因幾乎只有一個：活不下去了。

　　『闖關東』有兩條路可走：浮海與陸行。膠東半島特別是今煙臺、威海一帶的百姓『闖關東』多浮海北上；魯西地區的民人多取陸路。『闖關東』路上的艱辛難以用言語形容，很多人風餐露宿，一路乞討。

　　雖然條件十分艱苦並時有生命之虞，但是百姓在生計的逼迫下，其『闖關東』移民潮仍無法阻擋。移民進入東北後大部分先是定居於遼河流域，之後為了尋求生荒地又漸次北進，最終達到黑龍江區域的西部地區，這部分移民大多數成為郭爾羅斯後旗(今黑龍江省肇源縣)、杜爾伯特旗(今黑龍江省安達市附近)等地蒙古王公的佃戶。

　　另一路更多的移民則從陸路至雙城堡至呼蘭，並以此為據點沿舊官道北上，進入今綏化、海倫、青岡、拜泉一帶，也有些移民進入寧古塔(今黑龍江省寧安市)，三姓(今黑龍江省依蘭縣)等東部地區。

　　移民進入黑龍江區域後，因其『偷渡』性質，既沒有土地開墾權也沒有居住權，只能荒山僻野偷墾地畝，並時時遭受到駐防八旗官兵的追繳、圍捕、驅逐，其境遇亦相當悲慘。

　　5尋地之外的兩種『生態』

　　在浮海與路行前往關東地區的人中，絕大多數是去墾荒種田，但其中也湧現出了兩種『典型人物』：放山人和淘金者。

　　『放山』，即挖人參——俗名『棒槌』。傳說中的第一個放山人是山東萊陽人孫良，在關於他的民間故事《老把頭》中，孫良和張祿是一對好朋友，兩人給地主扛活，一年到頭，累斷了脊梁骨，可還是缺吃少穿，日子實在過不下去。兩人聽說長白山上有人參，但那裡幾百裡沒人煙，狼蟲虎豹，漫山遍野……很多人進了山，不但沒挖到人參，還把命掉進了老虎嘴裡。兄弟倆為了活命，顧不得危險去了長白山。春去秋來，兩人居然真的挖到了不少人參，約定再挖三天就回關裡老家。誰知，就在這時二人失散，孫良在深山老林裡走了七天七夜也沒找到兄弟。最後在大石頭上劃了一首詩，劃完，吐了幾口血，就累死了。

　　實際上，孫良不見得是第一個放山人，他被放山人尊奉為『老把頭』，是因為他對兄弟張祿的信義。這種信義是放山人所必需的。

　　淘金人俗稱『金幫』，金幫的開山祖是山東人孫繼高。在淘金的山東人中，最著名的是夾皮溝金礦的韓憲宗。他最先整頓了采金秩序，設立了一整套統治機構。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壯大，韓憲宗家的勢力愈加強大，1894年，他被清廷招募，率部參加對日作戰。在遼陽保衛戰和海城戰役中，韓憲宗的孫子韓登舉帶領的『敵愾軍』英勇頑強、浴血殺敵，和一觸即潰的官軍形成鮮明對照。

　　在『闖民』們對孫良和韓憲宗的故事進行『無意識』口傳的很多年後，一種被稱為是『闖關東』的精神被後人賦予了『有意識』的提煉。這就是——敢於和磨難抗爭，無畏於犧牲生命；敢於和命運抗爭，無畏於任何阻力；敢於和自身種種不良品性抗爭，無畏於任何陳規陋俗的束縛。3000萬移民向陌生的地方『闖』，向艱險的地方『闖』，向有希望的地方『闖』。他們在『闖』中探索，在『闖』中成熟，在『闖』中成長，在『闖』中壯大。

　　6開禁放墾與清廷的解散

　　1840年，世界似乎分裂成了兩半。

　　6月2日，英國，著名詩人、小說家哈代出生；11月14日，法國，印象派畫家莫奈出生。

　　同年6月28日，中國，鴉片戰爭爆發。

　　自此，中國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在土地兼並、資本主義商品傾銷的雙重打擊下，脆弱而又殘破的農村經濟已使農民『每歲所入，難敷一年口食』，『日給之外，已無餘糧』。

　　連年的天災人禍，使關內北方諸省農村經濟殘破日益嚴重，成百上千萬的破產農民離鄉逃荒。

　　除『闖關東』外，再無出路。清廷的封禁政策猶如一扇鏽死的門，在漢族移民求生的強力衝擊下出現了松動，自南而北逐步地開始招民放墾。先在奉天、吉林兩省試行的招民放墾，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仍處於封禁狀態下的黑龍江區域地方官吏屢屢上奏朝廷，充分地論述了開禁放墾的利與弊，清廷統治者業經權衡後更多的也是出於無奈，終於在咸豐十年(1861年)欽准了黑龍江區域部分地方開禁放墾。

　　由於此次開禁是清廷允許的放墾，加之地價十分便宜，大約是每?上等荒地僅交荒價銀3元、二等荒地2元、三等荒地1元，以致關內北方諸省的窮苦百姓蜂攢蟻聚般地湧入放墾地方。

　　時至今日，研究東北移民史的專家基本有這樣一個共識：自1861年開禁放墾，至1911年11月1日——清廷宣布解散皇族內閣，任命袁世凱為總理內閣大臣——史上最大批的關內移民呼親喚友爭相遷入黑龍江區域，使土地開發進入高潮，也使黑龍江地區由傳統向現代社會文明的轉型得以啟動。

　　7最後的『闖關者』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次年元旦，孫中山宣告中華民國成立。

　　民國建立後，華夏大地百廢待興，卻又財力奇拙。為了給國家財政增收，關東地區又開始招墾。這次移民條件更加優惠，土地價格也一降再降，政府在沿途設立了移民機構，移民路途上的費用減半。

　　乾隆年間的一個南方人曾在他的筆記中羡慕地說：那些去完達山林打獵的人，途中隨手把菜籽撒在地上，等他們從山中歸來，那些青菜都七八斤重一棵了。現在，關內百姓就要去體驗這種幸福的感受了。

　　1912年那一整年，艷陽高照的日子、陰雨連綿的日子、風雪交加的日子，365天裡，在通往東北的道路上，肩挑手扛、拖兒帶女的關裡人絡繹不絕。他們累得斜坐在土坡上，心裡只有一個念頭：『地，那裡有地』。

　　石方介紹說，民國時期有300多萬移民進入黑龍江地區，他們在空曠的土地上，開墾出400多萬?良田，並且形成了幾個主要農業產糧區，大批糧食輸往世界各地。據史料記載，光是一個『常姓家族』就擁有3萬畝地，『比南方的大地主有過之而無不及』，石方說。

　　這段時期，耕地和人口都在急速增加。『相對而言，關內百姓對東北的土地、礦產資源有了較多的了解，這時的「闖」主要是克服故土難離的觀念』。

　　哈爾濱市53歲的市民張徹，他的爺爺就是『闖關東』過來的，『我們家是山東人，當年是爺爺挑著我爸爸，把他挑過來的。』張徹的父親兄弟四人，到了他這代，哥兒八個，『每年過年一聚會，飯都沒人能做，只好去飯店，』張徹說，『家裡人口太多了！』

　　石方說，如今的耄耋老人，大多是那時候『闖』過來的，而四五十歲的人，則是聽著父一輩的『闖關東』故事長大的。而且，不只是自己的故事，他們都吃過的正陽樓，都去過的同記商場，夏天一家人吃冰糕的好地方老鼎豐，等等，都跟他們有著或多或少共同的經歷。

　　『對於現在人們的集體意識來說，「闖關東」就是這一百年的事兒。它不是國事，是家事，是一段跟每個人息息相關的歷史。』市社科院研究員李德濱說。

　　解放後的30年裡，邊疆的開發和建設吸引了更多的移民。然而，這些人不再需要闖，他們自有各自的苦辣酸甜，但那又是另一段歲月，另一些故事。

　　（本文涉及的『闖關東』歷史資料由省社科院研究員石方提供，特此表示感謝。市社科院研究員李德濱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