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網5月23日訊　李興盛，原籍山東費縣，1937年11月生於哈爾濱市。自幼喜歡讀書，酷好古典詩文。他於1958年考入哈爾濱師范學院中文系，對南明史研究表現出濃厚的興趣。1961年與謝國楨書信往還。1963年考入黑龍江大學中文系，研究中國農民戰爭史。1968年畢業並任教於哈爾濱第69中學，進行文史知識的學習、積累與研究，這為他後來成為歷史學者奠定了基礎。1978年調入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歷史所，受謝國楨影響而轉向東北史研究。從1980年開始，專攻流人史研究。羅繼祖譽其《東北流人史》『誠為有功史學開拓之作』，錢仲聯謂其《中國流人史》『此書出，中國流人之歷史作用，得以大顯於世，學術界一種新體系與學派之創建，亦得以奠基於是。此書誠為有功學苑、傳世無疑之巨著也』。來新夏謂其『《中國流人史》則是對流人問題進行全方位，多層次，各區域的完整論述，開創了流人史研究的新體系』。

　　在李興盛學術研討會即將舉辦的前夕，黑龍江日報記者對他進行了專訪。

　　記者：李老師，您1990年出版的《東北流人史》平裝本，原價是7.45元，可是在一些網上書店中卻賣到66元和80元人民幣一本。如果拋去這裡存在的收藏因素，您認為這個價值是否合理？換句話說，您認為您的理想讀者都是什麼樣的讀者？您對您的學術著作的傳播與未來是怎麼看待的？

　　李興盛：我認為這個價值既合理，又不合理，關鍵是看前提條件。

　　1、在流人文化還不被群眾，乃至學者所了解與認同的條件下，這個價值是合理的；2、但是在流人文化一旦被群眾，乃至學者了解、認同的條件下，這個價值就太低、太不合理了。具體來講，今天流人文化還未被群眾、學者真正了解、認同，但就書籍價格橫向比較來講，拙著31萬字，現在網上書店賣到66元至80元，而現在新出版之書31萬字，定價為30餘元，兩者相比，拙著價值可謂合理，而且有點出乎我意料之外。

　　基於上述分析，我的理想讀者是對邊疆歷史文化關心的讀者。

　　我對我的學術著作的傳播和未來是抱樂觀態度的。現在人們對流人文化還較陌生、不了解，但隨著時間的推移與對流人文化的深入研究與大力宣傳，人們對它愈趨了解、認同，本人著作的傳播，也就隨之更為有利。

　　記者：您退休之後寫的書甚至都超過了您在職的時候，我想問，是什麼使您在本該頤養天年或者含飴弄孫的時候卻在拼命地工作？您覺得一個學者或者一個歷史學者的本分是什麼？除了對史實的確認與梳理，是否還包括歷史的思辨與考量？您怎麼理解這個問題，是在史實面前保持歷史學者的尊嚴還是策略性地閉口不談或者有目的的遮掩史實？

　　李興盛：我之所以在退休之後仍然為學術事業拼搏奮斗，這是因為在我30年的歷史研究中，東北歷代先民那種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創業精神，自強不息、慘淡經營的奮斗精神，關心國事、反抗侵略的愛國精神，曾經使我深為震驚，深為感動！而在作為東北先民重要組成部分的東北流人的身上，這三種精神體現得尤為明顯，尤為突出，尤為感人！正是基於對歷代東北流人這種社會群體開發邊疆的光輝業績及其創業、奮斗、愛國三種精神的崇敬，同時為了弘揚由謝國楨先生開創的流人史這種新學科的研究，作為一位史學家神聖的社會使命感與責任感，促使我生命不息，奮斗不已。

　　我的理解，一位學者或史學家的本分就是其神聖的社會使命感與責任感。這種使命感與責任感，決定了他對史實的確認與梳理之外，還要進行歷史的思辨與考量，這就決定了在他的筆下，要謳歌、表彰什麼，鞭撻、揭露什麼？並且是態度明朗，愛憎分明。凡是對人類文明的發展史做出過貢獻者，就應予以謳歌與表彰，而起到破壞作用者則應予以鞭撻與揭露。弘揚正義，鞭撻邪惡，還歷史的真貌，這些都是歷史學者起碼的道德規范。

　　記者：在歷史觀沒有獲得更新之前，集中精力做好史料的整理工作可能是一些地方歷史學工作者的主要工作。您在這方面幾乎為黑龍江省的學者做出了表率。我想問的是，您怎麼看待流人的流動性與自由遷徙的關系？如何理解他們的個人苦痛與傳播文明的矛盾糾葛？在地方史的研究方面是否也存在一個自由交流的問題，即把外面的或者其他學科的專家請進來交流和溝通。

　　李興盛：關於流人個人苦痛與傳播文明的矛盾，我在拙著《東北流人史》自序中曾以『淚灑冰天，血沃塞土』二語作過形象表述。至於如何看待二者的關系？我認為：流放是對人的肉體與精神，人的創造力與天纔的一種摧殘，它給流人帶來了巨大苦痛。但是流人卻在巨大的苦痛中，對開發邊疆，傳播以中原文化為主體的流人文化做出了巨大貢獻，而流放中的艱苦對天纔的產生又起到了玉成作用(盡管這種貢獻與作用並非出於流人的主觀動機，而是在客觀上產生的效果)。這兩件事表面上看是矛盾的，但實際上並不矛盾，而是辯證統一的，因為這二者是通過人口流動(在這裡是強制遷徙，即流放)統一在一起的。通過人口的遷徙，流人把中原先進的文明傳播到邊疆大地，由此可見人口的流動有利於邊疆歷史文化的發展。基於此，在地方史的研究方面也存在一個自由交流的問題，即把外地或其他學科的專家請進來，進行交流與溝通，取長補短，擇善而從，就會給本地的地方史研究注入新的血液，開闢新的領域。我們說，流人文化研究開闢了地方歷史文化研究的新領域，填補了許多新空白，就是指此而言。

　　記者：這兩年國內的歷史學的娛樂化傾向比較明顯，這可能與傳媒的介入有關，還有就是一些業餘歷史愛好者的著作通過出版業進入讀者的視野之中。您怎麼看待這件事情的利弊？比如對史實的粗略確認以及實用性與功利性的應用等等，誤導青少年可能還是一個次要的問題，關鍵是使本來就有點浮躁的學術界更加浮躁了。如果學術界都跟著浮躁，那麼我們中國的文化傳統就面臨著更大的危險。您對此都有什麼看法。

　　李興盛：近年來國內學術界娛樂化的傾向確實很明顯，有很多學術明星在傳媒的介入下粉墨登場，將學術嚴重娛樂化；還有些業餘歷史愛好者的著作出版問世，對學術娛樂化的傾向也起到一定的推波助瀾的作用。有些人認為這種現象有助於學術知識的普及大眾化。但我認為這種風氣對學術研究產生了不良影響，正像您所說那樣，起了粗略確認及實用性、功利性應用的弊端。尤其是前者的這種影響遠遠超過後者，現在僅就前者談一下本人的看法。

　　我認為學術明星將學術娛樂化是十分有害的，因為它會誤導群眾，將做學問引向歧途。記得去年有人指出某學術明星的講演有誤，該明星辯解說自己是根據某著名學者的著作注釋講解的，言外之意是說自己無錯。其實那位著名學者是經多年慘淡經營、潛心研究方始寫成此書，而該明星靈感一來，將別人多年研究成果拿過來，巧舌如簧地發揮一通，就成了自己所做的學問。這樣，在群眾看來，做學問太簡單，太容易，而且快速名利雙收，如果真應該這樣做學問，那麼那位著名學者多年纔寫成一部書，豈不是傻子？實質這是誤導群眾，把做學問引向歧途。因為真正嚴謹的學者，必須有『板凳願坐十年冷』的精神與佛教禪宗祖師達摩『面壁九年』的毅力，刻苦鑽研，晨夕無間，方能做出真學問。而像該明星那樣將別人成果隨意發揮，曲解原意，厚誣古人，即使講得天花亂墜，娛樂性極強，吸引了大量聽眾，這也不是做學問，而是誤導聽眾。如果群眾競相仿效，我國的學術事業就會走向絕境。可見學術娛樂化，其害無窮，使本已浮躁的學術界益趨浮躁。當然，學術應該普及與大眾化，但應另選出路，而不是娛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