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網8月31日訊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在哈爾濱市郵政局各營業廳常常會看到這樣一種景象：沿門口處一字排開一張張桌子，桌子上鋪著桌布，上面放著信紙、信封和簡單的文具，桌子旁坐著一些年近花甲戴著老花鏡為人代寫家書的人。

　　代人寫家書是舊社會稍有文化的窮苦人謀生的一種手段。那時，普通百姓生活都很困難，常常吃不飽穿不暖，哪有錢供孩子讀書呢，所以大字不識的文盲特別多。

　　哈爾濱是個移民城市，移民的構成有從山東、河北來哈爾濱修建中東鐵路的工人，還有後來松花江通航和開埠通商到東北經商的人。這些人時常要給家裡寫書信報平安，或將打工賺來的血汗錢寄回老家供養父母和妻兒，因為目不識丁，只好求人寫信，所以信桌這個行當也就應運而生了。

　　信桌，一般都設在郵局的營業廳裡，也有的設在郵局外邊，信桌的多少則根據營業廳的面積和用戶多少而定，多的有十幾張，少的一兩張。當年哈爾濱道外五道街郵局是設立信桌最多的郵局，因為道外是當年中國人的聚集區，顧客需求量很大，生意也十分火爆。設立信桌是有講究的，不是你會寫幾個字，隨便搬個桌子擺在哪兒就行，而是先要向郵局申請，經過郵局的『資質』審查後纔能設立，其中最重要的一條是必須得找一個保人。為什麼要找保人呢？這是因為信桌的代筆人雖然經過『資質』審查，但也不能完全制止見財忘義之小人。當年道外五道街郵局就曾發生過一起代筆人欺騙顧客的事件。事件的當事人是一位山東顧客，他到郵局准備給家裡匯200元錢，找信桌代筆人填寫匯款單，結果，代筆人把收款人的地址寫成自己家的地址，填好後交給寄信人，讓他到窗口去匯款。然後，代筆人把收據要來藏了起來。過了好長時間，寄信人收不到家裡的回信，就跑到郵局去詢問，說是不是郵局把錢給郵丟了？經過郵局反復查詢得知，是代筆人玩了偷天換日、移花接木的把戲。案發後，代筆人被送到法院被判了刑。從那以後，設立信桌的門檻越來越高了。

　　在郵局營業廳擺信桌位置很關鍵，越靠近門口生意越好。起初，信桌的擺放位置是根據申請人申請時間的早晚而定。後來，為了公平起見，將信桌編上號，采取位置輪換，如果今天一、二號靠近門口，那麼第二天就是三、四號靠近門口，周而復始，每個人機會均等。在營業廳擺信桌純屬公益事業，郵局為了方便用戶，不收佔位費、管理費。這樣，每個信桌每天都能賺一兩元錢，生意好的時候能賺到三四元錢。

　　同樣代人寫書信，生意也有好有壞。上世紀20年代末，在道外五道街郵局工作過的陳紀瀅先生回憶說，當年道外地區居住的絕大多數是中國人，這些人主要是來自山東河北的民工，每到開餉的日子到郵局寄錢的人特別多。那個時候，道外五道街郵局、營業廳擺了12個信桌，時間長了，他發現三號信桌一個姓任的先生不論他輪到什麼位置，找他寫信的人都特別多，數他的生意最紅火，有時每天忙得連飯都來不及吃，他就好奇地問任先生：『你的生意好是不是乾的年頭多了？』他回答說：『年頭多了固然重要，但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收信人回信最重要，因為寄信人往家裡寄錢或寫信都盼著家裡早點收到，你信寫得再好，如果長時間沒收到家裡回信，寄信人會著急，甚至怨恨寫信人，時間長了，就不會找你寫信了；相反，收信人能盡快回信，寄信人就會很高興，下次會再來找你。』

　　那麼，如何讓收信人盡快回信呢？任先生說：『其實很簡單，第一，就是把地址寫清楚，因為山東口音重，發音不准確，常把即墨說成濟密，這就需要你熟悉地名，把地址寫准確了。收信人除了寫上大名，最好再注上收信人在村子常叫的小名、綽號，如『二楞子他爹收』、『鎖柱媳婦收』。這樣，村裡人收到了信就會很快送到他家裡；第二，在信裡反復『盡快回信』、『千萬快寫回信』、『急速回信』，甚至寫『禿兒的娘啊，你若不能回信來，我就不能活了』，收信人自然就很快回信來；第三，最好使用掛號信，保證信不會丟失。這三條做到了，哪怕你信寫得不成句，都沒關系。看來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一個代寫書信的人，在實踐中不斷總結出經驗，了解用戶需求，並采取有的放矢的措施，用心地為顧客服務，使他能夠在競爭中勝出，把一個看似不起眼的小生意做得紅紅火火，給了我們很多的啟示。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期，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教育程度逐漸提昇，信桌作為一個時代的產物就逐步消失了。

　　現在，隨著信息產業的發展，通信手段的多樣化，信函作為普通百姓的一種通信手段的功能也逐漸在減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