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寧縣文物管理站站長宋吉慶在武聖廟遺址現場考察。 張景輝攝

　　偽哈爾濱警察廳廳長、偽滿洲國勤勞部大臣於鏡濤題寫的碑記。 記者 曾一智攝

　　東北網11月19日訊 日前，東寧縣文物管理所在進行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的工作中，在中俄邊境的瑚布圖河左岸臺地上，發現了三處宗教遺址，即由原偽滿洲國勤勞部大臣於鏡濤題寫碑記的觀音堂、三教寺遺址，以及另一處位於為紀念清末勘界欽差吳大澂所建大仙堂之側的武聖廟遺址。

　　據東寧縣文物管理所所長宋吉慶介紹，觀音堂遺址位於瑚布圖河左岸，亮子川與暖泉河林場之間的觀音嶺上。遺址現場觀察到的已是一片廢墟，在周圍100多平方米的范圍內，只殘存散落的幾百塊打制規整的花崗岩石塊，未發現任何木質建築構件。佔地30平方米基址還清晰可見，高出地面90厘米。其中最有價值的是三塊帶文字的特殊石刻。真實記錄了該建築的名稱、修建時間、歷史背景及其目的與願望。一塊是長80厘米，寬30厘米，厚20厘米的『觀音堂』石刻，三個大字為陽刻楷書，這應當是廟堂建築匾額；一塊是長90厘米，寬60厘米，厚20厘米建修人、贊助者題名碑：《東寧縣觀音嶺觀音堂建修人等題名》。碑文為陰刻楷書，鏨刻著122個人的名字。其中建修1人，贊助105人，督工5人，監工3人，助工5人，工匠3人。在這一百多人名字中，除了於鏡濤有據可查外，其他人均未找到任何信息；另一塊是長90厘米，寬60厘米，厚18厘米廟堂建修者的題記，《建修東寧縣觀音嶺觀音堂記》。碑文為陰刻楷書，共計304字。文中記載了於鏡濤在『甲戌年(1934年)秋，率游動警察隊，從濱江移駐東寧防守邊境』這一段歷史，落款處明確標記為：於鏡濤記，姜學詩書，康德二年孟夏月轂旦立。

　　三教寺石刻碑的發現已是前兩年的事了。三岔口鎮廟嶺村農民冷洪希、冷洪泉電話報告在村裡發現一塊石碑，文管所工作人員立刻驅車趕到廟嶺村，在冷洪希的家裡見到了三教寺石刻碑後半部，並在冷氏兄弟帶領下來到位於瑚布圖河左岸，距廟嶺村東南約2公裡的三教寺原址。現場觀察廟基為4×4米的六邊形，高出地面60厘米。在周圍100多平方米的范圍內，散落著一些大小不同的碎石塊。原來，三教寺舊址於1976年被拆毀，廟址石材被用於學校建設，後又拆掉學校修橋，冷氏兄弟作為石匠發現碑刻後，盡管已砌築橋中，但他們一直關注碑刻的命運。在這座橋再次面臨拆除時，他們找到這塊石碑，撥通了文管所的電話。這塊石碑的碑記中說明了該寺『合祀孔、老、釋迦』，即儒道釋三教合一。落款處也為：於鏡濤記，姜學詩書，康德二年孟夏月轂旦立，於登發鐫。

　　據冷洪泉講，他當年還見到過三個木質牌位，一個是孔子，一個是老子，另一個記不清了。還有一個石刻的匾額，上刻『三教寺』三個大字。都已無存。文管所工作人員經過一番尋找，發現了一個石質的小建築構件，經辨認為石質的孔子牌位。

　　眾所周知，於鏡濤就是在抗日英雄趙一曼被關押於哈爾濱警察廳時的廳長，後為偽滿洲國勤勞部大臣。經宋吉慶先後同吉林省社科院、黑龍江省社科院聯系後，進一步查明，於鏡濤，字鑒寰，(1898—1986)長春市人，哈爾濱甲種商業學校畢業。曾任中東鐵路路警巡官，東省特別區警官高等學校教務長。1934年—1935年，任偽滿游動警察隊隊長移駐東寧防守邊境。游動警察隊解散後，同年11月任偽滿哈爾濱警察廳長，以後先後任偽濱江省長、偽奉天省長，偽滿洲國勤勞部大臣等。1945年8月蘇軍出兵東北，將其俘虜後被押往蘇聯。1950年由蘇聯遣返後，監禁在撫順戰犯管理所。特赦後被安置在長春市圖書館，並任長春市政協文史委員。

　　此次文物普查中，觀音堂題記的意外發現，讓觀音堂和三教寺的歷史建立了聯系。這兩處宗教遺址都在瑚布圖河，同是康德二年(1935)建設，題記同是於鏡濤所作。

　　武聖廟與大仙堂遺址也發現於三岔口鎮廟嶺村，外事部門在邊境考察時發現一塊花崗岩石殘碑，送交文管所。從殘缺的碑文中可以了解到，大仙堂建於清光緒年間，為紀念勘界欽差吳大澂所建。武聖廟建於大仙堂的東側，年代晚於大仙堂。

　　文管所工作人員在現場看到，建築基址還清晰可見，約40平方米，高出地面80厘米。周圍400平方米范圍內散落著一些碎石塊，還有兩根打制規整的六棱形花崗岩石柱建築構件。長1.5米，一根殘缺了一塊。還有一塊較大的30×40厘米花崗岩石上刻著一個『聖』字。分析這應是『武聖廟』上匾額的一部分。遺憾的是碑記題款處缺失，不知何人所建。但宋吉慶依據碑刻的形制，文風特點，修建時間、地點等，推斷此碑記有可能仍是於鏡濤所為。

　　記者在東寧縣文物管理站看到了上述碑刻等構件。這三處宗教遺址記錄並見證的是一段珍貴的歷史，也是東寧縣文物管理站在全國第三次文物普查開始後的重要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