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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瑪拉與中文版譯者李堯在為伙伴網簽名 |
瑪拉•穆斯塔芬，澳大利亞籍猶太裔女作家。她出生於哈爾濱，1959年5歲時隨家人移居澳大利亞。她精通俄語及英語，做過外交官、記者。《哈爾濱檔案》的英文版於2002年由蘭登書屋出版，引起世界范圍的廣泛關注，贏得極高的國際聲譽，榮獲澳大利亞國家傳記文學獎。3月23日，本網記者在哈爾濱對瑪拉進行了獨家專訪。
瑪拉展示其當年在哈爾濱時住所的房屋結構圖
記者：瑪拉，您好！歡迎您來到東北網和伙伴網做客。
瑪拉：非常感謝，這是我極大的榮幸。
記者：關於您的情況我們已經在網站上有所了解，您是在5歲的時候離開的哈爾濱？
瑪拉：還不滿5歲，當時是1959年。
記者：自從您離開中國後，這是您第5次回到哈爾濱？
瑪拉：是的。
記者：哈爾濱剛剛降溫。您感覺哈爾濱的氣候怎麼樣？跟澳大利亞您所居住的城市有什麼不同嗎？
瑪拉：當然，澳大利亞現在還是酷暑，盡管不是夏季，但是現在全球的氣候都很奇怪。還只是3月份，氣溫還很高，在27-28度這樣。我剛剛與丈夫通過電話，他呆在家裡，還熱得直想去游泳。我一到哈爾濱，立刻就被寒冷而新鮮的空氣所包圍。我到中國已經3個星期了，先後到了香港、上海、蘇州、成都、北京，參加了一些文學交流活動。針對這些活動，我國大使館還舉辦了澳大利亞作家周，我們分別在一些中國大學裡作了講座，之後，我來到了哈爾濱。來到中國，我怎麼能不回哈爾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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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拉展示其當年在哈爾濱時住所的房屋結構圖
記者：體會過哈爾濱的隆冬嗎？
瑪拉：當然，我已經知道走在路上，怎樣纔能不摔倒。上次來哈爾濱，也是隆冬季節，走路時，摔倒了3次。
記者：您離開哈爾濱已經50年了，當時您剛剛5歲。記憶中留下了什麼關於哈爾濱的印象？
瑪拉：我心中的哈爾濱，是綜合了父母親的講述和來自老照片的的印象，所以，已經很難分清究竟哪些是我童年的記憶。2000年，我第一次同父母親回到哈爾濱，他們帶我看了曾經多次給我講述過的地方，還有老照片上的真實場景。看過後，我感覺這就是在我記憶中的城市。當時只有4歲的我記憶中的東西很少，不過，有的別的感覺。
記者：離開中國後的這些年裡，您的父母親經常對您講述當年在哈爾濱的事情？
瑪拉：是的，哈爾濱一直在我們的心裡。因為，我的父母都在哈爾濱出生，他們的青春時光是在這裡度過的。還是在十月革命以前，大約是在1909年，我的爺爺和奶奶的家人就來到了哈爾濱。50年裡，我們家裡的4代人都在哈爾濱生活。我的父親是俄羅斯、韃靼混血兒，母親是猶太人，他們輾轉來到中國，在這裡他們找到了比在沙俄更容易生存的地方。
記者：您的父母親都曾經就讀於在哈爾濱工業大學？
瑪拉：是的，他們在哈工大度過了最寶貴的青春時光。父親學的是日語和漢語，母親學的是漢語。上個世紀50年代，他們都做過東歐國家在華顧問的翻譯。
記者：您的父親一定是一名優秀的翻譯？
瑪拉：是的，他的漢語水平得到了大家的稱贊。我們剛到澳大利亞時，因為專業的關系，父親不得不改行做了技術性的工作，但是，他一直也沒有放棄自己的翻譯事業，我們家裡有很多中文的書籍，以及科技、文學和其它類的詞典。我從一出生就被中國的一切所圍繞，但是遺憾的是，我不會講漢語。因為，離開中國的時候我還很小，到了澳大利亞後，一上學就學的英語。我的父母親為了不讓我忘記俄語，給我聯系了一家俄語學校。我每周六到那裡去上課，一直堅持了十年。現在，不會漢語，讓我感到很遺憾。也許近期我能抽出時間到中國呆上幾個月，學習學習漢語。
記者：您還記得童年時讓您感到最快樂的事情嗎？
瑪拉：我記得，當時我和家人經常去帽兒山度假，還經常去松花江北岸游玩。我家裡有很多當年的照片，其中有我自己劃船時拍的。童年時的記憶都是很快樂的。
記者：您的家人都從事什麼工作？
瑪拉：父親是一名制圖員，母親做會計。我的爺爺做過許多工作，也做過會計。他當時在哈爾濱做過肉產品加工作坊，他從外蒙購買羊肉和牛肉。到澳大利亞後他從事會計工作。
記者：當年你家住在哈爾濱市的地址您還記得嗎？
瑪拉：我們當時住在經緯街155號，我還記得當時房子的模樣。現在房子已經拆掉了，那裡現在是一家銀行。昨天簽字售書時，我見到了一位女士，我家搬走時她家搬了進來，那年我5歲、她9歲，她還記得我，這真是太讓人驚訝了。
我家當時住在一個二層樓裡，她還能叫出當年其他鄰居的名字，我打電話向媽媽提起那些鄰居的名字時，媽媽說：『就是這些鄰居。』承蒙她的邀請，我今天剛剛去過她的家裡做客。讓我感動的是，雖然她已經搬家了，但是我家當年使用的幾樣家具她都保留了下來。她說，自己很喜歡當年的房子，也期待著有一天與我見面。更巧的是，她的女兒就在澳大利亞我現在居住的悉尼市讀書。
這是梁女士送給我的一把鎖頭。她告訴我說，房子拆遷時，她想留下點東西作為紀念。現在，她把這個漂亮的門鎖贈送給了我，據說這是當年我家衛生間門上的鎖。拿著它，我的心情很激動。
記者：您到過世界上很多城市，覺得哈爾濱跟俄羅斯、美國和澳大利亞的城市比起來怎麼樣？
瑪拉：每個城市都有各自的不同。哈爾濱是一個特別的城市，盡管它是一個中國的城市，但是，你能感覺到它有一段特別的歷史。2000年我第一次回到哈爾濱的時候，走在路上，偶爾就會看到某一個小窗戶或者是其它的東西，它們讓我感覺到這裡曾經生活過俄羅斯人。哈爾濱是一座熱情好客的城市，人民很友好，盡管在這裡我無法用漢語同他們交流，但是我的感覺很舒服。
記者：哈爾濱有很多宗教建築：基督教的，東正教的，天主教的，伊斯蘭教的，佛教和道教的，當然還包括猶太教的。在您游歷世界的過程中，有沒有其他城市也有這麼多種類型的宗教建築和諧地同處一市的？
瑪拉：應該說，西班牙的一些城市在很久以前也有各個國家的人口居住，他們的信仰也各有不同。那裡曾經也有猶太教堂，但是後來被改建。而在哈爾濱也曾經居住著信仰不同的人，城市裡各類古老而偉大的宗教建築卻能保存完好至今，這在世界上是很少見的。
記者：瑪拉，能給我們介紹一下您的書嗎？
瑪拉：《哈爾濱檔案》這本書是介紹我是如何揭開斯大林時代我的祖輩們的生活，以及我們家在哈爾濱的生活情景。當我到了澳大利亞以後，纔知道，我的曾外祖父和母親的一個兄弟沒有與我們同行，而是回到了蘇聯。我在外祖母的房間裡經常會看到許多的老照片，其中有她姐姐瑪雅的照片。於是，外祖母給我講述了斯大林時期，我們家族人的命運。當時，我還不完全明白斯大林時期的含義，後來，通過學習蘇聯歷史，我纔明白了它的內涵，但是卻沒有想到，原來我的家人也成為了大清洗的受害者。蘇聯解體後，世界各地的俄羅斯人開始找尋自己在俄羅斯的親人，我到過莫斯科，前往裡加市尋找祖母的哥哥和曾祖母，但是遺憾的是，他們已經不在人世了。我得到了他們的照片和一些材料。原來，1935年日本佔領中國東北時，他們就回蘇聯了。當時，我在聯邦安全局的幫助下，接收了曾祖母家的所有私人資料。原來，1937年大清洗的非常時期，曾祖母全家人均以『日本特務』的罪名被逮捕。瑪雅被處以槍決。而曾祖父和祖母的哥哥被判10年徒刑並發配到寒冷的克裡木采黃金。但是，僅僅過了3個月，兩人就飢寒交迫而死。1956年，赫魯曉夫上臺後，這些人纔得以平反。後來我纔得知，擁有這樣命運的不僅僅是我們一家，還有所有當年從中國回到蘇聯的人。因為當時日本佔領了中國東北，戰爭年代到處都是敵人和特務，就說他們是日本特務。這本書截稿時，我纔了解到，當年有48000人被捕，其中31000人被執行了槍決。為此，我想，我應該寫一本書，告訴讀者我們家族以及我所知道的其他人所發生的事情。另外，書中還介紹了我們家族中留在哈爾濱這部分人的生活，從日本統治時期，蘇聯紅軍的到來，一直到中國的革命。因為我們離開的時候已經是1959年了。本書從頭至尾講述了我們家族在哈爾濱的生活，我的家庭是個多民族的混血家庭，我的母親是猶太、白俄羅斯混血兒，父親是韃靼和俄羅斯的混血兒。我通過講述自己的家庭，反映出了一整段歷史。另外，書中還記述了2000年我隨父母親第一次回到哈爾濱的情景，以及我所接觸到的一直生活在哈爾濱的俄羅斯人，遺憾的是，他們現在已經不在人世了。同時，書中也有我在這裡結識的新朋友，在他們的幫助下，我了解到了更多的歷史。是他們保護和修繕了許多的猶太歷史遺跡和宗教建築。今天我又去了哈爾濱的新猶太教堂，那裡已經成為展示猶太人歷史的博物館。上次來時我就得知，清真寺已經維修完畢並開放了。希望俄羅斯的東正教堂也能早一點修繕開放，因為這也是我們共有的歷史。我很高興，現在這本書被譯成了中文，它讓我有機會講述過去並回到我的故鄉哈爾濱，昨天在書店，我看到了那麼多對這本書以及我和譯者簽名感興趣的讀者。這是一本偉大的譯作，它的譯者李堯是來自北京的一位非常優秀的教授，他翻譯過多篇著名的澳大利亞文學作品。他能對我的書感興趣，這讓我感到很榮幸。當我在書店看到哈爾濱有這麼多的人喜歡我的書，幾乎驚暈了，這本書回到哈爾濱是我和我們全家的榮幸。
記者：這本書有俄文版的嗎？
瑪拉：很遺憾，還沒有，但是我非常期待。
記者：這本書之後，您還會繼續寫嗎？
瑪拉：我非常遺憾沒有記錄下來一些澳大利亞俄羅斯人的故事，因為他們也在哈爾濱生活過，他們也經歷了上個世紀20年代殘酷而有趣的事情，我有個計劃，會繼續做這件事情。我會記錄下他們的歷史，講述他們為什麼到了澳大利亞，為什麼經過哈爾濱。
記者：您對我們的城市和哈爾濱人的印象如何？
瑪拉：哈爾濱人熱情又善良，城市飛速發展。盡管城市已經變得如此之大，但依然保存了一部分我們的歷史。
記者：您上過我們伙伴網嗎？
瑪拉：當然，您們的網站內容很吸引人。
記者：我們網站上有一個專題叫做《俄羅斯的老哈爾濱人》，上面介紹了許多當年在哈爾濱生活過的老人。2007年，我們還專程赴莫斯科采訪了5位老哈爾濱人。在俄羅斯許多城市都有哈爾濱人協會，請問，澳大利亞有類似的組織嗎？
瑪拉：與他們一樣的組織在澳大利亞沒有，但是，我們那裡有哈工大學生聯誼會，他們出版了許多雜志，經常聚會。雜志上發表了許多介紹哈工大的文章，講述了他們在哈工大的學生年代。我們還有一個國際組織，叫中國猶太人協會，協會成員都是經中國去澳大利亞的猶太人。他們也出版雜志，有俄語的、英語的和漢語的。上面的文章也都是介紹當年哈爾濱的。
記者：這些組織的成員們也經常聚會，或者一起慶祝中國的節日嗎？
瑪拉：遺憾的是，他們現在都年紀大了，聚會不方便了，但是，偶爾也在中國的節日裡聚到一起。
記者：現在，在澳大利亞當年從哈爾濱去的俄羅斯人多嗎？
瑪拉：以前有很多，如果加上從上海和北京去的人，大約有12000人左右。很難區分究竟有多少人是從哈爾濱過去的，但是，悉尼有很多哈爾濱人。因為我長大以後，我上的是俄羅斯人的學校，學校就是當年從哈爾濱去澳大利亞的俄羅斯人開的，他們也曾在哈工大就學，這個學校現在還在，只不過已經是另一代人的了。為了保存俄語，當時學校裡很多人都是從中國去的俄羅斯人，現在學校裡當然也有從俄羅斯來的留學生。
記者：剛剛您提到了澳大利亞的哈工大學生聯誼會和中國猶太人協會，您平時與這類組織的成員有聯系嗎？
瑪拉：有聯系，蘇聯解體後，澳大利亞的這些人得知，在俄羅斯的遠東地區有許多當年的老哈爾濱人協會，他們也一直在出版刊物，特別是現在，互聯網讓我們這些世界各地的哈爾濱人聯系得更加緊密。你們的網站在這方面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記者：能談談您的家庭嗎？
瑪拉：我丈夫是一名社會學教授，是波蘭猶太人。他出生在澳大利亞。戰爭年代，他的父母親是在上海度過的。當年他們從波蘭，途經立陶宛，拿著日本領事館提供的假簽證得以逃離波蘭。就這樣，在到達澳大利亞之前，他們在上海生活了6年。我丈夫有一個自己的網站，有一次我們在上海時，在一條商業街的一家店鋪裡，找到了一個7個頭的燭臺，於是，他以這個燭臺為主題，揭開了7家猶太人戰爭年代在上海的生活，其中包括來自俄羅斯、波蘭、德國和匈牙利的家庭，網站內容很有趣。
記者：目前，中俄、中澳文化交流有了很好的發展，您覺得中俄、中澳文化交流有哪些事情可以做？
瑪拉：最首要的一點，就是人民之間的相互了解，為此，了解歷史是很重要的。我們擁有共同的歷史，許多俄羅斯人生活在哈爾濱，也有許多中國人生活在俄羅斯的遠東地區，這已經拉近了兩國人民之間的距離，如果再能揭開我們的過去，就更好了。我知道有很多俄羅斯人都對目前還沒有解密的文件和檔案感興趣，我希望他們的願望能夠實現。中國和澳大利亞的許多人都不知道，19世紀時，當大批人口移民澳大利亞時，澳大利亞也來了很多中國人，他們主要是開采黃金的。這些人的歷史也同樣非常非常有趣，不久前，我開始了一個計劃，我采訪了許多祖輩就在澳大利亞居住的中國人。有趣的是，現在他們走在澳大利亞的大街上，還偶爾會有人問他們：『你們是什麼時候來的？』所以，我認為應該讓人們通過了解歷史而達到互相的了解，以及文化、文學和藝術上的交流。
記者：您在這方面有什麼打算？
瑪拉：我對生活在世界各地的人都很感興趣，我們澳大利亞有很多經過中國來的俄羅斯人，我想了解當年在中國的生活對他們以後的生活有什麼影響。所以我現在又回到學校寫論文，想在論文中記錄他們的聲音和他們的故事，講述他們為什麼來到了中國，又為什麼來到了澳大利亞，以及他們當時在中國的生活，不僅在哈爾濱，也包括在上海、北京、海拉爾等城市。
記者：您的俄語講得很好，平時在家裡，您與父母之間用哪種語言交流，是俄語還是英語？
瑪拉：我的父母親會多國語言，在家裡我們一般用英語或者俄語交流，就看用哪種語言說得方便。我和我的外祖母總是講俄語，我的外祖父也會英語。我在俄羅斯人的學校上了10年學，大學期間，我也學習的俄羅斯文學和俄語。但是，實踐的經驗很少，請原諒我的語法錯誤！
記者：我們網站上發表過關於您的文章。
瑪拉：真的！
記者：您能找到，文章在《哈爾濱猶太人》專題裡，寫的是您2000年第一次回到哈爾濱的情景。您當時說到：我是哈爾濱人。為什麼您把自己看作一個哈爾濱人？
瑪拉：我在哈爾濱出生，這裡是我的故鄉。我一開始到了澳大利亞時，當時還是冷戰時期。人們看著我，問我：你從哪裡來？我說：從哈爾濱，他們說：可是你長得不像中國人呀。我說：我是俄羅斯人。他們又問：你是共產黨嗎？-不是，那是白匪？-也不是。後來，在俄羅斯人開的學校裡，又有人問我：你為什麼不去上東正教的課？我說：我母親是猶太人，而猶太人又說：可你的父親不是猶太人。所以，我就是哈爾濱人，這是我唯一的回答。
記者：您什麼時候還打算來哈爾濱？
瑪拉：也許是明年吧，這主要取決於我論文的進展情況。
記者：好的，謝謝您，瑪拉，期待你能再次來我們網站，也祝您的下一本書能早日出版。
瑪拉：非常感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