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晉末年，許多的北方士人為了逃避戰禍，而遷往南方。317年，以王導(王導，晉武帝司馬炎的女婿)為首的南下貴族，官僚和大地主，同江南的大地主一起，擁戴晉朝皇族司馬叡建立政權，定都建康(今天的南京，313年由建業改為建康)，歷史上叫做東晉。司馬叡是司馬懿的曾孫，他和王導交往密切。西晉後期，司馬叡出鎮建業，江南的地主土豪大都看他，後來有次，王導借當地人節日郊游的機會，讓司馬叡排出威嚴的儀仗，有王導和從兄王敦簇擁著出行，江南的大地主紛紛震驚，紛紛的跑到路旁拜見，司馬叡終於得到了江南大地主的支持。東晉是門閥政治發展的鼎盛時期，皇權衰落。司馬叡稱帝有賴於南方官僚士族的擁戴，東晉政權建立之初，先後平息了王敦和蘇峻之亂，統治趨於穩定。門閥大族王、謝、庾、桓先後支配著王朝政局。東晉統治者不以恢復中原為意，門閥大族致力於南方的莊園經營。北方大族及大量漢族人口遷徙江南，給南方帶來了先進的生產技術。南下的北方農民和土著農民辛勤勞動，開闢南方廣大的山澤荒野，促進了江南的開發，使中國經濟重心開始由黃河流域向長江流域轉移。
南來士族祖逖曾率軍北伐，一度收復黃河流域。在此之後，當權的士族多標榜北伐以增加門戶威望，其中以桓溫的三次北伐最為著名。他曾經收復洛陽，進入關中，進兵河北，但都未能夠鞏固北伐成果。公元383年，前秦南下，東晉面臨空前威脅，在宰相謝安的運籌下，謝石、謝玄率北府兵大敗前秦軍隊，取得了淝水之戰的決定性勝利。此後，南方由於外亂威脅解除而爆發內戰，孫恩、盧循起兵。桓玄在內戰中獲勝，一度篡晉。北府兵將領劉裕起兵鎮壓了農民軍，並通過北伐樹立威望，最終取代東晉。
在司馬叡在江南建立了東晉政權以後，北方的少數民族統治者也先後建立了許多國家，北方這時期建立的15個國家，連同西南的成漢，總稱16國，16國期間，從公元304年匈奴貴族劉淵建立漢國，316年滅掉西晉，到439年鮮卑拓拔部統一北方，這100多年裡，北方各民族相互爭戰，先後建立了前趙(匈奴)、後趙(羯)、前燕(鮮卑)、前涼(漢)、前秦(氐)、後秦(羌)、後燕(鮮卑)、西秦(鮮卑)、後涼(氐)、南涼(鮮卑)、西涼(漢)、北涼(盧水胡)、南燕(鮮卑)、北燕(漢)、夏(匈奴)等十五個政權，連同西南氐族建立的成漢，總稱十六國。在十六國時期，除十六國之外，還有漢人冉閔建立的魏、丁靈翟氏建立的魏、武都氐帥楊氏建立的仇池國、鮮卑慕容氏建立的西燕、鮮卑拓跋氏建立的代五個政權，總計先後建立了21個政權。上述政權中，後趙、前燕、前秦都曾佔據過北方的大部分疆域，尤其是前秦曾基本上統一了北方，不過時間都很短，在百餘年時間，北方戰亂基本上沒有停息過。各國彼此攻戰，使北方的經濟遭的滅頂之災，使北方的各民族人民顛沛流離，痛苦難言，餓殍滿地。北朝在統一北方之後對中原地區的統治而形成的黃河流域民族大融合卻是中國歷史上史無前例的。正是在這種條件下，中國北方的諸族逐漸被漢族同化，最終成為同一民族。而正是這種作用，為將來中國成為統一國家打下了良好得基礎，所以我們說南北朝的分裂，對加速民族統一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是中華民族發展過程中不可缺少的一個重要環節。但是也有好的方面，各民族通過了長期的交往和相互的影響，也加快了民族的大融合。北朝在統一北方之後對中原地區的統治而形成的黃河流域民族大融合卻是中國歷史上史無前例的。正是在這種條件下，中國北方的諸族逐漸被漢族同化，最終成為同一民族。而正是這種作用，為將來中國成為統一國家打下了良好得基礎，所以我們說南北朝的分裂，對加速民族統一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是中華民族發展過程中不可缺少的一個重要環節。
『五胡十六國』是指自西晉末年到北魏統一北方期間，曾在中國北部境內建立政權的五個北方民族及其所建立的政權。五胡指匈奴、鮮卑、羯、氐、羌。十六國指前涼、後涼、南涼、西涼、北涼、前趙、後趙、前秦、後秦、西秦、前燕、後燕、南燕、北燕、夏、成漢。此外，還有代國、冉魏、西燕、吐谷渾等都在十六國之外。共有二十國。五胡十六國興替的歷史相當繁亂，以公元383年淝水之戰為界，這百來年的歷史大體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既人們常說的『胡亡氐亂』。永嘉(307-313)之亂後『五胡』所建立的多個政權一度為氐族前秦政權所統一，但淝水一戰失敗後頃刻之間便土崩瓦解。第二階段更是禍亂不息，前秦滅亡後北方重又分裂，關中、關東、隴右政局紛亂，民族之間的斗爭又出現一個，社會動蕩比以前更厲害。直到北魏統一北方，纔結束『五胡亂華』。
鮮卑是發源於中國東北的一個古老民族，在中國的歷史上佔有重要地位。鮮卑屬東胡系，居於鮮卑山，因此得名。近年來，考古學、歷史地理學與民族史研究，鮮卑山即大興安嶺山脈。鮮卑部落集團，可能先秦時已活動於大興安嶺山脈中部與北部，而興起則晚於烏桓，其名始顯於東漢初年。或又以鮮卑為春秋及春秋以前的山戎。語言與烏恆相同。屬東胡語(古蒙古語)的分支。
秦漢之際，匈奴冒頓滅東胡，烏桓、鮮卑並受匈奴役屬。漢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元狩四年，霍去病兩次擊敗匈奴左賢王，因徙烏桓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5郡塞外，原分布在鮮卑山的鮮卑劣隨之南遷至烏桓人故地饒樂水(今西拉木倫河)流域，而分布在大鮮卑山(大興安嶺北段)的鮮卑拓跋部遠祖不久也南遷至大澤(呼倫貝爾草原)。在建武二十二年(46年)，烏桓人乘匈奴內亂，擊敗匈奴人，迫使匈奴北遷。漢朝將烏桓安置在北方緣邊，分布在今內蒙古河套和山西、河北二省的北部。鮮卑人開始也接受漢朝的招撫，並一起攻擊北匈奴。以後一部分鮮卑人西遷，填補了南北匈奴間的空白。章和元年(87年)，鮮卑對北匈奴發動進攻，北單於西逃，從此鮮卑控制了匈奴在漠北的舊地。東漢和帝永元三年(91)，北匈奴被漢朝與烏孫、丁零、烏桓、鮮卑等族擊敗被迫西遷，於是鮮卑大規模成扇形南遷與西遷，進至匈奴故地，留居故地的匈奴餘眾10餘萬落，亦自號鮮卑。當漢桓帝在位時(147?167)，鮮卑首領檀石槐(？?181)建庭於高柳北彈汗山組成諸部軍事行政聯合體，分為東、中、西三部，各置大人率領。檀石槐任用漢人，制定法律，由漢地輸入鐵器，促進了鮮卑社會的發展。以其軍事力量，東敗扶餘，西擊烏孫，北拒丁零，南擾漢邊。檀石槐死後，諸部聯合瓦解，有步度根，軻比能等首領，稍能號令各擁所部，附屬漢魏。鮮卑疆域廣大佔有今阿爾泰山、陰山以北，大興安嶺以西，北至貝加爾湖的遼闊地域，並在從遼東到陰山一線逐漸蠶食漢朝的邊疆。
386年，鮮卑族的傑出首領拓拔圭，建立了魏國，後來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歷史上稱『北魏』(現代漢語詞典介紹，北魏，拓拔圭所建，386年——534年)。拓拔圭曾經被前秦的軍隊俘虜到了長安，在長安他結識了當地的漢人士大夫，學習到了不少了漢文化和中國軍事精華。在他建立了北魏以後，他仿照洛陽的城市建設，修建了自己的都城平城，他非常的重視漢人的文化，使漢族的知識份子在北魏的時候得到重用。後燕的漢族大臣崔燕非常的有名聲，在一次北魏攻打後燕的時候，崔燕逃跑掉了，拓拔圭不以他是漢族人，而把他拜為尚書。崔燕在北魏朝廷主持制定法律，官職等重大事情。不久就提議給拓拔圭讓拓拔圭建立太學。北魏的太學學生達到了3000多人，他曾經問漢族的一位士人：『您說什麼可以讓人增長知識和智慧呀？』這位士人回答道：『是書籍』。拓拔圭立即的讓自己的侍衛到各地去收集書籍，而運往平城。439年，隨著北魏的統一黃河流域，代表著16國的結束。
北魏統一北方後，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仍然尖銳，北魏統治集團與各族人民的階級矛盾上昇為主要矛盾。青、齊、洛、豫、冀、秦、雍、徐、兗等州相繼發生起義，北方邊鎮一帶反抗逃亡頻繁。北魏統治集團與漢族地方豪強的矛盾、北魏統治集團內部，封建中央集權與舊部落顯貴的矛盾也十分尖銳。要解決這些矛盾必須進行政治、經濟、文化全面地深入地改革。孝文帝就承擔並且實施了這樣的改革。
第一，班俸制代替斷祿制。北魏官吏原無俸祿，中央官吏按等級得到戰爭中獲得的財物、隸戶。地方官吏只要上繳額定的租調，就可以任意搜括、貪污，舊制戶調：帛二匹、絮二斤、絲一斤、谷二十石。有的州縣只產麻布，因此，又令每戶出帛一匹二丈，存放州庫，作為官府委托商人調換布帛之用。有的商人籍此漁利。公元484年魏孝文帝下詔：『始班俸祿，罷諸商人，以?民事，戶增調帛三匹，谷二斛九斗，以為官司之祿。均預調為二匹之賦，即兼商用。……祿行之後贓滿一匹者死。』公元485年頒布均田令中規定：『諸宰民之官，各隨地給公田，刺史十五頃，太守十頃，治中別駕各八頃，縣令、郡丞六頃。更代相付。賣者坐如律。』使開國以來形成的貪污之風有所收斂。
第二，以三長制代替宗主督護制。西晉末由於北方長期戰亂，基層行政機構瓦解，出現以宗法關系為紐帶，集軍事、政治、經濟為一體的塢堡。塢堡主管轄著前來依附的中小地主，眾多的農民，部曲佃客。北魏初實行塢堡主任宗主督護制，所以民多隱冒，五十、三十家方為一戶。公元486年開始實行三長制，五家立一鄰長，五鄰立一裡長，五裡立一黨長。負責督察戶口，催督租賦，征發徭役和兵役，推行均田令，從而健全了縣以下基層行政機構。使國家從中央到基層的行政體制得以完善。
第三，實行均田制。北魏時由於豪強地主佔有大量土地，而很多農民又得不到土地，農民或轉入私門，成為豪強地主的隱戶，或亡聚山澤起義反抗。隱戶增多，使國家稅、賦減少。農民的反抗，動搖著國家的統治，為了緩和這一社會矛盾，公元485年孝文帝頒布了均田令：『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限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作及還受之盈縮……』
均田令是北魏初期在舊都平城實行的計口授田、畿內課田制度的進一步發展和在全國范圍內推廣。均田令並沒有觸動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其實質是在保障鮮卑貴族和漢族地主階級利益的前提下，束縛農民於土地，強迫他們墾種土地，以增加封建國家的租調收入和徭役來源。均田令以法律形式肯定了自耕農民對所耕土地的佔有，一些無地或少地的農民也多少得到了一些荒田。從而穩定了社會秩序，促進了生產的發展。北魏在實行三長制的同時，還頒了新的租調制，規定一夫一婦每年出帛一匹，粟二石；15歲以上未婚的男女14人，從事耕織的奴婢8人，耕牛20頭，其租調與一夫一婦數量相同。由於以一夫一婦為征收單位，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宗主的營私舞弊，一般農戶的負擔略有減輕。流散的農民被強制定居，許多蔭戶戶口脫離了宗主豪強。國家納稅戶口及租調收入增加了。
為了便於學習和接受漢族先進文化，進一步加強對黃河流域的統治，他決心把國都從平城(今山西大同市東北)遷到洛陽。他怕大臣們反對遷都的主張，先提出要大規模進攻南齊。有一次上朝，他把這個打算提了出來，大臣紛紛反對，最激烈的是自己的叔父任城王拓跋澄。孝文帝發火說：『國家是我的國家，你想阻撓我用兵嗎？』拓跋澄反駁說：『國家雖然是陛下的，但我是國家的大臣，明知用兵危險，哪能不講。』孝文帝想了一下，就宣布退朝，回到宮裡，再單獨召見拓跋澄，跟他說：『叔叔，我老實告訴你，平城這地方春旱至今，野無青草，百姓生活苦不堪言，賣兒賣女，流浪逃亡者甚多，可謂民不聊生也！加之北方均為少數民族貴族居多，保守勢力強大，不遷都不改革將不利於北魏政權的發展。『國家興自北土，從居於城，雖富有四海，文軌未一，此間用武之地，非可興文，崤函帝宅，河洛王裡，因茲大舉，光宅中原』。拓跋澄恍然大悟，表示擁護魏孝文帝的遷都洛陽的主張。高興的回答道：『伊洛中區，均天下所據，陛下制御華夏，輯平九服，蒼生聞此，應當大慶。』為了遷都洛陽，孝文帝於公元439年十月『幸金墉城。詔徵司空穆亮與尚書李衝，將作大匠董爵經始洛京。已卯，幸河南城。……乙未解嚴，設壇於滑臺城東，告行廟以遷都之意。』
為什麼孝文帝拓拔宏遷的都城是洛陽呢？一般來說，城市具有政治影響、經濟發達、文化輻射、交通便利、軍事防御的功能。而都城，具備特殊作用的城市，作為一個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的所在地，它必須是全國的政治中心，在多數情況下，又是這個國家的經濟、交通和文化中心。可以說，都城是一定時期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發展水平的標志。而北魏在孝文帝時期正處在由游牧文明逐步向封建文明轉變的階段，國家的都城的中心功能必須向政治中心及文化中心轉移，這樣纔能更好地統治中原地區，以期統一整個中國。重要的是，平城作為一個邊塞城市，它缺乏傳統漢文化生根發芽的土壤。它是北魏游牧文明發展的根據地，卻沒有封建文明的積淀。平城封建文化的缺乏，無法對整個北方、中原地區進行政治影響，文化輻射。且平城是守舊鮮卑貴族的陣營，在這裡進行漢化改革，阻力重重。為了爭取更為寬松的政治環境，需要遷都。這就注定了平城將喪失都城的地位。
與平城不同，洛陽地理位置非常優越，『居天下之中』，『閫域中華，道理輻輳』，利用伊水、洛水可以通漕四方。從大范圍看，洛陽地區屬於一個盆地。它北有天險黃河，背依黃河邊的邙山，中間有洛水和伊水流，西為連接關中平原的函谷關，華山的狹窄通道，也是天險，南有嵩山和龍門，東接平原，但也有一處關口——虎牢關，又名武牢關，在現滎陽縣汜水兩岸，處東西交通要道，南迎嵩山，北拒廣武山，西與北利於防守。而洛河平原與邙山，水量充足，土地肥沃，樹林蔥茂，東南方向可以通過黃河、漢水、淮河上游，直達華中與東南沿海，在軍事、經濟、交通上都是一處適於建都的地區。作為四通八達的交通樞紐，一旦控制了洛陽，就等於控制了中原地區。
另一方面，孝文帝遷都洛陽是看中洛陽能通四方之漕運，便於其進行對南朝的征伐，故都洛將事關軍國大計問題。如《魏書》五三卷《李衝傳》有雲：『高祖自鄴還京，泛舟洪地，乃從容謂衝曰：「朕欲從此通渠於洛，南伐之日，何容不從此入洛，從洛入河，從河入汴，從汴入清，以至於淮？下船而戰，有出戶而斗，此乃軍國之大計。今溝渠若須二萬人以下，六十日有成者，宜以漸修之。』在同書七九卷《成淹傳》說到，在高祖幸徐州時，命令成淹等人主舟楫，以泛泗入河，溯流還洛。但是，淹以黃河峻急，怕有危險，乃上書陳諫。高祖赦淹曰：『朕以恆代無運漕之路，故京邑民貧，今移都伊洛，欲通運四方，而黃河峻急，人皆難涉，我因有此行，必須剩流，所以開百姓之山。』由此可以看出，孝文帝把洛陽的漕運既看作是南伐的重要便利因素，又將其看作經濟發展的重大因素。認為，都洛是關系軍國大計的問題。然而，這個目的要實現，須在鮮卑貴族漢化之後。
同時，與平城偏於寒冷的氣候對比，洛陽的氣候方面相對比平城暖和的多。另外由於在經濟、交通方面上的便利，洛陽可以很好地解決人口問題及糧草運輸問題，這樣，洛陽顯然比平城更適宜人們居住。洛陽不僅僅在交通、氣候、經濟的條件上比平城優越，更重要的是洛陽的政治影響力及其深厚的漢族文化積淀。從東漢到北魏期間，共有東漢、曹魏、西晉三個王朝定都於此。其在歷史上的政治地位可見一斑。而且，都洛陽可以避開鮮卑頑固守舊勢力的阻撓，進行徹底的漢化改革，推進拓跋族的前進。另外，都洛陽還可以更好地控制中原地區，鞏固北魏的統治。而在文化影響上，洛陽地區是我國文明起源之一。自殷商以來，洛陽一直我國漢族文化的中心之一，其擁有著深厚積淀的文化底蘊。如在東漢時期，洛陽的太學鼎盛一時，到西晉時代，太學在洛陽依舊有很好的發展。經過長期的歷史積淀，洛陽的文化影響不是一般古城能比及的，更不用說平城了。正是由於洛陽特殊的歷史背景，我們可以看到洛陽完全符合游牧文明逐步向封建文明轉變所需要的國家都城向政治、文化中心轉移的條件。可以說，洛陽無論是在政治影響上還是在文化輻射上，均可充當北魏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
從上面這些，我們已經可以看到了孝文帝何以都洛陽而棄平城的原因了。但是，筆者認為孝文帝遷都洛陽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為了更好地控制中原地區的人民起義。自北魏統一北方以來，各族人民就進行不斷的起義反抗。從孝文帝即位之年(471)到太和十七年(497)二十二年間，《魏書》上記載的人民起義有：延興元年(471)，九月，青州高陽有封辯為首的農民起義；十月有曹平原為首的石樓堡起義；十一月，齊州平陵有司馬小君為首的農民起義。延興二年(472)，光州有孫晏為首的農民起義。延興三年(473)，十二月齊州有孫晏為首的農民起義。延興五年(475)，九月，洛州有賈伯奴為首的農民起義；同月，豫州有田智度為首的起義。承明元年(476)，冀州有宋伏龍為首的農民起義；太和元年(477)，正月，秦州略陽有上元壽為首眾至五千餘家的農民起義；十一月，懷州有伊祈、苟初為首大的農民起義。太和五年(481)，二月，首都平城有沙門法秀招結奴隸，策劃起義。太和十三年(489)，正月，兗州勞山有王伯恭為首大農民起義。太和十四年(490)五月，平原郡有沙門司馬惠御為首的農民起義。太和十七年(493)，七月，孝文帝南侵，北地人支酉在長安城北西山起義，秦北民王度人起兵響應，秦雍間七州人民皆響應，起義人眾至十萬。而這些起義的地區遍於今河北、河南、山東、陝西、甘肅各省。對於不斷湧起的人民起義，孝文帝除了在中原地區推行均田制，減輕租調外，必須將首都遷至關內來，以便更好地『鎮壓』人民起義，更好地鞏固鮮卑拓跋族的統治。而定都在中原地區的中心——洛陽，便可以很好地實現這個目標。
北魏遷都洛陽不僅僅是其經濟政治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孝文帝個人戰略纔華的體現。從歷史進程上看，定都洛陽是孝文帝開展大刀闊斧改革的重要階段。如果孝文帝個人本身沒有治理國家的雄纔大略的話，那他也不可能想到要離開居住已久的拓跋舊都而進入中原地區的核心來進行改革。從孝文帝的改革成績，我們可以看出，他是一個很有遠見的封建統治者，具有十分豐富的政治謀略。如果不是孝文帝本身的政治纔能及發展遠見，或許就沒有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這一說了，即使有，也不會發生在那個時候的。總之，歷史的發展固然有著其歷史客觀規律的作用，但同時歷史也是由人來創造的。所以，北魏遷都洛陽既是其政治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孝文帝改革作為的結果。
公元493年，魏孝文帝親自率領步兵騎兵三十多萬南下，從平城出發，到了洛陽。正好碰到秋雨連綿，足足下了一個月，到處道路泥濘，行軍發生困難。群臣叫苦不迭，但是孝文帝仍舊戴盔披甲騎馬出城，下令繼續進軍。
眾大臣們本來不想出兵伐齊，趁著這場大雨，紛紛的下跪在孝文帝的軍馬前，長跪不起，希望能阻攔孝文帝的進軍齊國的軍事行動。孝文帝故做姿態，嚴肅地說：『這次我們興師動眾，如果半途而廢，豈不是給後代人笑話。如果不能南進，就把國都遷到這裡。諸位認為怎麼樣？』群臣聽了，面面相覷，沒有說話。孝文帝把手一揮，堅定的說：『眾愛卿不能猶豫不決了。同意遷都的往左邊站，不同意的站在右邊。』
一個貴族大臣說道：『只要陛下同意停止南伐，那麼遷都洛陽，我們也願意。』許多文武官員雖然不贊成遷都，但是聽說可以停止南伐，也都只好表示擁護遷都了。孝文帝把洛陽一頭安排好了，又派叔父任城王拓跋澄回到平城去，向那裡的王公貴族，宣傳遷都的好處。後來，他又親自到平城，召集貴族老臣，討論遷都的事。平城的貴族中反對的還不少。他們搬出一條條理由，都被孝文帝駁倒了。最後，那些人實在講不出道理來，只好說：『遷都是大事，到底是凶是吉，還是卜個卦吧。』孝文帝說：『卜卦是為了解決疑難不決的事。遷都的事，已經沒有疑問，還卜什麼。要治理天下的，應該以四海為家，今天走南，明天闖北，哪有固定不變的道理。再說我們上代也遷過幾次都，為什麼我就不能遷呢？』貴族大臣被駁得啞口無言，遷都洛陽的事，就這樣決定下來了。
孝文帝把國都遷到洛陽以後，決心進一步改革舊的風俗習慣。有一次，他跟大臣們一起議論朝政。他說：『你們看是移風易俗好，還是因循守舊好？』咸陽王拓跋禧說：『當然是移風易俗好。』孝文帝說：『那麼我要宣布改革，大家可不能違背。』孝文帝遷都洛陽之後，決心開始進行改革。他的漢化改革之所以能夠推行，首先得力於他知人善任。他不僅重用主持改革、提倡漢化的鮮卑貴族，還重用了許多有纔乾的漢族人。他深知籠絡漢族地主對於鞏固北魏統治的重要性，所以他一直不持民族偏見，重用漢人。對南朝投降過來的官吏，他也能不加懷疑，待之以禮。孝文帝不拘一格地選用人纔，為自己的改革組織了一個智囊團，在這些智囊的支持和幫助下，孝文帝從改革鮮卑舊俗，學習漢族的生活方式和典章制度著手，開始了自己的改革。
第一：禁止鮮卑貴族穿著胡服，一律改穿漢族衣服。
第二：禁止鮮卑貴族講鮮卑語，一律改說漢語。
第三：公元496年，下令改鮮卑復姓為漢姓，禁止鮮卑族同姓通婚，提倡鮮卑貴族同漢家世族通婚。他先把皇族的姓氏拓跋氏改為元氏，所以孝文帝拓跋宏又稱為元宏。還把其他的100多個鮮卑姓氏改為漢姓。同時下令改變鮮卑人的籍貫。規定凡是遷到洛陽的鮮卑人就算是洛陽人，死後不許歸葬塞北。孝文帝這些強制性的政策，都是為了減少民族差異、民族隔閡。許多貴族雖然心懷不滿，卻也只能執行。為了拉攏漢族地主，擴大統治基礎，孝文帝還主張同漢族通婚。他自己率先娶漢族大姓盧、崔、鄭、王4家的女兒為妃，把自己的女兒嫁給漢族大姓，還為自己的5個弟弟都娶了漢族地主的女兒為妻。這種姻親關系，把漢族地主和鮮卑貴族的利益聯系在一起，壯大了北魏的統治力量。而且，血統的交融，加速了鮮卑的漢化。
第四，在鮮卑中建立門閥制度，把漢族地主的門閥制度推廣到鮮卑族當中去。他把鮮卑貴族和漢族地主按門第分成4等，並按照門第等級，來確定官職的高低。這套制度在北朝一直沿用，從而形成了關隴氏族和代北氏族兩大門閥集團。
第五，改鮮卑官制、法律、禮儀、典章為漢制，革除鮮卑舊制。孝文帝廢除了鮮卑族原來的政治制度，讓王肅仿照南朝齊，重新制定了一套官制禮儀，修訂法律，改革官職名稱等。
通過孝文帝的改革，鮮卑族的經濟文化得到了迅速的發展，比起同期進入中原的其他民族，如羯、氐等，鮮卑族的漢化程度無疑是最高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階級矛盾，使北魏政權得以鞏固。孝文帝促進民族融合的措施，使北方少數民族在語言、服飾、風俗習慣上與漢族逐漸趨同，使中原文化得到了豐富和發展，少數民族的食物、服飾、藝術、生活用具等，逐漸融入漢族人民的生活之中。孝文帝還頒布『均田令』，實行租調制，為北方經濟的恢復發展作出了貢獻，也使少數民族生活方式封建化。
孝文帝把漢文化教育作為漢化鮮卑人的重要措施。遷都後的第二年八月，孝文帝下令恢復洛陽太學、國子學，建立四姓小候學；令有司廣收民間書籍，大建圖書館，以儒家經典作為各級學校的教科書，把儒家文化作為北魏臣民的精神支柱。孝文帝重視漢字書法，到處用漢字刻石記碑。漢字書法成為北魏的社會風尚，並逐漸形成中國書法史上風格獨具的『魏碑體』北魏孝文帝的漢化改革影響巨大。當時沿著絲綢之路來到洛陽經商的西方人，喜歡中國各族和睦相處的民風，他們在洛陽建宅長期居住，和漢化的數十萬鮮卑人一樣，逐漸漢化為洛陽人。所以北魏洛京是當時世界上典型的民族都市，國際性的文化交流中心。北魏孝文帝遷都與漢化改革並非一帆風順。太子元洵既反對遷都，又反對漢化。他外穿漢人服裝，內套鮮卑衣裳；身在洛京，心在平城。他與守舊官僚勾結，准備伺機回平城，自立為帝，重建拓跋魏。496年八月，孝文帝南巡嵩山，令元洵監國。元洵乘機煽動一部分王公大臣，要返回平城，另立北魏。尚書陸琇獲悉後，飛馬直上嵩山急報孝文孝。孝文帝密令陸琇返京關閉城門，穩住元洵。接著，孝文帝回洛陽，召見太子，親手打了元洵一百杖，宣布元洵為平民，另立次子元恪為太子，將元洵囚禁在無鼻城。497年四月，孝文帝為絕後患，令元洵自盡。在囚禁太子的同時，逃到平城的老臣穆仄、陸虞發動了叛亂，孝文帝即令任城王元澄率精銳騎兵赴平城，迅速平定了叛亂，穩住了後方。
在鞏固了漢化成果以後，為實現南北統一，孝文帝於497年八月，親率20萬大軍南下伐齊，在樊城大敗齊軍，震動荊襄。由於辛勞成疾，孝文帝病於軍中，只得撤回洛陽。499年，齊軍反撲，在鄧州擊退魏軍。孝文帝聞訊，帶兵親征鄧州，再敗齊軍，斬敵3萬餘人，迫使齊軍南逃。這次戰役魏軍雖然獲勝，但孝文帝病情加重，崩於撤軍途中。按照生前遺言，遺體葬於長陵，一代英主長臥於洛陽北邙。
515年，宣武帝病故，年僅10歲的太子元翊登基，是為孝明帝。因孝明帝年幼，其母胡太後臨朝聽政。胡太後雖有纔華，畢竟政治視野有限。她看到國內太平，國家殷富，國庫財賦充溢，錢帛露積於外，便大開賞賜之風。由此刺激了北魏統治集團的貪欲本性。王公貴族、宗室外戚貪污行賄成風，買官賣爵公行，對此，胡太後不加約束，讓他們縱情享受無窮之樂。他們擅山海之富，據山林之饒：高臺芳樹家家而築，花林曲池園園而有。高陽王元雍積金滿堂，富兼山海，宅第豪華如帝宮。他養有僮僕六千，婢女五百，一餐花費數萬錢。河南王元琛實力不亞元雍。家造文柏堂，形如宮殿；歌妓三百，盡是天姿國色。元琛出任秦州刺史，多年不見政績，帶回名馬卻有無數。其中，日行千裡的一匹，號稱『追風赤驥』；日行七百裡的十幾匹，也各有名稱。元琛用銀制成馬槽，用金鑄成鎖環。宗室諸王來到元琛家中觀看，目睹名馬、美妓無不嘆服。為炫耀富貴，元琛令人拿出金瓶銀壺、瑪瑙珍珠、茶盤酒具，整整擺了一大桌。其中，僅酒杯就有玉杯、水晶杯、瑪瑙杯多種。這些酒杯作工精巧，全是西域名產。諸王看得眼花繚亂羡慕不已。元琛當眾誇耀："西晉石崇，出身武人，還能頭戴雉尾冠，身穿狐皮裘，何況我是大魏天王，能不富有嗎？"送客出門時，元琛對章武王元融說："不恨石崇不見我，只恨我不見石崇！"元融性情貪暴，聽了以後，氣生心中，回到家裡得了病，臥床三日纔起。清河王元懌不慕富貴，以為官清廉聞名，但他家的園林以自然山水見長，京城文人學士定期到他園中詠詩題字，押妓而歌，歡樂方式風格獨具。(景陵，是北魏宣武帝元恪的陵墓。位於長陵南，今洛陽市北郊邙山冢頭村東一裡許。景陵處於邙山之巔，西南去谷水十裡，東南八裡至隋唐東都故城。孝文帝死後，次子元恪於太和二十三年(499年)4月丁巳嗣位，是為世宗宣武帝，先後改元景明、正始、永平、延昌，在位十六年。延昌四年(515年)正月丁巳日崩於式乾殿，年三十三，2月甲午葬景陵。冢頭高聳，登上冢頂，俯視洛陽市容可一覽無餘。)
除了縱容奢移，胡太後還大起佛教建築。當政期間，廣建佛寺，大興佛事。她下令諸州縣各建俘圖，費用或由公出，或由個人捐贈。王公貴族、外戚宦官，竟相佔地建寺，相尚壯麗。太後本人多次向寺院施捨，動以萬計。當時全國寺院三萬餘所，洛陽城內外就有一千三百一十七所。其中，胡太後建立的永寧寺名氣最大。寺中有九級浮塔一座，塔高九十丈；塔頂築有金剎，高十丈，剎頂離地整整一百丈，百裡之外就可望見。塔身裝有金玲一百二十個，夜深風起之時，鈴聲響聞十裡之外。寺中有僧房樓觀一千餘間，都是雕梁粉壁。永寧寺四面各開一門。其中，南門最壯觀；門樓高三十丈，上下三層，望去紫氣生煙。整個寺院輝煌壯麗，堪稱中國寺院之首。西域名僧菩堤達摩首次來洛陽，遠遠望見永寧寺金光四射，贊嘆此寺舉世僅有。從而是北魏京師洛陽佔據了中國歷史上最大最繁華的佛教勝地。一時形成了洛陽城"昭提櫛化，寶塔駢羅，爭寫天上之恣，競摩山中之影"的壯觀美景。(北魏永寧寺遺址：遺址位於今白馬寺東，鄭洛公路之側。永寧寺是北魏時著名的皇家寺院。據北魏楊街之《洛陽伽藍記·永寧寺》記載："永寧寺，熙平元年靈太後胡氏所立也，在宮前間闔門南一裡御道西。"寺內大型建築有九層：禾塔一座。《水經注》雲："浮圖下基方十四丈，自金露盤下至地四十九丈。"如取北魏尺折合今27.9厘米計算，49丈當合136.71米。浮圖各塔角懸掛金鐸，上下共計l30鐸。因永寧寺塔甚高，故去京師百裡，已遙望之。永寧寺極盡華麗，殿中有丈八金像一軀，中長金像l0軀，繡珠像3軀，金織成像5軀、玉像2軀，其作工之精，令人叫絕。北魏永熙三年(534)二月，永寧寺塔為火所焚，火經三月不滅。近年來，考古人員對永寧寺塔基遺址進行了勘探發掘，得知：木塔原是建在一座約百米見方的夯土基礎上，木塔的塔基呈正方形，長和寬各為38.2米，殘高2.2米，內有夯土，四壁以青石鑲包。在發掘過程中，還清理出土了許多北魏時期的泥塑像和彩塑像，它們是研究北魏造型藝術的珍貴實物。)
北魏時期，特別遷洛40餘年，朝廷"修復皇宗之學，開闢四門之教"(《魏書·高祖紀》)，即在魏晉基礎上，設立國子學、太學、四門小學，大興教化，培養合格人纔。在漢魏晉卓越成就的基礎上，科技、文化、藝術成就斐然。特別是幾大名著和龍門石窟的雕塑及其書法藝術，對後世影響頗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