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繁忙，也壓抑不住年輕社工快樂的心。
雖然和年長居民有代溝，但社工們用自己的專業技巧來完成溝通。
年輕社工的到來，彌補了“居委會大媽”的不足。
繁重的工作中，社工們經常在外面隨便買點午飯吃。
東北網12月5日訊 他們拿著千元左右的工資，敲開成百上千居民的家門為他們服務。
他們多是“85後”，經常做的工作則是為“58前”做心理輔導。
看到“服務員月薪2300元”的廣告，他們會失落一陣。看到自己舉手投足間就能幫到別人，為社會進步、和諧作點貢獻，他們會開心很久。
雖然人們已經認識到現代社會工作者有別於城市居委會中的大媽們所提供的那種社會服務，但是這個被稱為“社會工程師”的全新職業至今還徘徊在傳統框架與現實需求之間。
可社會變革的浪潮已將社工這個職業推到千家萬戶面前，他們辛苦摸索的現實意義就很明晰了。
千元工資背後的支橕
租著每月140元的床位，拿著856元的工資，趙銳每個月中和月底都要算一下，怎樣花纔不超支。他們都有掙更多工資的機會，但覺得社工工作接觸的纔是社會本真的一面。
現在，趙銳作為社區工作者大學生僱員在龍泰社區工作整一年了，親歷了這個“新鮮崗位”的酸甜苦辣。1987年出生的她，回顧一年來的經歷，眼泛淚光時卻臉帶微笑。
趙銳在龍泰社區做社保員，這是一個公益性崗位。去年，在哈市社區居委會換屆時，哈師大數學系畢業的她通過省人事廳網站報名考取了這個崗位。雖然當時她與許多人一樣對這個崗位知之不多，但競爭的人不少，報名和錄取比例達到1400：130。考試的內容是行政能力測試，與考公務員差不多。
一年來，新鮮與失落，磨煉與成長時刻伴隨。她與所有初入社會的年輕人一樣，需要不停地調適心理，以面對各種難題。對趙銳來說，一年來“經濟問題”雖然讓她掛心，但也初步了解了作為社會工作者一分子———社區工作者的含義。
“現在的工資是每月856元。”這三位數趙銳張口就來，因為每個月月中和月底，她都要仔細規劃一下開銷：“畢業了就不能再管家裡要錢了。工資挺低的，必須有計劃地花。”
這些錢主要花在吃住行上———趙銳家在巴彥，現在在道裡租了一個床位，而且是同一房間中最便宜的。她每天早6時50分起床，早餐車出售的早餐“吃得夠夠的了”。現在有時候吃，有時候不吃。乘坐14路公交車於8時30分到達龍泰社區開始工作。17時下班後，隨便買點飯吃，就回到租住的床位上看書。周六、周日有時候做點促銷類的兼職。但她覺得所做的工作很有意義。
和趙銳相比，2009年應聘的社工蔣維謙的工資稍高一些。基本工資1500元，扣除各類保險後，實發到手是1300多元。當記者考慮怎樣措詞問一下他經濟是否拮據時，開朗爽快的蔣維謙說：“我知道你想問什麼，人不能只靠精神食糧活著。我管的片區內有一個商家招聘服務員，月薪是2300元。這兩個職位的工資差距是多少？”
蔣維謙是1985年生人，畢業於黑龍江中醫藥大學藥物制劑專業，經過筆試、面試和計算機考試三輪篩選後，於2009年6月12日成為哈市第一批社區工作者大學生僱員。此前蔣維謙做過醫藥代表，收入也是現在的好幾倍。但他“很反感做醫藥代表時虛偽地對待別人。現在的工作雖然很忙、工資不高，但不反感。因為所做的事兒都是積極的”。和他同樣有過做銷售、拿過高收入的社工叢曉薇也說：“做銷售時‘沒有真正的朋友，只有永恆的利益’，而現在伸出手就能幫到別人。現在接觸到的，纔是社會本真的一面。”
年輕社工的韌性
“社區是國家的細胞，社區穩定，國家纔能穩定。”“85後”的他們能為居民撮糞便，也能做心理調解員。“不怕了”、“我忍了”是社區工作帶給他們的改變。
去年9月，哈爾濱學院畢業的於洋通過考試，成為了龍泰社區副主任。於洋梳著馬尾辮、齊劉海，穿著白色羽絨服、梅粉色長褲，渾身洋溢著青春的氣息。榮市街道辦事處黨辦主任王俊明“爆料”———每天下班時，於洋還給爸爸打電話：“爸爸，你來接我下班。”
“在社區是大人，在家是孩子。”是王俊明給這些年輕社工的評價。
於洋家就在市區，沒有房租的支出，經濟壓力沒那麼大。經過一年多的工作實踐，於洋有了一番看似與她年輕的面容不相符的感受：“社區是國家的細胞，社區穩定，國家纔能穩定，我能為促進社會和諧做點事很開心。”
雖然職務是副主任，但於洋連一個“兵”都沒有。她們社區有5個副主任，都是“光杆司令”。雖然沒有幫手，但擔負的任務都很多。“網格化管理”後，龍泰社區分為7個格，於洋是第2格的格長。包4棟樓、5個院，格裡的治安、衛生、計劃生育、社區服務等她都得管。
於洋入職後，正逢全國人口普查。龍泰社區的曹主任走到哪都帶著她，讓她熟悉社區環境。有半年的時間於洋都在走家串戶地走訪，對社區裡的弱勢群體、刑滿釋放人員等都有了了解。有了這個基礎，工作“上手”就比較快。
於洋最常處理的都是生活中的小問題。龍泰社區范圍內都是沒有物業管理的老居民樓，外來人口多，人口素質也參差不齊。一些外來人口為了省水，甚至在塑料袋裡排便，然後直接扔出去，還有在樓道裡便的。樓道裡有了糞便、死老鼠，居民就往社區打電話，讓社工去收拾。於洋記得第一次去撮死老鼠是在三姓街100—2號的2單元7樓，第一次撮糞便是在106號的5單元。她說：“當時有點害怕和惡心，但後來覺得我可以做。”
清理樓道衛生的事做過多少已經記不清了，當調解員更是日常工作。一次，三姓街112號一個新搬來的住戶拒交衛生費，還罵人，把收衛生費的居民組長張大娘氣哭了，就找來社區曹主任和於洋調解。曹主任勸住戶，於洋勸張大娘：“我在家就跟奶奶好，你就像我奶奶一樣……”勸了一個小時左右，張大娘的情緒平息了，住戶也交了衛生費。
用個把小時勸一個住戶交衛生費，對於洋他們來說已習經為常。在一些社區，社工有很大一部分精力都用在勸交衛生費和協調保潔人員上。一個季度15.3元衛生費，按三姓社區黨支部書記叢曉薇的話講：“物價一直漲，衛生費卻10多年沒漲過。”所以，保潔員特別不好僱，一旦保潔員不乾了，也沒有辦法，社工就得代替保潔員去收垃圾。
蔣維謙剛到社區工作時就兼職乾過保潔員，還做過許多幫居民搬酸菜缸這類的雜活。“我們這批兄弟姐妹都在樓道裡拎過垃圾。逢年過節，保潔員休息時都是我們上。”
對於洋來說，這一年的工作給她的是：“罵人的、吵架的居民找上來也不怕了，能獨當一面了。”對蔣維謙來說是承受力加強了：“許多事兒我都能忍了。”
貢獻和改變
大學生社工的青春活力和工作上的創新及專業服務給社區工作帶來變化，而普通居民的善良及接觸到的各類人群，讓他們既“能揣摩人的心理”，也“淨化心靈”。
蔣維謙能清晰地說出在社區工作的兩年中都接觸過哪幾位上級領導，接觸過幾個精神病患者，接觸過什麼樣的弱勢群體，“各類型的人都見過，處理過他們提出的五花八門的條件。”蔣維謙覺得社區工作特別鍛煉人：“社工接觸的人雜，說話必須站在對方立場揣摩心理，講求技巧。”
蔣維謙覺得自己比以前穩當多了，且能務實。他想用三到五年時間，在這個崗位上好好鍛煉自己、了解社會。而身邊的人也切實感受到他的變化。叢曉薇就覺得，“他與人相處不以自己為中心了，遇到任何事，都不會先說不行，而是先做著試試。獨立工作能力很強。”
對於叢曉薇本人來說，社區工作也帶給她很多之前沒想到的收獲。她說，以前總覺得促進社會和諧、幫助別人這類的話大都是空話，而做了社工後，纔發現真是“予人玫瑰，手留餘香”。一些基層的居民遇到難題，無助下找到社區，社區幫助了他們，他們就會“謝你謝得不行了”。而且這裡能夠更多地幫助弱勢群體。比如經過聯系，社區內某休閑廣場的老總幫扶了社區內的孤兒，讓孤兒有了固定的生活來源。而社工們經常給社區內的孤老、孤兒、智障兒買點物品、做點飯，能感受到自己存在的價值。
叢曉薇曾做過銷售，雖然那時的工資是現在的好幾倍，但她覺得：“沒有真心的朋友，只有長久的利益”，而社區裡沒有利益，卻特別有人情味。她參加社區公務員考試落榜，社區工的幾位大娘打電話安慰她：“沒考上？我覺得你行。”做社區工作讓叢曉薇覺得“淨化心靈”。
東北石油大學畢業的鐵嶺社區團支書陳維薦也認為，雖然來的時候並不知道社工具體做什麼，但現在挺喜歡這個工作的。工作的主要內容就是在居民家走訪、解決問題，特別貼近百姓。而他也切實感覺到社工職業對自己這樣的年輕人的需要。
陳維薦這些新來的社工大學生僱員給社區工作帶來了不小的變化。就連比他們早兩年做社工的叢曉薇也有體會：“青春、有活力，學習能力強、進入角色快。雖然沒有工作經驗，但交給他們做的工作總是會有突破和創新。”
大學生僱員們在社區的檔案整理、信息化管理等方面較有“建樹”。比如改變了社區以往的檔案整理方式，分門別類建冊，並插入圖片、手工畫等，既清晰又加入了自己的創意。而用現代的心理疏導方式幫助居民解決問題，老街道乾部也覺得年輕的社工們比自己乾的出彩兒。
年齡大的社區乾部不擅長操作電腦，大學生僱員們正好可以彌補他們的“短腿”，積極推動“數字化社區”建設。2009年考到遼陽社區的劉金亮現被借調到榮市街道辦。他的工作就是監控並處理街道辦內的城管問題：“數字城管”拍下來的城管問題畫面截圖，會通過網絡轉到社區。劉金亮當班時負責把這些問題分轉到相關單位去處理。有時候一天就要處理六七十條。他需要先電話通知，再核實是否清理完畢。劉金亮對此的感受是：“生活挺充實的。”
更多的社會任務
承擔“上班有點兒，下班沒點兒”的繁重工作，最好有光明的未來做動力。“街道公務員”的招錄讓社區工作者看到了未來。加強社區建設，使更多社工進入公務員和事業編制的工作正在進行中。
社工究竟是做什麼的，工作之前，許多大學生都不清楚。蔣維謙以前對社區工作的認識是“沒事、沒錢”。他記得小時候去居委會辦事，9點半還沒人上班，11點就下班了。叢曉薇他們都認可蔣維謙的觀點，以前以為社區工作比較清閑，“至少上、下班有點”。到社區工作後，纔把他們的這些認識全顛覆了。
劉金亮說，保障體系社會化後，社區工作更寬泛了，現在內容達到40多項。而且，很多工作必須得晚上大部分居民都下班回家以後纔能找到人，社工們都是“上班有點、下班沒點”。“理論上”每個月的工作日是22天，實際工作時間能達到29天，平均每天工作不少於10個小時。很多人工作都乾到過後半夜。去年人口普查時，大家都連續120天沒有一個休息日。
許多社工都想考公務員，在社區工作是為了積累兩年社會經驗。但實際上工作的繁忙，讓他們沒時間看書學習。在今年的社區主任的公務員考試中，叢曉薇就沒考上。周圍的人表示理解，有的社區工作量太大了，叢曉薇有時候一天就要迎接各級檢查三次，按同事的話說：“‘鐵人’也考不上。”而這種現象的產生也是目前社工體系建設中存在的問題之一。
作為一個運用專業方法幫助他人、協調社會關系、解決和預防社會問題、促進社會公正的全新職業。雖然許多人已經認識到社工區別於傳統城市居委會中的大媽們所提供的那種社會服務。但如何使其從社工從原有的職業分類中分離出來，建立更加專業、合理的運行體系，是許多城市都正在探索的問題。目前，國內和我市的一些大專院校都開設了專門培養社會工作的專業，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門也開設了社會工作者職業資格評定工作，我市還開辦了培訓社工的機構。在我市，作為社會工作者建設的組成重要部分，社區工作者的崗位設立及與其他職業的有機銜接機制也正在摸索中，因為不斷變化的社會管理和社會服務需要大量擁有專業知識和技能的社會工作者。
被社工反復提及的我市首次招錄“街道公務員”，是在今年3月。市委組織部從優秀村及社區符合條件的乾部中招錄鄉鎮、街道公務員。這一次招錄在社區工作者大學生僱員中引起強烈的反響，讓他們對未來有了希望。
許多社區工作者大學生僱員都覺得社工做了大量工作，待遇卻不高，難免會有心理失衡時，不利於穩定社工的隊伍。2009年南崗區共聘用了184名大學生做社工，到今年3月，就走了1/6。甚至在去年有一個大學生考到社區後，看到了工作環境，第二天就不來了。此次招錄“街道公務員”讓許多人看到希望。
現在，社區工作越來越受到各級政府的重視，社區所承擔的服務、監督職能也越來越重。劉金亮說，去年南崗區也對社區工作者進行了定向招考，考上的可以轉為事業編，可惜自己沒考上。
不久前，又傳來好消息，我省、哈市將在社區乾部中進一步招錄事業編制的工作人員。社區工作者說：“它像燈塔，給了我們前行的方向，讓我們有目標、有奔頭，我們太需要這種機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