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偽滿驛站印章集。

　　東北網9月3日訊 在“9·18”事變81周年即將到來之際，鶴城驚現由鄭松年歷時兩年收集的偽滿洲國驛站印章集。該印章集客觀、逼真地反映偽滿時期地域風貌和社會形態，既是偽滿洲國的重要史料，又是日本侵華的又一重要罪證。

　　這本印章集，由青色絲綢包裹制成封面、封底，長約166.7厘米、寬約16.7厘米，是可以拉伸的折疊冊頁，上面印有30多枚以“昭和”14年和15年(昭和元年是1926年)以及“明治”紀年的東北三省、內蒙古和山海關等地的印章。

　　從印章集上看，這些印章均是在1940年和1941年兩年時間內加蓋上去的，基本覆蓋了偽滿洲國的全境。這些印章有的是當地的風光，有的是當地的標志性建築，有的是偽滿鐵路線圖，有的是日本關東軍軍人造型，還有日本第一個內閣首相伊藤博文的頭像印章，以及開拓團團民的造型印章等。其中，“齊齊哈爾印章”中表現的是當時北關地區的標志性建築，“富拉爾基印章”中體現的是“紅岸避暑場”，“昂昂溪印章”中是早已損毀的“東正教堂”。還有新京、白城子、鄭家屯、雙城堡、德惠、朝陽川、山海關和紮蘭屯等不同地域的圖案印章。

　　據知情人介紹，這本驛站印章集的收集者鄭松年(字鶴儒)，是在日本人聚居地長大的中國人。他曾長期在偽滿監獄做事，經常押解“犯人”到不同的地方，每到一地要加蓋一枚當地驛站的印章，最終結集而成。

　　看過此印章集的收藏專家稱，這樣的印章集在國內的收藏界是僅見品，它對研究日本侵華史和偽滿洲國史均有極高的史料價值，且留下諸多未解的謎團。比如，偽滿時期的印章，為什麼不以滿洲國的年號紀年，卻以日本的年號紀年？偽滿洲國的驛站功能是什麼，在日本侵華過程中發揮了怎樣的作用？鄭松年其人，為什麼可以在短短的兩年時間內加蓋如此多的驛站印章？這些都值得收藏界和史學界進一步研究和探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