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網5月5日訊 從平山到松峰山，漸遠了都市，漸遠了家庭。

　　青山腳下方圓365平方公裡、1.4萬村民，王影赤腳埋進黑色的泥土，默默堅守了25年，從民警到所長，從客人到親人。

戰友胸前的白花寄托哀思。

　　失語、半身麻痺再到昏迷的彌留之際，那些殘存的記憶與最終的骨灰，一起留在了青蔥的山莊。在那裡，村民同樣死死地守護著與他吃住在一起的每一寸時光，就像他從來都沒離開過一樣——個曾脫了警服跟村民一起扛著日頭乾農活，那個曾蹲在玉米地裡“嘎巴溜脆”幫老村民拉過架，那個曾牽起失去雙親小女孩的手去買新衣服，還曾握緊槍死命糾纏逃犯的松峰山派出所所長，那個所有人記憶裡正直、善良、內向、細膩，又偶爾帶著點兒小幽默的王影，最終被疼痛徹底折磨成了一個“愛哭的孩子”。

悲痛中的王影妻子和兒子。

　　4月17日，王影病情再度惡化被送往哈醫大一院。在他45歲生命的最後15天裡，妻子依然咬緊了牙關，隱瞞了他肝移植、肺轉移與腦出血的“死刑”事實。這使他始終提著一口氣，心裡殘存著絲絲僥幸與希望。在最後一次進入重癥監護室之前，他還給好幾個村民打電話：“哎，等我好了，一准兒把你那事兒給辦了，甭急……”

　　在突然失語與右半身麻痺後，他的生命開始進入倒計時。他一心想趕快出院給大家辦事，沮喪地問：“我的病怎麼就治不好了？”後來，他用左手吃力地寫下歪歪扭扭的幾句話：“你媽不容易，你媽保重，對你媽好點，感謝領導。”再後來，他給兒子寫下最後一封信，只有“好好學習，好好工作”8個字。再後來，他再也沒了力氣，給父親只留下兩個字：“好……活……”

　　那沒有告別的追悼會

　　關鳳英蓬頭垢面地面對蜂擁而至的鏡頭與話筒，哭了笑，笑了又哭。就在轉身奔向告別廳那一刻，她突然停下腳步，回過頭，對著不遠處整整齊齊的民警隊伍站定，咬住嘴脣，鞠了三個躬。

　　彌留之際，妻子李艷玲始終緊緊握住王影的手。丈夫的手冰涼冰涼，微微發抖。“他不夠堅強，是真的害怕了，太害怕倒下，害怕再也不能回到松峰山……後來意識慢慢模糊了，眼睛還緊緊盯著窗外……”

　　2000餘名群眾自發從四面八方早早趕來，拉著一道道布滿哀思的橫幅，在微冷的晨風裡站了足足兩個小時。幾乎所有人都紅著眼圈，自稱“我是他的朋友”。他們終於在那張黑白色的相片中再次見到了他：依然是那身威武的警服，皮膚曬得黝黑，帶著微笑，眼睛亮亮的。

　　他其實比同齡人看起來更蒼老。兩年前，與他們每天生活在一起的“老所長”王影突然得了肝癌，換肝一年後，病情惡化得比想象更快。“我知道他一直很疼，但他跟我們總是笑呵呵的。”就在一個月前，55歲的范金山還接到了王影打來的電話。“咳嗽得特別厲害，但是語氣可輕松了，還說要給我辦事呢，一轉眼人咋就沒了呢……”他突然哽咽了，“你可以挨家挨戶問問這松峰山鎮和平山縣的村民，哪一個沒受過王所幫助？該他幫的，不該他事兒的，他都乾了……我們今天早上三點多起來的，打車跑了一個半小時路過來了……不是為了告別的，就當是長時間沒見了，過來看看他……哪是啥所長啊，就是家裡人啊……”

　　失去右臂的殘疾人關鳳英，認識王影已經7年了。在王影的幫助下，她由一個沒有文化、四處打零工的無業游民，變成一個努力生活、開朗講理的農村婦女。3日晚，她提前住進了阿城區殯儀館附近的旅館。“我老媽沒的那年，我的頭皮就老是癢。這幾天頭皮又癢了，我害怕死了，2號晚上馬上給王哥打電話，結果是別的民警接的，王哥已經走了……”在深夜整整一個小時與記者斷斷續續的回憶裡，關鳳英的嗓子已經徹底啞了，她反復訴說著一個月前最後一次見到王影的情景：“人已經瘦得不行了，開始說話還挺平靜，後來就突然跟我說，以後有啥事別急眼，找領導好好說，一定能給解決的。他還跟我說，等他過兩天好了，一定給我姑娘找工作……”看著王影高高腫起的雙腿，關鳳英一下子哭了，怕王影看見，轉身就走。王影突然叫住了她，對她說了句：“以後有啥困難，就去找派出所，我一直在……”

　　她用力仰起頭，仰起盛滿淚水的紅腫雙眼。

　　記者跟隨王影的親人，將骨灰一路從殯儀館送往平山。“我們不是來告別的。”在必經之路沿途守候的村民們哽咽了，“我們就是來看看他，跟他說一聲，大家伙兒始終跟這兒記著他呢，記一輩子……”

　　回不去的家回得去的青山

　　2011年末，李艷玲帶著剛剛換肝的丈夫去了三亞。她把那看做是一場蜜月旅行，因為結婚20年來，丈夫與自己在一起的日子，遠遠不及兩年的生病期間。那時，王影仿佛大病初愈，歡喜統統寫在臉上，准備一回家就去上班。而每天忙著改病歷、隱瞞病情、強顏歡笑的妻子卻整日如坐針氈。“有一天半夜，我醒來突然發現他不見了，後來看到他一個人坐在陽臺看景色。他其實是咳嗽得特別厲害，怕影響我睡覺。可是我當時嚇壞了，以為他發現自己的病，想不開……”

　　李艷玲的內心越來越強大。她是下崗職工，肯吃苦，丈夫忙於工作，幾乎相當於她一個人多年帶著孩子生活，承擔起照顧老人與兒子全部的家庭重任。而每次丈夫一回家，她就很害怕他接電話。無論丈夫身在哪裡，她的心裡永遠長滿了草。

　　王影越來越難以自控得大哭，每次見到前來看望自己的領導或是同事，便會用力拍著喉嚨，拼命想要發出聲音。他突然變得懷舊，想村裡的事，想當兵的生活，也想家事……村民每天給她打電話詢問王影的病情，後來村民都不敢來了，因為每一次王影見到他們，都會皺著臉，像孩子一樣哭上很久很久。

民警送別老所長。

　　在生命倒計時的10天裡，王影幾乎24小時在全身劇烈的疼痛中煎熬。他甚至有些絕望了，嗚咽著拉住李艷玲的手，求妻子幫自己按摩。那雙幾個月前還曾溫暖寬厚的雙手，為她勾畫過未來新房的圖紙，甚至窗簾的顏色。她還曾握著那雙手暗暗念著：“讓他熬得再久一點兒吧，讓他能住進新房子……”而如今，晝夜陪伴在病床前的李艷玲，成了王影漸漸模糊的記憶中唯一的家。

　　5月2日晚20時50分左右，王影的身體漸漸變涼，眼睛睜著，嘴巴張開。李艷玲再次握住那雙殘存餘溫的手：“放心吧，我會照顧好孩子和老人，照顧好家……”20時58分，王影慢慢合上了眼睛和嘴。

　　李艷玲在當晚回到了空蕩蕩、冰冷冷的家。丈夫的獎狀、證書、照片還在，他的人生絕大部分時間，還是留給了工作，留給了青山腳下。

　　2000年，王影還是平山一名普通民警時，曾親手將母親的骨灰安葬在他最喜歡的平山縣紅豆杉山半山腰。“他是長子，說母親應該和他在一起，在家裡。”王影的妹妹沈默許久，對記者說，“這兒對他來說，跟家一樣。”

　　松峰山派出所包括王影在內，常年只有5名民警。80後王世傑是年齡最小的。他還清楚記得6年前王影興奮地把他和另一名年輕同事從阿城區接到松峰山鎮的情景。“因為父輩的關系，我以前一直叫他叔。那天他跟我說，以後你就叫我‘哥’，一個戰壕的戰友，要親如兄弟。”

　　工作不久後，趕上一起系列盜竊案。王影當時只在松峰山的一個監控視頻裡見到了做案人車輛模糊的一個影子，結果在案子放了7個月後，他還是把賊抓住了。“當時我們都說這簡直就是奇跡，他辦案紮實，其實就是死磕。他說要是不把賊抓到，沒法給松峰山老百姓一個交代。”

　　“脫了警服，他就是個農民。”這是王影的同事、阿城區公安局政治處常務副主任趙遠峰對他的評價。“他太會跟農民打交道了。鄰裡間兩句話不投機動手的不少見。王影一去就樂呵呵地說：‘老李，今兒又誰把你惹了，怎麼跟對門打起來了，遠親不如近鄰，近鄰不如對門，都一起生活了這麼久，你咋好意思？’幾句逗樂兒話，大家立刻就消氣，說：‘大所長都說話了，俺還計較個啥……’”

　　王世傑跟王影一個班組，幾乎365天每天與他在一起。“一般民警不太會專門研究法律，但是他一有空就會看很多關於法律的書，然後就翻譯成大白話跟村民嘮，百姓都發自內心地敬重他……”王世傑說。

　　昨天的追悼會與骨灰安葬的整個過程中，一個瘦小的小女孩始終緊緊跟在李艷玲的左手邊，與右手邊的兒子王子赫一起，像一家人一樣。小女孩兒叫孟繁茹，是王影生前與李艷玲待如親子女的幫扶對象中的一個。整整10年，王影始終照顧著她的全部學習與生活，送她的小熊貓玩偶是這個失去雙親的女孩兒人生中的第一件禮物。而小熊貓，還有一件件嶄新未穿的衣服，都始終被孟繁茹小心珍藏著。“它們是我的禮物，王叔王嬸給我的，我捨不得用……”

　　如雜草般生存的自卑女孩，在王影父親般的關懷下，變得堅強、樂觀、驕傲。在她眼裡，他早已成了慈祥的父親。

　　王世傑很快在當地成了家。王影跑前跑後幫他張羅房子，像個父親一樣，顯得特別興奮。在這片遠離城市的青山腳下，他已經默默守住了25年的寂寞。“在我們這麼個偏僻的地方，他成了全國一級英模、十八大代表和全國先進工作者……那是因為他內心裡煎熬了太多東西……”王世傑偷偷抹了把眼淚，對記者說，“我會繼續留在這裡的，他讓這裡的所有人心懷使命感。”

　　在李艷玲眼中，王影穿上警服的模樣永遠是最好看的。“這麼多年了，再也看不見他那身衣服了……想想也不難過，兒子馬上就要穿上了。”

　　她知道，王影曾經做過、還未做完的事情，已經有人繼續做下去了。

　　“別看警察少，咱鎮上家家夜不閉戶，沒人打仗，沒人告狀，小偷更沒有。”關鳳英說，“人家說小偷不敢上松峰山，都是因為怕王影。他身上那身警服，那是咱百姓的小棉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