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網9月2日訊 去年底，通過層層考試，448名大學生成為具有事業編制的環衛工。每天，凌晨出門，掄起掃帚，傍晚收工。大學生與環衛工、學歷與職業聯系在一起，讓他們不得不卷入巨大的爭論中。經過半年的沈淀，在理想與現實的對撞和磨合中，他們是被職業塑造還是在重描職業符號？1000多元的工資與辛勞的工作之間，他們打算堅守還是尋機離去？日前，記者與5名大學生環衛工面對面，聽他們心底的聲音。
許鑫28歲
院校：哈爾濱商業大學
專業：食品(碩士)
現職：清掃保潔員
問題1：工作後，遇到最難的事兒是什麼？
許鑫：年初一家外地媒體的文章裡，化名王洋的研究生環衛工說：死也要死在編制裡。這次招聘的400多人中有7個研究生，文章中的王洋應該就是我，但我從來沒說過這句話，太扯了。
紀宇：心理關特別難過！我學的英語，專業八級，在青島當過兩年老師，從老師變成掃街的，而且這麼辛苦，很長時間都轉不過勁兒來。總想，我的選擇是不是錯了？但時間是最好的“解藥”，半年了，也發現了樂趣，心理上完全接受了這份工作。
周樹理：消除別人的誤解！從招考到現在，外界對我們有許多微詞。我想說，去年冬天清雪到夏天保潔，許多人沒休息過一天，非常認真、辛苦的在工作。前半年見習期，沒有工資，要靠家裡給錢來維持生活，8月份，剛發了上班以來的第一次工資，1900元，扣完社會保險等費用，剩1300元。不少外地大學生要租房，除去房租，只有幾百元的生活費，我們沒有特殊優待。
許鑫：起床！生活習慣完全顛覆。每天凌晨3點上班，晚上5點下班，趕上夜間保潔，晚上10點纔下班。第一天上班就差點遲到。
紀宇26歲
院校：大慶師范學院
專業：英語
現職：清掃保潔員
問題2：什麼事情讓你感覺最尷尬？
許鑫：碰見熟人會很尷尬。有一次，遇到高中同學，他問我：“你咋乾這個了？”這話讓我心裡不太舒服，就說：“考上了，就來了。”沒想到，他一句話把我逗樂了：“我也考了，沒考上。”
紀宇：回答路人的問題和與老環衛工相處。可能是我們年輕些，在街上容易被認出來，很多路人問過我“乾啥都比這強，大學不白念了嗎？”比這更難的問題多得是，我覺得他們沒有惡意，也沒有拿我們來消遣，但總覺得挺尷尬的，我通常是笑一笑不回答。
老環衛工很羡慕我們，他們中一些人乾了30多年都沒有編制，我們一來就有了編制，一開始很尷尬，就怕說錯啥話，後來相處久了，發現他們都很朴實，沒那麼復雜。
常中青27歲
院校：重慶工業職業技院
專業：汽修
現職：汽車維修工
問題3：想沒想過換個工作？
常中青：沒想過。我們當中，有兩個人不久前考上了省公務員，除此之外，沒人離開。我不認為離開或者換工作就意味著不堅定，不靠譜，現在選擇離開和當初選擇報考一樣，都是個人的職業追求，沒有對與錯之分。
紀宇：有過。半年來，家人總勸我別乾了，回家(同江市)當老師，還說，英語專業八級，就算不當老師也有別的工作機會，但我想留在大城市，不想回去。我男朋友在青島上班，來哈爾濱看過我幾次，每次都很心疼，也很不理解，說實話，為了感情能繼續下去，我想過換工作。
王一霖：以前有過不想乾的想法。有一次，胃腸感冒，上吐下瀉，但我們組保潔范圍大，人員有限，不好意思請假，就堅持上班。看我病成這樣，隊友給我弄來熱水，還買了藥，分擔了我的作業任務，把我送回家。叔叔阿姨知道我是大學生，怕我吃不了辛苦，總是幫我乾一些活，我很感動，打消了換工作的念頭，希望自己堅持到底。
周樹理27歲
院校：牡丹江農經職院
專業：制藥
現職：環衛車輛駕駛員
問題4：工作中專業用得上嗎？
紀宇：去年冬天，在經緯街，一位哈工大的外籍老師看到我在掃大街，覺得有趣，就用手機拍，還用英語和我打招呼。我用英語和他聊了一會，他很驚訝，沒想到環衛工的英語這麼好。
思考問題習慣與工作關系更密切。比如，經緯街上的果皮箱擺放，老環衛工不會注意擺放的距離問題，不會想到擺放點位與行人流量的關系，怎樣放利用效率最大，我計算過，事實證明，這樣纔更合理，而不是所有果皮箱距離都一樣。
王一霖：我在新陽路中段保潔，家就在附近，在這裡生活了20多年。但工作後，我覺得重新認識了自己生活的環境。現在，我清楚地知道，那段街路一共有146個隔離帶、40個花壇綠地，保潔一圈要走45分鍾，會撿60個左右的煙頭。我會根據數字統計和沿街商鋪類型，給小組的環衛工分配任務，效率提高很多。
王一霖25歲
院校：東北林業大學
專業：動物醫學
現職：清掃保潔員
問題5未來有怎樣的打算？
王一霖：習慣了體力勞動，大腦用的就少了，我還是想要學些東西，增加自己的閱讀量，否則，會和社會脫節，只會掃街了。
紀宇：學習怎樣表達纔能令人信服。我在嘗試與大排檔溝通，我會把垃圾袋送給商販，讓他們自覺將垃圾裝成袋，減小我們不少工作量。我還在想，如何讓機械更好地與人配合，打算學駕駛大型作業車，已經報名。
許鑫：垃圾分類肯定要推行，我學食品專業，將來肯定能派上用場。希望工作中會有更大發展空間。
記者手記
去年底到今年初，“大學生環衛工”話題被炒得不亦樂乎，半年後，記者與5位大學生環衛工聊天時明顯感覺到，其實，這只是一次外熱內冷的爭論：外界在做加法，“一份工作，一份穩定工作，一份有事業編制的穩定工作”；他們在做減法，這就是“一份工作”。
記者沒想到，他們會清楚地統計出，負責路段有多少隔離帶、花壇綠地，能撿多少根煙頭，也會考慮果皮箱如何擺放。看似簡單的工作，他們投入了極大熱情，不僅是做好“分內事”，還計算著如何更有效率，更有意思。
聊天時，王一霖兩次流淚，一次是講述初到崗位時的辛苦，一次是生病後同事的照顧，現在她已經是乾練的小組長，指揮著年長她二三十歲的叔叔阿姨。5個人留給記者一個共同的印象——不遮掩的真實，不懈怠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