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宿在廣州火車東站的沈伯。

　　沈伯今年54歲,來自哈爾濱，在廣州火車東站以幫旅客拉行李為生。為了省錢,他乾脆睡在東站。沈伯說,女兒是1984年出生的,一年前,她提出想讀研,學費一年要2萬多元,“我就說不管我這邊生活多辛苦,每個月固定給你寄2000元”。(12月23日《新快報》)

　　作為弱勢群體生存生態的一個縮影，“露宿街頭供女兒讀研”既讓我們見識了普通勞動者的艱辛和無奈，也見識到了一位父親的責任和擔當。不論父母自身的境遇如何，他們總是想方設法讓子女過上更好的生活。作為寒門子弟人生突破和向上社會流動的重要路徑，讀研顯然承載著女兒和父母的厚重期望。

　　不論是“父母掃雪送行”，還是“拼命為孩子湊錢買房”，抑或“暴走曠工”步行7個多小時的路程回家照顧妻兒，即使在社會轉型時期，家庭觀念依然在人們心中佔據相當的分量。以“父母心”為核心的家庭故事，一次又一次擊中人們心中的愛與痛——為了讓女兒安心求學，父親選擇了風餐露宿；如果脫離了愛與關心，父親怎麼會如此地付出和犧牲？

　　“父母心”有兩種含義，一個是感情上的，一個是道德上的。毫無疑問，父母對孩子的無私行為極大地體現了父母的愛；然而，父母也處在一種特定的道德壓力之下。在中國特有的人格建構模式下，稱職的父母會幫助子女完成諸如求學、就業、婚嫁等人生大事，不然就會覺得有所虧欠。可是，“露宿街頭供女兒讀研”顯然超越了為人父母的道德義務和情感責任。

　　著名學者易中天在評價鄉村教師的時候，曾說了一段意味深長的話。“人們把老師比喻成蠟燭，燃燒自己照亮別人，我完全不贊同。照亮別人的同時為什麼要毀掉自己，就不能不毀掉自己嗎？”一個旨在讓“勞動更有價值，勞動者更有尊嚴”的社會，不能將普通勞動者捧上道德高地，卻忽視他們的生存困境。如果沈伯在市場經濟中的機會和待遇能提高一些，他又怎麼會如此悲情。

　　父母關愛孩子，一定要以如此悲苦的方式？在物價上漲、教育成本攀昇的時代背景下，“上學貴”已經成為不爭的現實。只不過，在讀研究生早已成年，不能將求學費用全部轉嫁給父母。很多研究生通過參與科研項目、做家教、兼職等方式來賺取學費和生活費，少數人讀研甚至沒有用父母一分錢。就此而言，“露宿街頭供女兒讀研”也是某種程度上的“變相啃老”，女兒也需要反思和改進。

　　關心普通勞動者的生存生態，對父母與子女權利與義務關系進行觀念更新，提高弱勢群體的市場境遇；只有內外結合， “露宿街頭供女兒讀研”的民生痛點和教育悲情纔會逐漸減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