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報2月19日訊

　　民國時飯店就有『代金券』

　　收藏者：鄭樹國

　　時間：上世紀20年代

　　藏品：席票

　　席票，又稱席券，是舊時大飯店發售的宴席禮券。這張1928年的五芳齋席票，是首次發現的哈爾濱民國時期大飯店的席票，非常珍貴，是哈爾濱民國飲食業的見證。

　　據收藏者鄭樹國介紹，五芳齋席票為單面紅紙印金，長方形，尺寸24×12.5cm。票面上方為五芳齋商標，這也是首次發現的哈爾濱民國時期飯店的商標。下方為飯店字號『五芳齋南菜館』。右側為『佳制南北大菜各種應時點心掛爐豬鴨』，顯示五芳齋雖是南菜館，卻經營南北大菜，並有掛爐烤乳豬和烤鴨。左側為『開設道裡中國十三道街路南。中華民國拾七年柒月初一日。』下方為『憑票支席不准兌換』。席票中間內容為『憑票發翅席一桌，共計洋貳拾肆元正(哈大洋24元)』。

　　民國時期大飯店經營的酒席一般分為四等，按等級依次為全席、燕菜席、翅子席、海參席。這張五芳齋席票為翅子席，價值哈大洋24元。五芳齋是哈爾濱民國時期著名的南菜館，地址在中國十三道街14號，創辦人張飴慶,店員最多時有近20人，資本金7500元(偽滿幣)，偽滿工商登記六等三級，名菜有紅燒甲魚、蝴蝶燴鱔、紹酒醬鴨、鴨頭、鴨舌等。

　　關於其開業時間有兩種記載。1937年《哈爾濱商工名錄》中為『民國十六年』，即1927年；《哈爾濱公報》1935年4月30日『五芳齋』廣告稱『本號開幕業經七年』，則為1928年。

　　　逢年過節拿糧證領『年貨』

　　　收藏者：宋興文

　　　時間：1954-1993年

　　藏品：糧證、糧票

　　從上世紀50年代全國第一套糧票正式流通，到1993年糧油商品實現敞開供應、糧票正式被廢止，作為中國長達近40年『票證經濟』典型代表的糧票，在幾代中國人的記憶中留下了無法抹去的深刻烙印。記者輾轉聯系到對糧票頗為了解的知情人，哈爾濱飲食文化史研究者、『哈爾濱美食地圖』主編宋興文。

　　『兒時印象最深的就是每到逢年過節就拿著糧證去領取「年貨」。』宋興文說，以前只有過年的時候纔賣沙子面，並且價格很高，所以兒時排隊買沙子面的情景讓他記憶很深。『所有人像打仗一樣擠成一團，即使快要被擠倒，也會堅持排隊，只為讓家人過年時吃點兒好的。』

　　宋興文向記者展示著他手中的居民糧油供應證。據介紹，1953年11月23日，政務院頒布關於實行糧食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的命令，即糧食統購統銷政策。1954年年初，哈市居民口糧、口油實行定量憑證供應，並對糧食供應品種采取『有啥吃啥』的供應方針。糧食計劃供應量，內部掌握每人每月不突破30市斤，食油每人每月供應不超過1市斤。1955年，實行『職工分購票』和『以戶定量』制度，解決了糧油的重復供應。同年10月1日，發放新購糧證，對居民口糧的供應，全面實行了『以人定量』，市民每人每月平均糧食定量為25.88市斤。

　　宋興文向記者展示著他手中1955年的糧票、1985年1月的哈爾濱市肉票、1990年10月的哈爾濱市副食品券、1991年的0.5斤的哈爾濱市食品票。據資料顯示，1980年，50市斤豆腐渣只需要9角錢。

　　　3毛錢小火車票記錄童年記憶

　　　收藏者：朱俊峰

　　　時間：上世紀80年代

　　　藏品：兒童公園小火車車票

　　對於哈爾濱人來說，兒童公園的小火車無疑是一個永久的回憶，它為很多人單調的兒童時代畫上了閃亮的一筆。

　　近日，記者來到哈市耄耋老人朱俊峰的家中，他向記者展示了自己收藏的一張兒童公園小火車的火車票。據朱老回憶，當時去兒童公園觀看小火車的人特別多，坐車的人卻不是很多，對孩子們來說，能坐上小火車是夢寐以求的事情。上世紀80年代，他曾帶著孩子坐上小火車，每張票價3毛錢。『車廂裡播放著少年先鋒隊隊歌，坐在軟軟的座椅上，聽著小火車有節奏的?嚓?嚓聲，非常愜意。』

　　據介紹，兒童公園原來是中東鐵路苗圃，建於1925年。日偽投降後，由『中國長春鐵路局』接收，稱為『鐵路花園』。1953年哈爾濱市人民政府接管後改稱『南崗公園』。1956年，哈爾濱組織修建全國第一條兒童鐵路，同年5月17日兒童鐵路正式開工，將『南崗公園』改為『兒童公園』。

　　1956年6月1日，兒童鐵路正式通車。那時小火車設的兩個站點，並不是現在的北京站和哈爾濱站，而是北京站和莫斯科站，建築面積為300平方米。當時小火車的車體由三節小車廂和一節瞭望式車廂組成。從站長、列車長、乘警、司機、列車員到廣播員、售票員、檢票員、巡道員、道口管理員等14個工種全部由270名十三四歲的孩子組成，那時候孩子們身著特制的鐵路小制服，帶著紅領巾，英姿勃勃地自行管理兒童鐵路的運行和服務。

　　一本『房證』見證冰城人居所變遷

　　收藏者：王煥堤

　　時間：上世紀80年代

　　藏品：公有房屋承租證

　　王煥堤向記者展示了一本上世紀80年代的公有房屋承租證。據悉，當時的房屋多數都是公有的。在供租用的公有房產中又分兩大類，一類是由各級房地局管理的，房地局的基層單位叫房管所，房管所則歸分社管，那時的分社可能就是現在的街道辦事處。居民只能取得承租權。王煥堤說：『上世紀50年代，取得租賃權不是什麼太大的事兒，城市人口不像現在這麼多，上世紀50年代初，我與母親在我出生地——大安街87號院內住時，因鄰裡糾紛，放棄了在那裡的租賃權，借住在地段街111號二樓姐姐家。當時，我姐家租住的是一間24平方米的住房，老少三輩擠在一起。』

　　到上世紀60年代，城市人口陡增，各家各戶的居住面積開始不足，但房管部門可租用的房源有限，各家各戶只好自己想辦法，房子舉架高的搭上了吊鋪，廚房、門斗、衛生間也改成了住房，還有的把煤棚子砌成了住人的房間。

　　由於住房緊張，上世紀70年代初，有實力的大單位開始加蓋職工宿捨。上世紀50年代，單位的職工宿捨是為單身職工准備的，到上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初就以職工家庭為單位提供宿捨了。這就是第二類——公租房(各單位所有的以職工福利為主要目的的出租房)。這種房屋的分配主要以家庭人口的多少、職工職位和職稱的高低來分配。比如老少三輩就可以得到面積大一些的房子。

　　『那時的房租價格很低，我家居住面積50多平方米，每月租金只有二十幾元。到上世紀90年代房改時，只向單位繳納了兩萬多元，便辦理了產權「易主」，自己成了房主。』王煥堤告訴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