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法院報》刊發稿件《『一增一降一緩』背後的訴源治理『密碼』》，最高法院對黑龍江訴源治理工作給予充分肯定。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國國情決定了我們不能成為『訴訟大國』。2023年以來，黑龍江高院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牢固樹立『抓前端、治未病』『案結事了政通人和』『雙贏多贏共贏』理念，深入調研、系統施策、因地制宜、先行先試，於當年8月出臺了《關於加強全省法院訴源治理工作的意見(試行)》，構建出具有龍江法院特色的『四化四解四到位』訴源治理新格局。經過一年實踐，2023年全省法院總收案、民事一審收案實現雙下降，降幅均居全國法院首位。

　　2024年，黑龍江高院充分發揮數智賦能作用，研發上線『龍法和』雲法庭解紛系統，全面暢通人民群眾訴求表達渠道，實現一『鍵』就到，『碼』上就辦，讓司法服務觸手可及。落實調解指導法定職責，實現指導調解常態化。建設全省法院訴源治理指揮管理平臺，有效監管全省法院各項舉措落實，為科學評價法院參與訴源治理提供數據支橕，實現全省法院訴源治理工作可視化、數字化。

　　全省法院將持續做好『四化四解四到位』解紛體系構建的再鞏固、再深化、再提昇，不斷提質增效，促進實質解紛，服務保障社會治理現代化。

　　『一增一降一緩』背後的訴源治理『密碼』

　　下面的數據，會讓關注法院工作的您，眼前一亮：

　　全國7個省(區、市)訴至法院民事行政糾紛總量出現下降；

　　全國26個省(區、市)訴前調解成功量同比上昇，15個省(區、市)民事行政一審收案量出現下降；

　　全國平均萬人起訴率增速明顯放緩。

　　這是來自最高人民法院對2024年前5個月全國法院收案情況的統計數據。

　　那麼，是哪些因素對『收案量下降』『起訴率增速放緩』產生了實質性影響和貢獻？

　　數據呈『一增一降一緩』

　　來自最高人民法院審判管理辦公室的統計數據顯示，2024年1至5月，全國各級法院受理訴至法院的民事行政糾紛12494633件，同比增長4.77%，較之2023年同期17.35%的增幅，下降12.58個百分點。其中，經訴前分流調解成功4776842件，同比增長12.95%，實際進入訴訟程序的民事行政案件7717791件，同比增長0.27%，較之2023年同期11.31%的增幅，下降11.04個百分點。全國平均萬人起訴率88.63件/萬人，同比增長4.76%，較之2023年同期17.35%的增幅下降12.59個百分點，增速明顯放緩，呈現出訴前調解量增長、訴訟案件量增幅下降、萬人起訴率增速放緩『一增一降一緩』的態勢。

　　數據就像身處前沿的『哨兵』，它總是敏感而超前地帶來新的訊息。當數據接收者——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領導和工作人員洞察到『案件量』數據的明顯變化時，他們立即著手，努力探尋數據變化背後蘊含的訴源治理『密碼』。

　　立案庭訴訟服務中心建設指導辦公室承辦這次調研。主任徐德芳布置了調研方案，他們沒有具體選點，而是將全國法院都納入了調研范圍，一視同仁、不遺不漏。

　　調研首先發現，廣東、黑龍江、海南、陝西、上海、吉林、廣西7個省(區、市)訴至法院的民事行政糾紛總量出現下降。其中，廣東降幅最大，達23%，黑龍江、海南、陝西、上海4地降幅超過15%，河北、湖北、遼寧、寧夏、江西5個省(區)訴至法院的民事行政糾紛總量雖有上昇，但增幅在4%以內，表明大量矛盾糾紛預防化解在進入法院大門之前。

　　繼而發現，全國26個地區訴前調解成功量同比上昇，15個地區進入訴訟程序的民事行政案件量出現下降。這表明，訴至法院糾紛中有四成左右在立案前通過訴前調解方式實質解決，促使全國五成法院民事行政訴訟案件量實現下降。

　　其中，調研收集訴前調解數據，發現全國法院訴前調解糾紛量、訴前調解成功量、訴前調解成功率、訴前調解成功分流率均實現同比增長。訴前調解案件申請執行率5.63%，遠低於民事裁判59.38%的申請執行率，這表明94.17%的訴前調解案件得到自動履行，未進入執行程序。

　　調研又收集收案量數據，發現全國15個省(區、市)民事行政一審收案量出現下降，海南降幅最大，達41%，陝西、黑龍江、上海、青海、廣東等5個地區降幅也超過10%。

　　將這兩類數據綜合起來看，表明大量矛盾糾紛通過立案前委派人民調解、行政調解、行業性專業性調解實質解決在訴訟前端。

　　糾紛總量緣何有所下降？

　　糾紛量和案件量均下降較大的黑龍江、陝西、廣東、上海、海南、安徽、貴州等地，他們做了哪些特別的工作和努力呢？

　　調研發現，這些省份的訴源治理工作，都得到了當地黨委高度重視和有力推動。

　　廣東省委從更高層次推進訴源治理。省委將訴源治理工作納入工作部署，省委政法委印發基層社會治理工作體系建設的指導意見，促使廣東全省90%以上法院案件量出現下降。貴州省委將『一體化推進訴源治理執源治理』寫入決議，省委平安辦成立訴源治理工作領導小組，《貴州省矛盾糾紛多元化解條例》頒布施行。

　　安徽宿州訴至法院糾紛總量下降16.84%，得益於宿州市委政法委開展『三源共治』(訴源、訪源、警源)工作，法院對於適宜基層治理單位和相關部門化解的矛盾糾紛，報送同級社會治理指揮部後轉相應部門處理。廣西柳州訴至法院糾紛量同比下降24%，主要源於市委政法委創新分級化解機制，即矛盾糾紛在村社區至少調解三次、在鎮街道至少調解兩次、在縣區至少調解一次，將大多數矛盾糾紛化解在基層和源頭。

　　這些省份都將萬人起訴率考核，這一基層治理工作的試金石，實實在在地作為促推訴源治理的重要抓手。

　　上海市委政法委推進全市16個區全部將『萬人起訴率』納入法治建設考核和平安建設考核，促推矛盾糾紛預防化解向『黨委領導、多元共治』轉變。黑龍江省高級人民法院積極向省委政法委匯報，推動將『萬人起訴率』納入平安龍江建設季調度指標。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主動匯報，省委政法委把萬人起訴率納入平安廣東指數體系，並將分值增加到2分。陝西省高級人民法院參與制發本地區平安建設考核相關指標計分規則，設置『加強萬人起訴率』指標運用等考核內容，更加突出黨委牽頭作用。

　　這些省份的高級人民法院，都形成了促推訴源治理鮮明導向和制度保障。

　　黑龍江高院出臺《關於加強全省法院訴源治理工作的意見(試行)》；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印發《關於全省法院加強能動履職助推訴源治理的通知》；陝西高院制發《關於向黨委政法委報送訴情信息工作的通知》；吉林省高級人民法院推動全省將『新收案件下降情況』作為每月數據分析和每兩個月數據會商重要內容之一；廣東高院在全省法院『一降兩昇三優化』中把『訴訟案件增幅』列入『前端治理能力』評價核心指標，形成各部門合力推動訴源治理良好導向。

　　『實踐證明，凡是黨委重視的地區，訴源治理成效往往較好，進入法院的糾紛量明顯下降。』人民法院矛盾糾紛綜合治理研究基地常務副主任、北京師范大學副教授唐璨分析認為，有關地方發揮了黨委、政法委全局謀劃、統籌資源、問題聯治的優勢，推進更多法治力量向引導和疏導端發力。

　　對於萬人起訴率考核指揮棒得到有效運用的問題，唐璨認為，萬人起訴率考核是促推訴源治理的重要抓手，能夠反映一個地區的矛盾糾紛激烈程度以及預防化解矛盾糾紛工作成效，是新時代『楓橋經驗』在社會基層實踐成效的具體檢驗。各地通過將『萬人起訴率』納入法治建設考核和平安建設考核，能夠有效促推矛盾糾紛預防化解從『法院為主、單打獨斗』向『黨委領導、多元共治』轉變，進一步壓實有關部門訴源治理主體責任，真正做實『抓前端、治未病』。

　　『機制創新和制度保障有效助推實現訴源治理目標。』唐璨談道，部分地區及時將訴情會商等有效的治理機制和工作方法納入地方司法文件，形成地區內化解矛盾糾紛的共識和遵循，通過信息共享和長效機制的建立和運行，持續深入推進訴源治理。

　　這幾類案件緣何降幅較大？

　　調研組對『先進生』的探究還在繼續。以案件類型為視角，對數量明顯下降的那些案件進行歸類，會有新的發現和收獲嗎？

　　調研發現，民商事領域中，銀行卡案件(降幅最大，下降29.26%)、物業服務合同案件(降幅為24.54%)、離婚案件(下降19.16%)、房屋買賣合同案件(下降11.04%)、借款合同案件降幅較大。

　　銀行卡案件，為何降幅最大？

　　各地法院一體落實最高法『二號司法建議』，即《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完善信用卡監管政策維護金融安全的司法建議書》，加大信用卡糾紛訴源治理工作，是這一結果產生的有力推手。

　　記者了解到，海南省高級人民法院作出《關於進一步完善信用卡監管政策維護金融安全的司法建議書》，促使今年一季度金融類糾紛減少2.8萬件。陝西高院開展『金融不良債權核銷預查證明』試點工作，從源頭化解小額金融借款合同糾紛和信用卡糾紛，促使陝西法院一季度金融糾紛降幅超50%。廣東廣州轄區收案數同比下降21.54%，尤其是涉金融領域糾紛案下降明顯，主要在於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落實最高法關於信用卡糾紛『銀行自行催收為主，惡意逃廢債司法訴訟斷後』要求，加大金融糾紛訴源治理力度。

　　再看物業服務合同糾紛和離婚糾紛，這兩類糾紛雙下降的背後，是各級法院依托最高法會同中央國家機關建立的『總對總』機制，與相關成員單位加大協同共治力度的成果。

　　黑龍江省佳木斯市中級人民法院聯合轄區住建部門、調委會、物業公司、業主代表五方座談，將大量物業服務合同糾紛化解在前端，物業服務合同案件下降66.34%；安徽銅陵出臺《銅陵市府院聯動化解物業糾紛工作意見(試行)》，細化實化銅陵市物業糾紛調處府院聯動工作，轄區物業糾紛案件大幅下降。

　　貴州省畢節市中級人民法院針對離婚案件量多的實際，專門向黨委專題報告，推動轄區各縣區成立『家事糾紛調解委員會』，在政務服務中心設立『家事糾紛調解委員會辦公室』，形成婦聯提前乾預婦女權益保護和家庭暴力問題、民政部門及時調解化解婚姻家事糾紛、人民法院指導和參與婚姻家事調解的『一體化』合作解紛機制，促推離婚案件下降10個百分點。

　　部分地區糾紛量上昇需關注

　　然而，訴源治理在全國范圍內的推進情況並不平衡，『後進生』亦是客觀存在。糾紛量仍持續大幅增長的部分地區、部分領域，需要更多關注。

　　從最高法立案庭對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新疆、北京、天津、西藏等地訴至法院民事行政糾紛增幅較大的地區調研情況看，案件量上昇較為明顯的三大領域分別是：金融領域，特別是網絡消費貸等小額貸款引發的追償權糾紛、金融借款合同糾紛、信用卡糾紛等；勞動領域，特別是勞務合同糾紛增長明顯；建工領域，建設工程施工合同、承攬合同等糾紛增長明顯。

　　人民法院智慧司法與多元化糾紛解決研究基地研究員、西安交通大學法學院教授張生認為，經濟社會發展變化是上述民商事案件數量增長的重要影響因素。

　　『近年來經濟增速放緩，導致借貸、勞動和建工等涉及基礎經濟關系的案件在短期內呈類型化增長趨勢。』張生談道，民間資金流動活躍而缺乏有效監管導致民間借貸案件多發，房地產市場下行導致建工領域糾紛數量增長。對於這些地區而言，需要在調解組織和調解人員的力量配置、調解能力、專業素養方面進一步加強，同時也要完善調解力量與法院審判團隊的工作對接。

　　『部分地區、部分領域的訴源治理仍顯薄弱，說明仍需進一步提高思想認識，整合糾紛治理資源，加強訴源治理工作的系統性、長遠性與可持續性發展。』湖南警察學院院長、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研究基地(湘潭大學)主任廖永安教授表示：『作為一項系統性工程，訴源治理工作特別要堅持重心前移，將治理資源下沈至前端和基層；加強市場激勵，促進糾紛解決「供給側」「市場化」改革；加強技術賦能，推動訴源治理智能化轉型。』

　　記者注意到，最高法近年來積極開展『數字化』會診，以數據『體檢』找『病因』，用數據思維解難題的工作思路，受到受訪專家的關注和點贊。他們表示，數據會商與會診對於加強訴源治理工作尤其具有重要指導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