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春做報告

　　東北網11月9日電 生活中的好伴侶 事業上的好榜樣

　　牡丹江師范學院保衛處民警、金桂蘭同志的丈夫 李永春

　　各位領導、同志們：

　　站在今天的演講臺上，我的心情非常復雜。說心裡話，作為丈夫，為妻子著想，我真的不希望她當什麼典型。她平時對自己要求夠嚴格的了，她能夠好好地活著，我們全家人就已經很知足了。我實在害怕她那本就虛弱的身體經受不住過多的壓力和勞累。

　　我和桂蘭是在1984年結婚的。我們夫妻相濡以沫，互敬互愛，攜手走過了21個春秋。由於工作原因，多年來我們一直分多聚少。特別是她調入法庭14年來，我們在一起的時間加起來還不到三年。這樣的生活，苦了我，也苦了她，但共同的理想和追求，讓我們在困難中彼此理解，相互支持，從而獲得了別樣的快樂和滿足。幾年來，盡管不幸一次又一次地降臨到我們身上，但面對死神，面對病疼的折磨，我們始終沒有喪失生活的信心，始終沒有放棄對事業的熱愛。在家裡，她是一位好妻子，在單位，她是一名好法官，我為今生遇到這樣一個法官妻子感到幸運和驕傲。

　　桂蘭是一個視工作為生命的人，無論白天黑夜，不管刮風下雨，只要有工作，她就全然忘了勞累和病痛。

　　1993年1月的一個周末，桂蘭打電話給我，要我陪她到偏遠的牛場村送傳票。當時，我正在開會，到家時已經是晚上6點多鍾了，她等不及，就一個人先走了。那天，氣溫零下30幾度，寒風裹挾著鵝毛大雪，打得人臉生痛。我在黑暗中踩著厚厚的積雪，深一腳淺一腳地往牛場村趕。心裡抱怨，什麼大不了的事兒，非趕在這鬼天氣去辦。走出6裡多地，突然前面傳來陣陣狗叫聲，我急忙奔過去，只見桂蘭在空曠的雪地裡獨自一人揮著棍子，幾只惡狗正圍著她狂叫。見此情景，我迅速衝上前去，一把將她拽到身後，摟著她那還在微微顫抖的肩膀，剎那間所有的怨意都化作了心疼，我責怪她說：『你怎麼就不知道愛惜自己呢!』桂蘭喘著粗氣驚魂未定地說：『幸虧你來了。』她接著說：『被告是個生意人，剛從外地回來，明天就要走，如果不抓緊時間將傳票送給他，案子就不好處理了。』事後回憶起來，我真的替她後怕，但桂蘭就是這種人，為了工作，她可以不顧一切。

　　作為法官，桂蘭熱愛自己的工作；作為妻子和母親，她也熱愛自己的家庭，可當工作和家庭利益發生衝突時，她就會毅然地捨小家顧大家，心裡想的始終是工作。

　　結婚這麼多年，她很少有時間待在裡家，可每次回到家，她都會利用這短暫的時間，不知疲倦地乾家務活，為我和孩子做上可口的飯菜，燒好洗腳水。我有時喝多了酒，她就守在床邊，為我端水掖被，從沒有叫過一聲苦，喊過一聲累，我知道，她是在用這種方式來補償對家人的愧疚。

　　孩子小時候，我因為經常外出，桂蘭下鄉或辦案時，不得不把孩子托付給親戚或鄰居照看。一次，她外出調查，由於走得急，就將兒子反鎖在屋裡。走後不久，一個小偷撬開了我家的門，兒子嚇得鑽進了床底。小偷見沒有什麼值錢的東西，就拿了幾件衣服溜走了。金桂蘭回來後，發現家門四敞大開，鎖已被撬，頓時嚇出了一身冷汗，大聲叫喊著孩子的名字：『一男……一男！』不顧一切地衝進屋裡。從驚嚇中逐漸清醒過來的兒子，聽到是媽媽的聲音，纔慢慢從床底下爬出來，一頭撲在媽媽的懷裡，號啕大哭起來。桂蘭含著眼淚輕輕地拍著兒子的後背，『別怕，媽回來了，別怕』。

　　1997年，我家搬到牡丹江市內，由於家與單位相距80多公裡路程，桂蘭十天半個月纔能回一次家，我們相見的機會比過去更少了，更別談照顧孩子了。我在家既當爹又當媽，工作又忙，有時真想跟她發點牢騷，可每次見面後，看到她拖著疲憊的身體為我們忙裡忙外的情景，又實在於心不忍。

　　桂蘭是一個普普通通的朝鮮族女子，但她與病魔抗爭表現出來的常人少有的堅強意志，讓我這個大男人都自愧不如。那是1997年底的一個晚上，我和一名同事夜巡，原本愛說愛笑的同事，今天情緒非常不好。我問他怎麼了，他告訴我，姐姐患乳腺癌去世了。我問：『那為什麼不早住院治療呢？』他說：『開始腋下長了一個腫塊，沒在意，等病重的時候就已經到了晚期了。』『什麼？腋下腫塊！』我差點叫出聲來。我立即聯想到二姨姐前幾天說桂蘭腋下長了一個硬塊。我的腦袋頓時大了，一種不祥的預感侵襲著我。那夜，我不知道怎樣回的家，只記得自己在寒風凜冽的操場上，面對著滿天繁星，一支接一支地吸著煙，坐了很久很久。

　　第二天，天還沒亮，桂蘭就起身趕火車去單位了。當天，我給她打了一個電話，讓她盡快趕回市裡來，好去醫院檢查一下。可她說正忙，沒時間，並安慰我不會有什麼事情的。這樣，一直拖到1998年春天，在我的一再催促下，她纔到醫院做了檢查，醫生告訴我們3天後出結果。

　　那3天，我飯吃不好，覺睡不實，默默祈禱我們家桂蘭平安。當醫生告訴我妻子患的真是乳腺癌時，我呆住了，半天說不出話來。那天夜裡，我們相擁而泣，她流著淚說：『真對不起，我怎麼會得這種病呀，我們的兒子還小，我還沒有完成任務啊！我一走，你們爺倆誰來照顧啊！況且，我纔40歲，我還想再多乾點事兒呀！』我一邊給她擦著眼淚，一邊安慰她：『不要太傷心了，我們還有房子，我和兒子還有血，我就是扒房賣瓦、砸鍋賣血，也要把你的病治好。』一晚上，我們誰都沒有睡，相互安慰和鼓勵著，不知不覺天已放亮。

　　為防止癌細胞繼續擴散，桂蘭前半身肋條上的肉全部被切除，留下了巨大的疤痕。時至今日，每當我想到她為此而承受的巨大病痛折磨時，我心裡就會陣陣發疼，有時想著想著，眼淚就會不知不覺地流了出來。

　　這次大手術後，醫生告誡她要休息3年。可沒過多久，病情稍有穩定，她就堅持要上班。我?不過她，只好同意了。我知道，像她這樣視事業為生命，視群眾為親人的人，讓她待著，就是一種痛苦的折磨。

　　桂蘭上班後，我總擔心她的身體能不能橕得住。一天，我辦事途經她單位，特意下了車看她。在她辦公室門前，聚集著十幾個人，有褲腿挽到膝蓋，腳上粘滿泥巴的小伙子；有滿頭白發、敞著懷的老大爺；也有帶著孩子的婦女。在她的辦公室裡，有的當事人講到動情處時，激切的言辭，刺人耳鼓；有的當事人抽著辛辣的旱煙，嗆得人睜不開眼睛。我知道桂蘭最愛乾淨，最煩抽煙，可她對當事人卻絲毫沒有一點嫌棄之意，耐心、熱心、誠心地回答著一個又一個問題，排解著一個又一個糾紛。在幾個小時的時間裡，一個又一個當事人帶著滿意走了，可她連地方都沒有動一下。我真想走上去，替她擦把汗，給她倒杯水；我真想提醒她，你還要不要命了？可我沒有這樣做，我實在怕打擾她的工作。

　　由於過度勞累，桂蘭又患上了嚴重的膽結石。在我和孩子的一再勸說下，她第六次被送進了手術室。醫生給她取出了一個核桃仁般帶刺的結石。手術後，在家休養的金桂蘭感覺不適，包紮傷口的十幾層紗布全被血水浸透了。我立即找車將她送到醫院，大夫打開紗布一看，縫了11針的傷口已經全部化膿，僅膿血就抽出兩罐頭瓶子。為了把膿血擦淨，醫生拿著大塊的紗布，在傷口處擦了一遍又一遍，紗布換了一塊又一塊。忍著巨大的疼痛，堅強的她咬緊牙關，硬是沒吭一聲。

　　這次手術後，我想她總該在家好好休養一下了吧。可她只休息了幾天，就又要去上班。我的火氣馬上就上來了，第一次對她發了脾氣：『金桂蘭，你這是圖的啥，你是不是腦子有問題？』可她最終還是坐上了去往單位的火車。

　　送走金桂蘭，我後悔了。她為了啥，難道作為丈夫的我還不清楚麼，是為了錢嗎？不是！這麼多年雖然家庭拮據，她自己連一件象樣的衣服都捨不得買，但對當事人送的錢物，她一次也沒收過，單位關心我們，特批了5000元住院補助款，她都如數退了回去。是為了權嗎？也不是！她十幾年如一日，甘心當一名普通的法官，把幾次提昇的機會，都讓給了別人。是圖舒適嗎？更不是！組織上幾次調她到市裡工作，她都謝絕了。她到底為了什麼？不就是為了她所鍾愛的審判事業麼！不就是為了她心中時刻牽掛著的父老鄉親麼！

　　夜深人靜的時候，我常常一個人抽著煙冥想。桂蘭對鄉親們感情，就像樹葉對根一樣，有著深深的眷戀和熱愛，桂蘭和鄉親們的關系，就像魚和水一樣離不開。她真心實意地為鄉親們排懮解難，鄉親們一樣沒有忘記桂蘭，得知她有病，那麼多人想著她，惦記著她，關心她，就憑這一點，我們再苦、再累也心甘情願。

　　去年底，從部隊復員回來的兒子，親手做了一桌飯菜，來招待我和他媽媽。我們朝鮮族喜歡唱歌跳舞，那天，桂蘭唱了一首歌，是她平日裡最喜歡的《從頭再來》。她深情地唱道：『昨天所有的榮譽，已變成遙遠的回憶；勤勤苦苦已度過半生，今夜重又走進風雨；我不能隨波浮沈，為了我摯愛的親人，再苦再難也要堅強……』歌還沒唱完，我和兒子都已經淚流滿面了。

　　這些年來，黨和人民給了金桂蘭很多榮譽，這是她的驕傲，也是我們全家的榮耀。20多年的夫妻生活，我從桂蘭身上悟出了許多做人的道理，人活著，不在於生命的長短，而在於它的質量，這種質量體現在為社會、為人民做了多少事情。作為一名人民警察，我要像妻子那樣，在有限的生命裡努力為黨工作，多為群眾辦事，像桂蘭那樣，做一個咱老百姓的好民警。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