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包』者雲集綏芬河火車站。周麗娟攝

　　王俊平作

　　東北網4月15日訊 20世紀80年代，共和國面向俄羅斯(前蘇聯)重新打開國門，開啟了一個沿邊開放的偉大時代。

　　此舉，終結了20世紀60年代以來『共飲一江水，兩岸不往來』的灰色歷史，中俄經濟貿易的大幕徐徐拉開，同時，易貨風暴引發了思想解放的頭腦風暴……

　　國門重開，黑龍江商潮洶湧，驚濤拍岸。潮起潮落間，我們懂得了依靠誠信贏得市場的真諦。

　　國門重開，憑借地緣優勢，我們南聯北開，引發『穿堂風』效應，不僅喚來東南沿海溫潤的風，也匯聚了東南亞的熱風。從此，黑龍江走向世界，世界了解了黑龍江。

　　國門重開，我們衝出死角，踏上了興邊、富民、強省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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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瓜叩門，重啟冰封二十年的商貿航程。國門打開，封閉了二十幾年的黑龍江豁然開朗，往日沈寂的東北角一夜之間變成了暢通的歐亞大陸橋。黑龍江人由此闖出一條路，這條路通向前蘇聯，通向韓國、日本，通向東南亞，通向歐洲和美洲

　　黑龍江省位於中國的最北端，雖然有3000多公裡邊境線，但是邊境線那邊的國家只有一個——前蘇聯。當兩國的關系處在蜜月期時，黑龍江省是『近水樓臺先得月』，『老大哥』的經濟技術援助優先到達黑龍江，黑龍江省也一度成為全國經濟的熱點地區；當雙方關系降到冰點後，黑龍江省也是首當其衝。隨著對方技術和資金的撤走，黑龍江的經濟腳步迅速減慢，二十幾年後，黑龍江已經成為不折不扣的中國經濟欠發達地區。

　　綏芬河，中蘇東部邊境的一個小城，因中東鐵路綏濱線起點而聞名。20世紀20年代，綏芬河繁華一時，人口從幾千迅速膨脹到6萬，18個國家在此設立商號和辦事機構，這裡成為名副其實的『國境商都』。就是這樣一個國際商貿中心，在中蘇關系最緊張的時候，綏芬河變成了東寧縣的一個人民公社，人口只剩一萬多人。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與前蘇聯關系出現松動跡象。1984年，一位國家領導人來到綏芬河，講了類似這樣的話：兩國關系遲早要改善，綏芬河可以做些『以下促上，促進開放』的事情，在對外開放上綏芬河和海南島爭取做到『南海北綏，兩翼齊飛』。

　　在這次指示和鼓勵下，綏芬河人醞釀了一次試探性的外交活動。1986年9月，綏芬河市以地方友好協會的名義向對面的波格拉尼齊內區送去了1000斤西瓜。令人欣喜的是，對方不僅欣然接受，而且將此作為兩國友好的象征。

　　當時作為綏芬河友好協會的會長，李恩泰親歷了『西瓜外交』的整個過程。 『外事無小事，有事就通天。當時我們沒有請示外交部門，這是犯大忌的。毫不誇張地講，這次活動我們是冒了政治風險的。』但實踐證明，正是這次犯大忌的『西瓜外交』，開啟了中蘇冰封二十幾年的航程。

　　1987年10月28日，濱海邊疆區波格拉尼齊內區，前蘇聯地方代表羅仁克和中國地方代表紀慶福簽訂了《中國綏芬河市與蘇聯波格拉尼齊內區關於開展以貨易貨和經濟技術合作的協議》，雙方達成了52.9億瑞士法郎的易貨協議。

　　從此以後，沈寂了多年的兩國邊境迅速熱鬧起來，一個個口岸相繼開通，一群群洋人走進來，一包包貨物運出去。雙方用生硬的語言和手勢交流著，談論著，就像多年未見的朋友，熟悉而又陌生，興奮而又緊張。在戈爾巴喬夫訪華，兩國關系走向正常化之後，邊境由熱鬧而喧囂，1993年，雙方的交往和邊境貿易達到一個高峰。

　　國門的打開，使封閉了二十幾年的黑龍江豁然開朗，往日封閉的東北角一夜之間變成了暢通的歐亞大陸橋。黑龍江人由此闖出一條路，這條路通向前蘇聯，通向韓國、日本，通向東南亞，通向歐洲和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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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豆換木材，服裝換化肥，成為中國與前蘇聯恢復友好後我省第一批邊境貿易。此舉瞬間點燃了全民參與邊貿的熱情。美麗的黑龍江上穿梭著兩國的貨輪，漫長的邊境線上活躍著『倒包』者的身影，雙方用最原始的易貨方式，創造著一個個貿易神話

　　當600噸中國馬鈴薯跨過同江口岸，它們換回了7000立方米造紙木材。中國人看著木材笑了。對方看著他們急需的馬鈴薯，也笑了。

　　那是1987年。中國與前蘇聯兩國門戶洞開。以土豆換木材，用西瓜換化肥，成為兩國關系恢復友好後，我省第一批對前蘇聯的邊境貿易。在當時，這批貿易引起了不小的轟動。它在瞬間點燃了全民參與邊貿的熱情。美麗的黑龍江上穿梭著兩國的貨輪，漫長的邊境線上活躍著『倒包』者的身影。

　　20餘年過去了。當年的同江市口岸辦副主任侯國橋已是76歲的老人。在以土豆換木材的生意中，他衝鋒在前。盡管現在頭發已經花白，但憶及當年往事，侯國橋老人依然談笑風生。聽者則從他身上感受到了當年『金戈鐵馬』的豪情。

　　老人至今還記得，1986年6月10日，當前蘇聯第一艘貨輪駛入同江港時，他的心中充滿了興奮、好奇，甚至還有一絲緊張。在與對方的交談中，他居然不敢隨便說話。在當時，老人尚未意識到，隨著這艘船的駛入，一個新的時代開始了。

　　或許是塵封得太久，開放的大門一經打開，則勢如破竹。南來北往的客商湧向祖國東北角的邊境線。甚至普通百姓也湧向了那裡，尋找合適的商機。剛剛開放的口岸還未來得及做好准備，一夜間驟增的人群使得衣食住行都成了難題。現任同江市委宣傳部副部長王樹林說，幾十年不相往來，在門戶打開之初，難免顯得有些手足無措。無奈之下，他們將客商領到家裡吃住。

　　古老的黑龍江承載起現代社會商品交換的重任。中國的輕工產品、農副產品、機電產品走出去，對方的化肥、木材、鋼材運進來。侯國橋老人用『貨換貨，兩頭熱』來形容當時人們對商品交換的熱衷。最簡單的民間貿易也在進行著：一盒泡泡糖換一塊毛料布，一雙旅游鞋換一條銀項鏈。現在看來，這幾乎是令人無法想象的事實。然而，在那段時期，兩國卻用最原始的易貨方式，創造了一個現代版的貿易神話。

　　這一時期的商品交換，很難用商品的真實價格來衡量其合理性。甚至交換的方式也是最原始的——易貨貿易。然而，它卻符合了一條最簡單的市場經濟規律：兩國資源結構、經濟結構的互補性使雙方互相投入了最大的熱情。在這場交易中，無所謂虧盈，因為，『需要就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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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8年，綏芬河61名農民作為農業專家到前蘇聯種菜，這是兩國恢復邊貿後的第一個勞務合作項目。現在，在俄羅斯邊境地區，無論是城市，還是農村，無論是建築工地，還是牧場農田，都能看到中國勞務人員的身影，其中不少精英已從建築工人變成建築商，從普通農民成長為『農場主』

　　早在1988年，綏芬河對前蘇聯勞務輸出就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與波格拉尼奇內簽訂了第一個合作項目，派遣61名農民過境種菜。也在那一年，綏芬河向波格拉尼奇內派了三支建築隊。

　　現在，在東寧縣，有相當數量的農民在中俄邊境兩側過著『候鳥』生活——春耕之前，他們過境從事辛勞的種植、養殖等各業；秋收之後，他們回來享受清閑而富足的幸福時光。

　　封瑞霞就是這群『候鳥』中的一個。2008年3月20日，當記者在東寧縣城內一家農雜商店前遇到她時，她正在買農藥。這位現年52歲的中年婦女看上去十分乾練，且有生意人那種特有的刻意低調。

　　封瑞霞是東寧縣東寧鎮菜一村農民，家有夫妻二人和兩個兒子。在東寧縣口岸開通不久，很有經商頭腦的她便與人合伙，做起從牡丹江向烏蘇裡斯克販運水果蔬菜的生意。後來，她和合伙人分家單乾。近年來，由於很多人到俄羅斯承包土地種植果菜，那邊較低的成本和價格使她家的生意越來越難做了。最終，她家也選擇了到那邊去種地。到今年，她家的種植規模已達十多個大棚另加二十餘公頃大田，總投入已達一百多萬元。

　　封瑞霞告訴記者，她丈夫和兒子早在今年2月初就過境了，她在購完農藥等農資材料和招僱18個幫手後，也將奔赴烏蘇裡斯克和家人會合。

　　東寧縣農委副主任秦海玲告訴記者，據初步統計，在東寧像封瑞霞這樣的『候鳥』農民已達1.3萬，約佔該縣農村勞動力的兩成左右。此外，這些農民還從本縣和外市縣招用了大批農民為他們打工。近年來，他們每年賺回的勞務收入都過億元。對俄勞務輸出，已成為該縣農民增收致富的首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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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經歷了封閉世界到開放世界的慌亂後，人們驀然發現，邊境線的那一側，是如此廣闊的市場。人們的視野開闊了，思想也跟著前行。邊境口岸悄然迎來『經理時代』，大小公司數不勝數。觀念改變，由易貨『風暴』引發的頭腦『風暴』成為沿邊發展的強勁動力

　　曾經，離開自己的戶口所在地去另一個地方，要到主管部門開具介紹信，目的地的有關部門也會隨時查對這些證件。綏芬河等邊境地區，還要到有關部門辦理邊境臨時居民證，做小買賣也是被嚴格禁止的。

　　一個外地人要到綏芬河辦事，則須經過多重手續辦理邊境通行證，甚至比現在辦出國手續還要難。

　　這種狀況直到1987年纔有所改變。當年的1月1日起，綏芬河市取消查驗邊境居民證和邊境通行證。自此，人們可以自由出入綏芬河了。

　　第二年，綏芬河市市長紀慶福在哈爾濱舉行口岸對外開放新聞發布會上，公布了十條經商優惠政策以吸引全省乃至全國的各界人士到綏芬河創業。封閉經年的綏芬河羞答答地向人們頻頻招手。也正是從那時起，大批懷揣淘金夢的外來人如潮水般湧進綏芬河。

　　回憶起當時的情形，曾做過省貿促會會長、現任省政協經委主任的紀慶福告訴記者，雖然當時對外對內的大門均已打開，但是還有很多『規矩』束縛著人們的手腳。其中，最主要的是只有很少幾個國有企業享有外貿經營權，最具活力的私營企業被排除在外。眼看著有錢賺但是不得其門而入，急壞了來此淘金的人們。於是『承包』、『掛靠』等經營形式先後出現，眾多公司也紛紛以省對外貿易總公司及其分公司的名義從事貿易。這種現象後來被戲稱作『一個身份眾人用，一頂帽子大家戴』。

　　1992年，國務院正式批准綏芬河市為沿邊開放口岸，並給予了一系列優惠政策。在這些政策中，既有對外貿易經營權向各種所有制企業開放的內容，也有出國護照的審批權下放綏芬河的內容。而後者對做外貿的人來說尤為重要。因為做外貿必然有人出入境，在此之前，辦理護照要經過國家、省裡和牡丹江市裡的層層審批，整個過程漫長而又耗神。審批權的下放，意味著出國更加容易了，做生意的成本更低了。

　　束縛解除，活力迸發。時任市外辦主任、現已退休在家的李恩泰，在他的書中記錄了當時綏芬河人的經商熱：人們最急切要學習的也只有一個：俄語；人們最想做的事也只有一件：開公司。

　　到1992年年末，據有關部門統計，綏芬河已有1000多家外貿公司和1200多家內貿公司，另有4000多家個體戶。當時有人戲稱，如果不經意間在大街上扔塊石頭，肯定能砸到一位公司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