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求明(82歲，醫學博士，著名心外科專家，國內乃至亞洲存活最長『換心人』的主刀醫生，新近榮獲中國醫師協會『金刀獎』)

　　東北網5月6日訊 早年從洋人所辦的上海聖約翰大學讀完了醫學博士，一直希望在我們這一代人的手上將中國人所掌握的先進的醫療技術向世界展示。直到改革開放，我已進入半百年紀時，幸運地趕上了國家重視人纔重視科學技術發展的大好時期。

　　進入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作為一個醫生，看到我們同發達國家的醫療技術差距，很是著急。1986年，在我進入60歲時，因為新藥新技術的問世，國際上又一個心髒器官移植高峰到來，我決心搏一搏，准備向心髒移植這個高新技術領域做一次衝刺。

　　當時，在歐美國家，施行心髒移植手術來挽救晚期心髒病人的生命已不是難事，那個時候，全世界已有216家醫院共進行了近1.7萬例換心術。接受心髒移植的患者最長生存時間已達21年。而在我國，心髒移植技術雖然開展，但活過一年的一例都沒有。這個事實很是讓我心有不甘。1992年，在做了6年有目標的准備後，我們同各科室的合作進入了最完備的階段。楊玉民，患晚期擴張型心肌病的青年農民被我們選中，後來16年的事實證明，我們所做的一切是成功的。

　　如今，我們的移植技術已經成熟。但是，作為一個老醫學工作者，我感到，我們同發達國家的差距仍然很大。我國在心髒移植等治療技術上雖然有了很大進步，但是因為腦死亡沒有立法，人們對捐獻器官還沒有達到更高文明程度的認識，無法做到在一個人腦死亡的情況下,他健康的器官能為他人造福。這絕不僅僅是個醫療技術和技巧問題，這是人類對生命關愛的一種表達方式。一個人願意把自己的器官貢獻給他人，是非常非常高尚的事情。在第一例換心人手術成功後，我們就迫切地提出對腦死亡立法，只有全社會的文明程度提高了，器官捐獻走入正常的軌道，高超的醫療技術纔能真正為提高人的生命質量服務。

　　現在，看到我們的患者在走出死亡陰影後，像常人一樣健康地生活是令人欣慰的事情。前不久，我的一個來自四川的心髒移植患者打來電話，他已健康生存5個年頭了。他去了西藏，到達了5500多米的地方。這就是器官移植所要達到的目的，讓患者愈後能融入社會，不再是個患者，這是我作為一名醫生的最大心願。

　　蔣樹林(50歲，著名心外科專家、博士生導師)

　　我的從醫生涯是伴隨著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步伐的。1977年參加高考前，16歲的我下鄉當過農民，又當過工人，一次工友半夜突然肚子劇痛，我用板車把他拉到十八裡地外的縣醫院，一位『白大褂』幫工友止了痛、治好了病，我第一次對醫生這個職業產生了敬仰。1977年國家恢復高考，我就報考了哈醫大，大學讀完，我已深深熱愛上了這個職業，通過艱難的考試留在了哈醫大附院做醫生。那時，我們年輕醫生的眼光已隨著開放的窗口，望向了世界。了解得越多越感到自己的不足，我又在職讀了研究生，之後又師從趙士傑教授做博士研究。自那時起，我接觸了器官移植，並且榮幸地趕上了1987年前後國際上器官移植的第二次技術上昇的高峰。

　　30年從醫的經歷，讓我能清晰地感到，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改革開放開始時，我們的醫療技術同西方發達國家的巨大差距，也能清晰地感到追趕世界先進水平這三十年來我們所邁出的堅實的腳步。醫者對患者有三責，減輕痛苦，治療疾病，延長生命。以往，我們大多數時候只能做到為病人減輕痛苦這一基本責任，而現在，多學科的合作已經走入常規，治療疾病，延長有質量的生命，已經是我們能做到的了。

　　醫療事業是和社會發展緊密相連的，它除了技術進步，還要依賴於人們觀念的進步。器官移植，在技術上我們已經成熟，可是，作為人只有的惟一一顆的心髒，它的移植供體的來源仰仗於器官捐獻，什麼時候在我們的身邊有更多的人在身後願意捐獻自己的器官造福他人，纔是最大的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