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哈爾濱9月28日電　題：『改革開放30年，我的人生越來越精彩』

　　47歲的哈爾濱工業大學教授孫毅至今記得20多年前使用過的計算機：那是當時全校最先進的計算設備，內存32K，外接設備一大堆，佔滿整個房間，效率連現在的萬分之一都不到。即便這樣，因為要使用的老師很多，還要排隊。而眼下，學校有了各種高端、尖端設備，有些針對特定環境的科研設備，已經超過歐美院校。

　　孫毅說：『改革開放以來的這30年，是中國高等學校教育和科研事業發展壯大的30年。作為一名高校教師，我親身經歷也見證了中國知識分子工作和生活中的巨大變化。』

　　孫毅的講述是從中國恢復高考制度的1977年開始的：

　　我是土生土長的哈爾濱人，也是『土生土長』的哈工大人。1977年，正在讀高一的我參加了高考並且幸運地考上了哈工大力學師資班，那一年我16歲。

　　記得那時糧食是實行定量供應的，我們每個月1公斤大米，2.5公斤白面，剩下都是粗糧。大學裡不發肉票，大家下課第一件事就是往食堂跑，跑得快的偶爾能吃到紅燜肉，5毛錢一份，排在後面一點的能吃到豆腐。如果豆腐也沒吃到，就只好吃白菜，是白水加點鹽的那種。

　　上學幾年在食堂吃飯從來都是站著，人多，沒有凳子。一些南方學生、下過鄉的學生，就蹲在食堂門口的樹陰裡，捧著碗邊吃邊聊。雖然條件苦些，可大家都非常珍惜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許多同學都是早上四五點鍾起床，晚上12點以後入睡。

　　1984年，我留校任教並攻讀在職博士，學校把國家公派高校教師出國進修的名額給了我，我被派往法國，並在法國電力公司研究院完成了博士後研究。1991年末，我回到哈工大航天學院航天工程與力學系任教，正式開始了一名高校教師的職業生涯。

　　當時教師住房非常緊張，學生宿捨樓裡一半住著學生，另一半住著結了婚成了家的教師。我的很多老師都住在那樣的『筒子樓』裡，廚房、衛生間是公用的，也有一間房間隔開住兩家人的情況。就是那樣的條件，也是稀缺資源，像我這樣的青年教師，根本排不上。有特別需要的外地教師，要打報告借房子，能借到是很不容易的。

　　對我們這些知識分子來說，寂寞、清苦都好克服，可我們不能在教學和科研上落後於別的國家。上世紀80年代初，中國高校科研工作剛起步，加上十年動亂的影響，物質和客觀條件都比較差。當時我們學校的力學實驗室保護和維修得都很好，是學校的標兵，但設備幾十年沒有更新，缺乏許多必要的實驗手段和方法。

　　非常幸運的是，我的導師王鐸和杜善義等人頂著壓力，率先開展了一些科研工作，使我們具備了迅速起步的基礎和科研方向。特別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國家采取派出留學人員、聘請外國專家、學者等很多辦法，有效提高了國內高校的教學和科研水平。到1989年我博士畢業時，我們國家已經開始在一些研究領域達到國際先進水平，在我所從事的細觀力學、損傷和斷裂力學研究領域也是如此。

　　隨著國家對科技和教育事業的支持和投入力度不斷加大，情況越來越好。現在，國內大專院校的實驗設備，在很多方面和國外一流大學相差無幾。學校能夠提供與國外一流大學相同的環境和條件讓我們去搞科研。

　　物質生活的變化也是翻天覆地。剛上班時，我每月62元的工資在當時已經不低了，目前的工資是那時的100倍。現在，我和家人住在學校的『園丁小區』，115平方米的三室兩廳，樓下就是花園，旁邊還有體育場，很方便鍛煉身體。

　　我想，對我們這些經歷過特殊歷史時期的知識分子來說，最能為我們帶來精神滿足的還是自我價值的實現。我們可以通過自己的工作為國家做貢獻，而且能得到社會的尊重和承認。

　　今後，我會繼續從事微納米力學分析方面的研究，這一領域是國際前沿和熱點，希望我們的工作能夠對航天、航空等工程領域有所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