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龍江新聞網訊 近日，由哈爾濱師范大學文學院、審美文化與龍江文學研究中心主辦的遲子建、阿成文學創作學術研討會在哈爾濱舉行。遲子建、阿成是黑龍江本土成長起來的全國知名作家，他們對文學藝術有著執著的信仰，是描寫黑土文化的文壇重量級人物。來自全國各地40餘位專家學者在對兩位作家的作品進行深入分析的同時，還對當下文學創作面臨的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

　　遲子建獨立、純淨的文學姿態

　　山東師范大學文學院吳義勤教授指出，遲子建的創作更多的是源於生命本能對文學的感受，她有恆定的世界觀、文學觀，是基於溫暖人情、人性的希望而寫作。此外，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遲子建幾乎是唯一一個不需要通過文學潮流來證明自己價值的作家，她在紛紜變幻的文學潮流之外保持著獨立、純淨的文學姿態。

　　復旦大學中文系欒梅健教授認為，在日益工業化、城市化的當下，遲子建的長篇小說《額爾古納河右岸》給讀者留下了最後的、一去不復返的、傳統游牧民族的生活畫卷，從而具有重要的文學史地位。遲子建對鄂溫克族的游牧文明持平等、同情的態度，那種游牧文明對於現代人治療都市文明病具有啟示意義。

　　《文藝理論與批評》雜志社李雲雷副編審指出，遲子建小說恰好處於由主流意識形態關注的主旋律文學和學院派關注的純文學的交匯點上，可以得到雙方的贊同。遲子建不跟風，不追逐潮流，又有恆定的創作追求，她不是追求『真』，而是追求『美』。遲子建小說特別展示的苦難中的溫暖、人性之美恰好迎合了主旋律文學和純文學的雙重要求。

　　哈爾濱師范大學文學院馮毓雲教授從海德格爾存在哲學高度肯定了遲子建小說對詩意棲居理想的書寫。她認為，遲子建對自然的崇拜是一種對人的存在的深深懮慮，是一種對生命存在根基的守護。遲子建回望自然家園，打破了人與自然的二元對立，鞭策了人類中心主義。遲子建小說展現的世界充滿男歡女愛、人情世故、風土人情、人間親情，誕生與死亡、災難與祝福、勝利與家恥、忍耐與衰退相處一堂，展示了本真的生存世界。遲子建作品追求詩意價值，是本真的，不粉飾的，超越了海德格爾。

　　廈門大學中文系鄭國慶副教授主要談及遲子建的《額爾古納河右岸》。他認為，在《額爾古納河右岸》中，遲子建竭力在小說中留存著鄂溫克族那些自然之子朴素的生存方式與價值，這些朴素而優美的價值與現代文明的物欲、發展、貪婪、勾心斗角形成了另一種參照性的人文景觀，從而提示著我們現代文明的盲點。它展現的鄂溫克族的生活智慧與生命態度，仍然是後現代的今天可以汲取的資源。

　　哈爾濱師范大學文學院汪樹東副教授認為，若想取得更大的成績，遲子建就必須慢慢地擺脫對人生的古典式理解，對所謂的溫情、畸異人物、庸常人生、回歸自然等采取十足的反思立場，重新發現人性的復雜性、兩難性、悖論性，展示出人物的精神深度，尋找主體人格建立的可能性。她不能太沈迷於生活表面的小優雅和小情調，更不能總是處理那些沒有多少精神深度的人物和事件。她需要去把握人生許多更嚴峻的瞬間，展開內在靈魂的自我對話，展示出重濁、寬廣、深邃而又富有生命力的靈性世界。

　　阿成哈爾濱城市靈魂的守望者

　　哈爾濱師范大學文學院劉紹信教授較為系統地評介了近二十多年來中國批評界對阿成小說的批評狀況。至今為止，國內知名的批評家李潔非、何鎮邦、洪治綱、陳思和等人都寫過關於阿成小說的批評文章，現有研究主要集中從鄉土文化、民俗文化、筆記小說、詩意描繪、平民立場等方面進入阿成小說。他認為今後的阿成小說研究應該特別關注阿成短篇小說的敘事形式，發掘阿成小說恆定的、成功的文學經驗。

　　黑龍江大學文學院張景超教授認為，阿成是個很有個性、很有風格的作家。他的風格就是淳朴、寬厚而博大。他的風格體現了北方人的文化精神。他寫的多是我們日常生活中經歷過、見到過、聽說過的事，還常常都是些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的悲歡離合。他的作品讓人感到真實、親切，並且浸潤著人文主義的關懷，讓人感到醉人的溫熱。阿成作品流淌著一種博大的文化精神，這種博大的文化精神一是來自北方地域所形成的粗狂豪放的性格，一是來自歐洲現代文化的濡染。

　　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叢坤研究員把小說家阿成稱作哈爾濱城市靈魂的守望者。他指出阿成小說的獨特之處在於，單篇看似平淡，難見精彩；將其連綴起來加以閱讀，那種易為讀者所忽略的精巧、細致，匠心獨運，躍然紙上。這纔體味到阿成創作的良苦用心。或可以說阿成作品整體上是幅《清明上河圖》，而構成這幅圖的就是那一篇篇短篇作品，微觀與宏觀、小巧與大氣的微妙組合正是阿成的獨特之處。

　　哈爾濱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徐志偉對阿成比較感興趣的是他所呈現的都市空間。在阿成的作品裡，哈爾濱這座城市既擅長隱藏自己的秘密，又擅長以最瑣碎敏感甚至戲謔的方式來揭示這些秘密。這或許正是阿成的都市空間的深刻與獨異之處。

　　阿成、遲子建寫作中的世界性因素

　　《綏化學院學報》林超然主編則把遲子建和阿成小說進行了別出心裁的對讀。他指出，道德仍是黑龍江文學最大的母題，遲子建與阿成也不例外，他們大多數作品中人物的成功都是道德的成功，失敗也是道德的失敗。在以文學方式具體介入和乾預當代社會時，遲子建強調的是商品因素對傳統農業文明的入侵和重大損傷；阿成則熱衷寫市民的俗變，寫雅文化在城市的尷尬境遇。他們都是以道德為核心的中國傳統文化體系的忠實捍衛者。其次，遲子建與阿成都是相同的文學懷鄉者，而且這種懷鄉已被精神化、理念化、藝術化。再次，環境本身也能成為小說的主體，小說的語言也是小說的目的，這是遲子建與阿成的創作共識，他們的小說就是語言、人物詩化的同構。

　　武漢大學文學院於可訓教授做了題為《遲子建、阿成與東北作家群》的大會發言。他認為，上世紀30年代由蕭紅、蕭軍、舒群、白朗、駱賓基、端木蕻良等人代表的東北作家群對東北的文學書寫奠定了人們對東北的印象，那就是黑土地、蠻荒、原始、充滿苦難、具有反抗精神。但是遲子建、阿成等人的出現，有可能顛覆東北作家群給人的東北印象。相對於蕭紅筆下的平民百姓的愚昧和苦難，遲子建更關注平民百姓苦難中的溫暖和溫情。遲子建的神秘主義、泛靈論傾向比蕭紅更為明顯。像《偽滿洲國》這樣的小說顯示出的氣象和格局都比蕭紅小說更大。阿成小說對哈爾濱五行八作、三教九流的市井細民的書寫也豐富了東北作家群的人物畫廊，尤其是對那些流亡者的塑造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遲子建、阿成的寫作與北歐國家的文學有一種隱秘的呼應，例如那種神秘主義、童話風格，都是世界性因素的明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