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網4月9日訊 盡管王宗明在各方的關注下如願出省，但『博士煙攤』留給人們的衝擊還在繼續，不僅僅是因為觸動了僵硬的人纔管理體制，還在於在那樣一個『全民經商』的時代背景下，帶給人太多的聯想。

　　東農老校長

　　人纔流動一潭死水

　　當年東北農學院院長、如今年近八旬的史伯鴻教授對這件事情的細節已記不清了，但對當年畢業生流動的大環境印象深刻。那時省裡政策非常嚴格，在交出省培養費上管得挺死。東北農學院作為省屬院校，花的是省財政的錢，不僅學生出省要交培養費，就是在本省也不能向農場系統分配，因為當時的農場系統是財政單列。文革前，各農場的基層單位和領導乾部中有很多都是東農的畢業生，但是進入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由於政策的因素，切斷了為農場培養人纔的渠道。

　　史教授回憶說，這個時期，其他的農業院校爭相為北京、農業部等單位輸送人纔，而我省的觀念相當落後，『不能花自己的錢為別人培養人纔』的想法非常普遍，各個單位都把住自己的人纔不放，人纔流動障礙重重，死水一潭。從美國做訪問學者歸來的史伯鴻感觸頗深：那時美國思想開放，已提出『全球化』的概念，而我省連『全國化』都沒能做到。

　　『全民經商潮』

　　衝擊高校校園

　　鄭堅偉是1981年恢復碩士學位後第一屆東北農學院的研究生，1984年底留校擔任動醫系助教，應算是王宗明的師兄。鄭堅偉回憶說，當時王宗明擺煙攤確有引起輿論關注的因素，但那時擺半天煙攤比教授一天掙得要多也是事實。王宗明的老師和同學們對此都有同感，認為那時是社會上腦體倒掛最嚴重的時期，也是高校教師待遇最低的時期。在全民經商的環境裡，有的青年教師也加入到每晚在宿捨樓賣茶蛋、大米查粥的隊伍，還有的蹬三輪車到火車站拉腳。

　　鄭堅偉記得，王宗明擺煙攤的1988年，正是『全民下海』熱情最高的時候，商潮對象牙塔的衝擊同樣巨大。資料顯示，北京地區招收89級研究生，計劃招收8600名，但報名人數不足6000名，報名與招生出現倒掛，為應屆畢業生報考研究生比例最低的一年。也是在那時，畢業生的首選不是政府機關，更不是科研院所和大專院校，而是外貿公司、商檢、海關。當時在東農校園內老師兼職現象十分普遍，像研究傳染病的就到養雞場，或給養殖戶當顧問，報酬遠遠高於工資。到1997年，僅東農在外兼職的教師就有上百人，以致學校在這一年對在外兼職的教師們下了『通牒』，那些不想回到學校的老師們把人事和勞資關系從學校遷出。

　　『腦體倒掛』無法回避的體制之痛

　　王宗明的同學魏萍現在是東北農業大學動醫學院黨委書記、博導，他回憶說，1986年研究生畢業留校後的3年裡，一直掙82元工資，1989年評為講師，工資漲到95元；1992年晉為副教授工資漲到113元，還比不上在後勤當工人的愛人掙得多。魏萍感慨：『那時社會上盛行「窮教授，傻博士」的說法，農大校門前的小攤販一年下來都成了萬元戶。』

　　鄭堅偉對此也深有同感。他說：那時大學教師的兼職現象和人纔『暗流失』非常普遍。當年以大學青年教師身份成為哈市香坊區政協委員的他，曾對腦體倒掛現象作過專題調研。他清楚地記得，1990年，東北農學院一級教授許振英的工資是700元出頭，而哈市幾家大企業一般工人掙四五百元，壟斷行業電力、鐵路職工六七百元，而星級酒店餐廳的服務員工資是七八百元；乾個體收入更可觀，在秋林附近蹬一天三輪車能掙60-80元，木材廠的小商販都看不起東農的教授。『在那樣的形勢面前，人的思想波動非常大。這種腦體倒掛的現實甚至影響了很多人後來的人生走向。』其實，鄭堅偉說的也包括他自己。1993年，鄭堅偉邁出了兼職的第一步，到帕弗爾酒店擔任部門經理，月收入1500元。這份收入，相當於大學裡一級教授的兩倍，相當於他當副教授工資的近14倍。『太誘人了！』到1997年，鄭堅偉把自己的檔案和工資關系從學校拿走，結束了一腳門裡一腳門外的兼職生涯，徹底告別了大學教師的崗位，走上了最終成為民營企業家和全國特種飼料領軍人物的另一條發展道路。